回到美国中产阶级的问题上，之所以他们对总统大选表现冷淡，乃是因为他们的权利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因为它的民主已经丝丝入扣地渗透于一切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当中，美国民众根本不需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几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那样成本很贵、代价极高。一来正是因为社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任何人上台都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权力“随随便便”交给一个人，而不必担心他把国家引入灾难和邪路；二来总统有非常严格的任期，没有终身制；三来社会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主、经济民主、法律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呼应，人民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包括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的所有掌权者如何行使权力进行一视同仁、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一种“日常的民主”比大选时“一人一票”的民主重要得多，有效得多，成本也低得多。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市场经济、文化自由，都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只不过它表现为经济民主和文化自由。民主的本义是自由选择。
因为有很好的权利保障，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不仅对总统选举表现冷淡，即使是对市长（充其量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镇长乡长）选举，也常常表现出游戏的味道。《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24日报道了一则趣闻：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小城普雷里城，由于参与竞选市长的两位候选人（一位39岁、一位80岁）得票数完全一样，居民最终决定采取一个类似于“掷骰子”的方法：投掷奖章选出自己的市长。而普雷里小城并不是第一个用投掷奖章或硬币选出市长的城市，2003年11月，犹他州一个小城在市长选举中出现了平局，也是以投骰子的方法选出市长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们中国农村民主选举村主任，人们的热情就非常高，有的甚至千里迢迢回家投票；甚至为竞选村主任而流血的事件也不乏其例。相反，城市居民有多少人会对居委会选举甚至市长选举感兴趣？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现阶段农村居民享有的民主比城市居民高，也不等于他们对民主的热情比城市居民高。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享受到了更多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不需要毕其功于选举领头人这一役上！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固然需要选举方面的民主，但更迫切需要的是与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民主社会就应该从这些地方起步，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日中国的“三农”问题可为佐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显示：从过重的农民负担到事关当代和子孙后代生存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维权的重心已经出现重大变化。调查的主持者、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中央某媒体长达半年的观众电话声讯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最真实的原始资料：在6万条（次）信息中，三农问题居于首位，为22304条，占问题总量的37.2%，而土地问题就占15312条，占问题总量的25.5%，更占所有三农问题总量的68.7%，而社会上炒得热闹非凡的村民自治、民工工资、农村税费三大问题，分别仅为1612、1301和1195条，各占反映问题总量的2.69%、2.17%和2%，与土地问题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这个真实的数字证明了我此前的一个判断：农民的土地、房屋、矿山、山林等产权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村民民主自治的问题，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乃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阻力都会小得多。产权问题才是三农问题中至为根本的大问题。
告别主义，回到问题和程序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其总理任上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温总理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都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个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唯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中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中国经营报》2012年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2012年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的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所谓重庆模式，无非是两把未经文明进化的斧头，一板斧砍向过去，借打黑之名把企业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收归国有；一板斧砍向未来，通过土地财政大肆向银行借钱，给政客制造短期的辉煌政绩，最后连本带利要由老百姓还。新华社记者说它是“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窟窿”。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贴近又隐喻十足的标题，因为重庆是个雾都，也因为在2012年3月15日被中央宣布免职之前，薄熙来主持了一个迷雾重重的“唱红打黑”的重庆。但类似的迷雾，其实一直笼罩在大多数国人的心头上，驱之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