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国，就是把人民保护好，把国家建设好，把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捍卫好！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国家和民族，万水千山也会有八方友好；一个离心离德的国家和民族，同一片屋檐也会咫尺天涯。
有人呼吁抵制日货、打砸日货以示爱国，比如网络上一直有人放言：“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数千家企业破产；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将彻底瓦解！如果三个月没有100万人转发此信息，表明中国人真的失败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各转发20人，打赢一场新型抗日战争！”
这其实也是血性淹没理性的一个表现。如果通过经济反制日本，我们同样是杀敌一百自伤一千。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名义上我们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事实上有相当多“外强中干”的成分：货币超发使GDP总量迅速上升，但核心竞争力和过往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日本人即使不再拥有日本岛，仍可通过其技术雄霸全球。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北汽董事长徐和谊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吐槽”中国技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技术空心化。“拿汽车行业来讲，虽然我们是第一制造大国，在核心技术上，像发动机、自动变速箱、电子这些方面，技术非常非常落后，有些甚至只比0强一点。”我们不能在领土面前妄自菲薄，也不能在GDP面前妄自尊大。正如万科集团总裁王石所言：如果中国不能认真地研究日本学习日本，对日本没什么损失，对我们却是巨大的损失。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日本对华进口额为1834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614亿美元，中日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例为20.6%。中日经济总量相差极少，切断贸易对彼此的影响旗鼓相当。中日贸易，我们是顺差，也就是我们出口日本的比从日本进口的总价值高。
中国还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截至2011年底，持有额达史上最高的18万亿日元。我们是债权人，日本是债务人，对立起来，我们没有好处。
此外，旅游日本的华人占四成。以统计中的中国游客人均消费16万日元（约合140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游客一年给日本旅游业贡献42.7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投资额却非常巨大。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334.7亿美元，其中，对华投资52.4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15.6%，仅次于英国。日本在华的总投资额，我没有找到数据，但肯定数额巨大。如果他们反制，我们损失巨大。
现在是全球经济互相渗透，难解难分。诚如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所言，中日经济关系是产业链的关系，日本对外出口主要不是汽车、电视机等最终产品，而是关键的零部件，和中国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网络上有一篇《干掉一辆国产日系车的“抗日效益”浅析》，分析结论是：“从交换比上看，干掉一辆售价23.4万元（销售收入20万+增值税3.4万）的国产日系车，“爱国青年”在让日本政府少了1240元税收收入的同时，使我国各级财政少了81194元的税收收入，使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少了67220元；在让“日本鬼子”少了27元买子弹的同时，使我国少了2400元买装备。正所谓杀敌不满百，自损过一万……”
电视人万峰说：千万别让“粪青”知道秦山核电站2期工程是和三菱重工签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冷却泵都是日货！……
越是国内外矛盾突出的当口，越要坚定信心和信念守卫和平的价值。和平才是硬道理。除了试图闭关锁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外喊打喊杀的好战思维也需要格外警惕和防范。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清廷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财政。今天的中日力量对比，我们名为GDP世界第二，实际上由货币超发支撑，内在空虚，况且今天日本的背后还有美国。《美日安保条约》是有国际法效力的。美日同盟并不是摆设，真发生战争，美国极可能会介入。
一些人长期不加思考地接受“中国经济奇迹”、“中国GDP世界第二”、日本“失去十年”等信息，真以为老子天下第二，加上“人口优势”甚至可以天下第一。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实力还差得远。
而日本，即使在“失去的十年”，也不是想象的那样悲观。《文汇报》2012年3月6日报道，埃蒙·芬灵顿2012年2月初在《纽约时报》撰文列举了一系列被忽视的事实，说明“失落的日本只是一个传说”。“日本似乎总是新产品的第一个使用者。以手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仅用了几年就超过美国成为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在‘失去的十年’里，日本人均发电量的增速是美国的两倍，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均发电量增速继续超过美国。”
早在2010年夏天，英国《卫报》网站就发表评论文章称，日本的发展方式可能被长期误读：“全球经济正在衰退。在美国，失业率接近10%，中产阶级的退休前景堪忧。在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失业率始终不高，犯罪率很低，贫富差距现象不明显，全民享受医疗保险，人口预期寿命全球领先。这样一个国家，难道不是需要摆脱困境的诸国应该学习的对象吗？”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1986年约为220亿美元，而在顶峰时期的1989年，迅速攀升至675亿美元，日本借此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而在1986年到1991年的5年中，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则达到了4000亿美元。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2011财年，日本7大商社对外投资总额将达3.18万亿日元，大幅超过历史峰值2.35万亿日元。
资本输出国在海外所创造的产值并不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因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不能反映日本海外经济的实际存在。海南师范大学老师天涯乔木2012年12月26日一则新浪微博说：“所谓‘日本经济衰退20年’，完全没有那回事，自始至终都是日本自制的一个烟幕弹。日本的海外资产，已经超越本土1.5倍，日本每年GDP都在持续增长，实际上，日本已具备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实力，岂有‘衰退’之理？”
2011年末，联合国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其中，日本在以国民平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等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一项中位列第12位。即便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依然是亚洲排名最靠前的。
一些媒体的不当宣传，造成了一些国人“老子天下第二”的自大与狂妄，一些对社会不满的失落者失意者，则趁机发泄心中的不满，趁机试图不顾一切代价地寻找泄气口，甚至不乏有人想趁乱火中取栗。事实上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理性、智慧、道德、人心、技术等基础都非常脆弱，经不起折腾。保持清醒、理性、冷静、克制，不能自乱阵脚、自毁形象、自绝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当年在甲午战败后一个至为奇特的现象，是晚清中国留日学生成为这个古老大帝国一景。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是一场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2012年9月17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33.97万人，占全球总数的14%，居世界第一。今天，我们的出国留学和当初的出国留学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相映成趣。不同的是今天的我们是主动出发，当时的我们是战败后被动出发。理性而有智慧的民族，应主动虚心学习世界最先进制度和经验，而非等战败后被迫而为。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离真正的强国大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培养心智健全的人、虚心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是第一要义。
对内告别经济民粹主义
每当社会处在贫富差距拉大、新旧矛盾交织的当口，社会上最吃香的思潮往往就是民粹思潮，最吃香的学者往往就是民粹派学者。民粹派算不上真正的学派，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以迎合民粹的心理预期为特征，通常以煽动情绪、挑动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与仇恨为能事（比如鼓吹取消房地产开发商），通常鼓吹强化政府权力以加强管制。因为有利于扩大政府和官员权力，制造权力无所不能的幻觉，因此，民粹派学者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会成为左右逢迎上下讨好的一类人，如鱼得水，吃香喝辣。但他们与真正的学问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鼓吹的而且往往也是政府乐于采纳的诸多办法，多数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而是继续延宕和积累矛盾，陷政府于无能、无义、无信，陷市场和民众于奴役与管制。可是，世界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事很多，那类喜欢煽动民粹主义的家伙，往往最受欢迎，是媒体的宠儿，也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和万千民众崇拜的偶像。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提出中产阶级下流化的概念。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一向稳定的日本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年轻一代从中产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
据说很多国家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的现象，它是全球化趋势下先发国家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结果。产业消失了，未到退休年龄的产业工人要么失业，要么屈就于不熟练的岗位，收入下降。日本人痛感特别明显，是因为日本企业文化讲究终身雇佣，导致企业转身缓慢。在数字化、网络化大潮面前，日本电子业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同行还迟钝。这是日本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造成的，政府试图以补贴保就业，实际效果是保了颓势产业，挤占了新兴企业的发展空间。
虽然中日两国“下流化”原因有别，但是中国社会整体下流化的感受之深更甚于日本。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多面，但九九归一，主要还是各级政府亲力亲为地主导投资和招商引资，以及税负过重，导致财富大量向政府、向少数阶层转移，而成本和负担则大量向普通民众下压。
政府直接主导的投资中，大量的投资只管投入不管产出，大量成本耗在腐败成本上。它不仅导致大量投资失误和浪费，而且严重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各级政府以土地优惠、廉价劳动力、环境保护滞后为代价招商引资，房地产补贴了大量原本过剩的夕阳工业，导致房价畸高而收入畸低，经济成果少数人摘取，污染和低工资多数人承担。税收增幅远高于GDP和工资增幅，货币超发，工资上涨被物价上涨吞没。高税收和高通胀、低利率不断把中等以下收入阶层向下挤压，形成相当大群体的“社会下流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