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浪潮——自由市场和法治政府浪潮，将带来国人走向真正的富裕幸福、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在2011年11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一起迎接中国的心灵和头脑时代》中，笔者这样写道：
当代中国，前30年是一个既没有头脑也没有肚子、既没有上半身也没有下半身的、精神和物质双贫穷的“工具人时代”；1978年以来的30多年至今，则是一个一切向钱看、没有头脑和心灵的“下半身时代”，身体跑得太快，灵魂被撂在了身后；未来的30年乃至千年万代，则势必在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人全面回归应有的“上半身时代”，即心灵和头脑时代。那样的时代，一定是规律和规则指导人类前进、心灵和心灵彼此互相温暖的时代，而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金钱财富可以毁灭自然、道德和人心等更宝贵财富的“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陷阱”的时代。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世界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规律即真理，任何个人、党派、团体和制度，都不可能改变规律和真理本身。只要是人类的一分子，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充其量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已！就像人总是要死的，不管怎么喊万岁都无济于事。
这世界，总是仰望星空的多，脚踏实地的少；理想设计的多，细节构建的少；夸夸其谈的多，深入肌理的少。都以为能够经天纬地，实不过是空想主义。多以为振臂一呼就能成丰功伟业，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袁裕来律师微博转何频的话说：“这一代中国人，有必要承担为子孙后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环境的责任。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光荣的机会，还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奉献的时代。历史的使命如此，我们逃不掉。”
中国完成现代性转型的几个根本标志。中国完成真正的现代化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制度安排、社会观念和政治伦理三方面，我认为有几个根本性的指标：
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实现财产私有化（与国有和集体所有相对应）、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四个现代化”。财产私有化和经济市场化应该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而社会法治化则是这一切的统领。
在社会观念上，全社会都认识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应该是贫与富之间的矛盾，而应该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对机会公平的重视和捍卫远甚于对结果公平的幻想。尊重规律、遵守规则成为机会公平的保证，“贫穷”和“多数”不再成为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道德和真理制高点。在具体的操作上，是企业家、富人阶层和贫民阶层合流，联合防范公共权力过大造成对公民的侵犯；而不是权力资本合流，联合剥夺穷人；也不是权力和贫民阶层合流，联合剥夺或“再分配”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的财富。
在这方面，企业家和富人阶层首先承担着道义和实质责任。历史上，总是先有资本和权力合流对贫民的剥夺，然后才有贫民和权力的合流对富人的剥夺。资本和权力的合流，一定会最终导致权力和贫民的合流，资本家以与权力合流的方式迅速暴富始，也必将以遭到权力和贫民合流的清算而迅速瓦解终。最终的赢家只有一个：越来越恶的权力。而贫民和先富阶层都是牺牲品和棋子。
在政治伦理上，应该从意图伦理向责任伦理转化。意图伦理就是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哪怕不择手段，哪怕结果祸国殃民也是“皇恩浩荡”。责任伦理则要求权力必须严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施，政治家必须对造成的结果负责，因此官员道歉和引咎辞职成为常态。
这三个指标，是区分中国到底是野蛮国家、前现代国家，还是真正的现代国家的标志。
社会变革的三种力量
一个重复千遍成真理的说法是：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我不这样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现有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恰恰是最不稳定的；二是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遭遇巨大的逻辑和发展陷阱，已经难以为继，这也使“利益集团”在更大层面上变得脆弱而不可持久。
中国改革最缺乏的是认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规律的智慧，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游戏规则的勇气。有智才有勇，否则，那勇也是无益于社会和谐进步甚至效果适得其反的匹夫之勇。这话对朝野上下都适用。
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有三股基本力量：上层力量、民间力量和时势的力量。
来自领导者的顶层设计在一定社会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靠华盛顿、亚当·斯密、杰斐逊等开国元勋，那是真正的“一语定乾坤”，几千字的宪法和相关制度构建，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繁荣、稳定、进步的基石。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当然，强人政治、能人政治、贤人政治，都带有偶然性，可遇不可求。机会不好，强人就可能是双刃剑，很可能把国家的发展带向相反的方向，造成灾难。
顶层设计的正向力量有时来自个人威权，像当年蒋经国的“用专制结束专制”，像林肯当年的解放黑奴；有时也来自权力巅峰群体的博弈。有人认为权力巅峰阶层能够形成互相制衡，就是民主的体现，比如党内民主什么的。此等理解大谬矣！即便是权力高层彼此之间的实力比较平衡，出现争议的时候比较自然地倾向于采用内部民主和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缺乏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如果制度设计缺乏对公民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与捍卫，所谓的互相制衡也更多只能局限于这极少数决策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不可能有真正高屋建瓴惠及全体公民的伟大制度构建。
改革是社会合力的结果。顶层设计一以当十，民间社会思潮对政治精英、对政府决策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谓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思潮也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我对“顶层设计”的“官智”不是太乐观，一是利益牵扯，二是官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时间都有限，三是现有官僚体制下即使“智囊”也多以拍马屁见长。我对社会思潮代表的“民智”更不乐观，一则因为1949年以来的洗脑教育，基本上是一个民智不断退化的弱智化历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贫富的迅速拉大、中位数以下人群的迅速增加，在“社会下流化”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思潮下流化，很多人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市场而更愿意相信有一个强力无边的救世主。
但是改革还有一个更为强大却无影无形的力量，那就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本身！这是最为根本性的力量。时势终归比人强，任何人，不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只是社会发展规律和潮流中的一滴水、一粒沙。形势会逼着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即使跟不上时代成为时代潮流的阻碍者，也只是“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形势倒逼改革，这是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石头摸不下去了，击鼓传花传不下去了，就非改不可。国有企业也好，“中国模式”也罢，别看它眼前日子多么滋润甚至堪称辉煌，都走不出自身的逻辑陷阱，到头来还是得被迫依赖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而财产自由、市场自由，政府不再包打天下，不再权力无边，最终才有可能实现民主政治。这也是我对改革总体呈谨慎乐观的最根本原因。所有的腐败，所有腐败的枯枝落叶，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最终都会变成新生事物的营养。
当下之中国，不改革是负和博弈：多数中位数以下的人在经济增长中受到高通胀侵蚀，少数既得利益者同样必须和大多数人一样，要承受环境破坏与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系统性食品安全问题和空气、水污染问题的侵害，既得利益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样不稳定。
而改革则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即帕累托改进，因为增量改革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所谓增量改革，就是指在基本不触动现有利益（不是利益规则而是实际已经到手的利益）的情况下，修改游戏规则，从而使未来的发展惠及多数曾经受侵害的群体，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实现更公平合理的分配。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搞得好比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空间还大。这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殊国情或制度优势，而仅仅因为我们还是穷国。我们的生产力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解放，我们实现“人的城市化定居”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才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从人均GDP看，2011年中国只有5432美元，而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人均GDP则分别为4.8万、4.5万和3.9万美元，都远远高过中国。我们的行政垄断还没有打破，户籍还没有开放，土地还没有归农民个人所有，还不能抵押贷款实现财富的资本化。这一切，都是“增量改革”的空间所在。
未来经济要么低速低质要么高速高质，没有第三条道路。2012年11月20日《经济参考报》报道：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金砖”概念创始人吉姆·奥尼尔19日表示，中国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有益的，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低速优质增长期。奥尼尔当天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媒体视频见面会上表示，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减速是有益的，因为过去十年的超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找到一种和以往不同、更多依赖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
作为金砖概念的创造者，奥尼尔一直以来都看好金砖国家的经济前景，但他也指出金砖国家未来仍面临挑战。他表示，对中国来说，挑战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俄罗斯需要转变对能源经济的过度依赖，印度则需加速经济改革进程。
必须纠正奥尼尔的一个说法：中国经济减速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被动呈现，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这只是暂时现象。事实是，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这种突然减速是因为我们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而且外贸突然遭遇减速。
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之下，在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大竞赛过程中，房地产用地大量补贴工业用地，导致住宅用地价格畸高，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且搞得这个泡沫只能吹大不能破，一破，那就是地方债和金融系统一起破！
另一方面，则是工业用地价格被人为压低，导致产业同构、产能过剩现象极其严重，外需闸门一紧，经济应声而下。
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已经触底，未来增速将逐步小幅回升。而高盛预计，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为7.1%。虽然这一数字低于2001年到2010年的10.5%，但远高于未来十年全球4.2%的平均增速，也高于金砖国家6.6%的平均增速。到20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超过15%。
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高速低质的增长模式。我的预计是：如果不改革现有的政府招商引资的投资增长模式，那么未来中国经济既不可能保持现有的高速低质，也不可能如奥尼尔所说的低速高质，而只可能是低速低质。如果彻底改革，形成自由市场经济，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则是高速高质的增长模式。
中国这样一个尚在幼小的城市化、市场化初期，小树苗般的经济体，未来每年8%甚至更高的增长率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管经济，只制定公平的竞争法则，解放市场、解放财富、解放生产力，这样，经济想不高速增长都难，想不可持续发展都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参与、干预比较多的行业，发展都比较落后，凡是政府退出比较多、市场化比较彻底的行业，发展得都比较好。比如中国的医疗、教育、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不但供给严重不足，而且产品及服务质量比较低下；而纺织、电器、电子科技等行业，不但产品琳琅满目，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其中根本区别就在于政府插手得更多还是更少。
当下中国，改革当务之急是实现“三大解放”：解放市场，解放财富，解放生产力。解放市场和解放生产力人们都谈得很多，不必赘言，解放财富是我的首创，有必要作一点解释。解放财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穷人的财富，比如农民的土地和农房应该私有化资本化。这点也几乎已是“人所共知人心所向”。另一方面的内容则被长期忽视甚至长期被舆论和政策“打压”，那就是也要解放富人的财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既然已经走出了人人都几乎没有富余的共同贫穷时代，转而进入了一部分人有富余、一部分人有巨额富余的时代，就应该鼓励富人合理合法地花钱，要让财富像流水一样迅速流动，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致富的机会，而不是相反，禁止富人建豪宅，奢侈品消费被克以高额税收，个税累进税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诸如此类，导致大量消费“外部化”，税收偷鸡不成蚀把米，穷人则失去更多的就业和上升机会。
人类对奢侈品的渴望，就像对爱情的渴望一样亘古不变。本人坚决主张国人应当转变观念，促进奢侈品消费和生产。但是我也坚决反对两类奢侈消费，一类是公款消费，第二类就是这种富二代的奢侈消费。这两类奢侈消费，共同特点就是：不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公款奢侈消费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而富二代奢侈消费则多半是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有问题，纵容孩子，导致他们不知珍惜，不知道幸福要凭自己的努力创造。“我爹有的是钱，我不花谁花？”一位学生振振有词地说。其父母情真意切的表白，则足以看出孩子如此心安理得的原因。他们说：“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赚钱不就是给孩子花嘛！”在我国，有这种想法的父母着实不少。它导致我国奢侈消费年轻化日益严重，尤其是越来越多“富二代”正在成为奢侈品的拥趸。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者平均比欧洲奢侈品消费者年轻15岁，比美国的年轻25岁。有的孩子甚至以不读书或不回家相要挟，要求父母提供奢侈消费；而一些为人父母者，过度纵容，或者怕孩子被人瞧不起，从小助长孩子的虚荣心攀比心而不是自我奋斗之心。一些潜在的东西被激发，它不是学习的热情，不是奋斗的快乐与激情，而是不劳而获、奢侈消费的虚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