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仁不久后便开始卧病不起，四方的学习者日至，守仁乃揭帖于壁曰：“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缪乎？”
此时的守仁对于讲学论道已感到力不从心，但是愈是这样，他才愈是号召大家去接触圣人之学的本来面目。
虽然朝廷对守仁的辞封爵疏没有回复，但是守仁不能就此罢休。
当国者不明军旅之赏，而阴行考察，或赏或否，或不行赏而并削其绩，或赏未及播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对于这些，守仁感到痛心疾首，他又不禁长叹道：“同事诸臣，延颈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谁复有为之论列者？均秉忠义之气，以赴国难，而功成行赏，惟吾一人当之，人将不食其余矣。”从正德十四年到嘉靖元年，已经整整三年过去了。
于是这年七月，守仁再上疏辞封爵。其中道：“今也将明旅之赏，而阴以考课之意行于其间，人但见其赏未施而罚已及，功不录而罪有加，不能创奸警恶，而徒以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譬之投杯醪于河水，而求饮者之醉，可得乎？”这一次，他对朝廷的乖张举措直接提出了批评。
疏上仍不报，到了十九日这天，吏部才有了短短的回复：“钦奉圣旨：卿倡义督兵，剿除大患，尽忠报国，劳绩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义。宜勉承恩命，所辞不允。”
但是杨廷和等人也不能那么被动，他们对于守仁的事功已不能再有所贬损，于是便针对守仁的学术展开了一场围剿。
秉承着宰辅们的意愿，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倡议论劾，以遏守仁之学。当时陆澄为刑部主事，他上疏为先生辩解。
可是守仁闻知此事后却写信制止他：“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未信欤，则当务求其非，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以自信欤，则当益求于自慊，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无招胜有招，不去理会别人的诽谤或许才能更好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尤其要通过政治途径分出学术上的是非，那是不可行的。
钱德洪要往省城杭州去，辞行时特向阳明先生请益。先生送给他一句话：“胸中应该常有舜、禹怀有的那种天下不与气象。”
德洪有点不太理解先生的意思，先生解释道：“舜、禹有天下而身不与，又何得丧介于其中？”舜、禹对待天下是一种主人翁的态度，但是他们又不自恃拥有天下，所以个人的得失才不令他们挂怀。
NO.5 狂狷之议
按照成例，守仁要在家为父亲守制二十七个月，这样他也就不能不乖乖地呆在浙江，从而被动地接受朝廷上下对他的打压。
嘉靖二年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蒋冕和章制诰吏部尚书石瑶。当时的守仁已是树大招风，天下迟早也要面临他的“心学”问题，所以这科会试策论的题目便是对阳明之学进行一番评论。
蒋冕等人的用意大概是要士子们同阳明划清界限，因为当政者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二月，当会试举行的时候，守仁的很多门人都参与了这科考试。当门人徐珊读到策论的题目时，他长叹道：“我怎么可以昧着自己的心来取媚当道呢？”于是不答而出，很多人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
相反，同门的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则直接发师旨不讳，他们毫无顾忌地发挥师说，这也是向天下人有个交代。可是离奇的是，在考官中还是有一些同情守仁并心仪心学之人的，所以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竟皆得高中——识者以为进退有命，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
倒是钱德洪却不幸落第，大概是遇上了不喜心学的考官，他深恨时事之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当德洪见到先生后，守仁欣喜地接待了他，并预言道：“圣学从兹大明矣。”
德洪不免疑惑：“时事如此，何见大明？”
守仁解释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他的识见自然高出一筹，虽然当道有意以此贬抑心学，可是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也许倒会大大利于心学的传播，弄得天下皆知，而且守仁坚信自己掌握的才是不惧推敲、千秋不易的真理。
有一天，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陪在守仁身边，突然他们谈到了自己对于谤议日炽的隐忧。
“诸君且说你们对此的看法吧。”守仁道。
“如今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宗明道。
“依我看来，如今先生之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守益道。
“依艮看来，天下从游先生者日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既然不能制止天下学子投奔阳明，自然要向他展开攻击，以使人对他退避之。
“呵呵，你们三位说的恐怕都有道理，不过你们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
“那请先生示下。”众人道。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过去守仁还有些妥协性，有点要做老好人的意思，担心得罪人，不敢太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可是如今不同了，自己的“良知”要求做什么，守仁就会义无返顾地去做，就像一位狂士那样不恤人言，仿佛目空一切。
不过对于先生说的，大伙还有点不太明白，于是疑问道：“这乡愿、狂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孔子常言“乡愿，德之贼也”，所以守仁道：“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人尧、舜之道。”
至于那“狂者”，固然有轻率的一面，但也有坚持自我的一面：“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像“竹林七贤”、李白这样的，就是典型的狂士。
“那么请问先生，乡愿何以断言其媚世？”
“自其议狂狷而知之。狂狷不与俗谐，而谓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乡愿志也。故其所为皆色取不疑，所以谓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洁，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虽欲纯乎乡愿，亦未易得，而况圣人之道乎？”守仁说的这些都与《孟子》里的相关记载有关系（后文会提及）。
对于那些只愿在现世好好生活的人，他们是最有妥协性的，有“乡愿”的倾向、潜质，但要做个彻头彻尾的乡愿，也是不太可能的；不过历来的那些名士，其实大多都很类似于乡愿，由此可见一个人要贯彻圣人之道是多么困难！这样一来，守仁其实也就放低了对弟子们的要求，与其做乡愿，倒不如做个狂者。
“狂狷为孔子所思，然至于传道，终不及琴张辈而传曾子，难道说曾子也是狷者之流吗？”曾子名曾参。
“不然，琴张辈狂者之禀也，虽有所得，终止于狂。曾子中行之禀也，故能悟入圣人之道。”可见狂要狂得有理，而不是盲目地狂妄，狂是有所坚持，而不是目空一切。
对于这个乡愿与狂狷的问题，守仁并未停止思考，他还想进一步地阐明它。
其实守仁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受到了孟子的启发——孟子的高足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时说‘何不回去呢！我的那些学生们一向狂简，进取而能不忘本。’孔子在陈，怎么会思念这些鲁国的狂士呢？”
孟子答说：“孔子说过，不能结交中道之士，那一定只能结识狂狷之士了！狂放之士进取心强，狷介之士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多结交中道之士吗？不可必得，故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万章又问道：“那么先生，怎么才算是狂士呢？”
“像琴张、曾皙、牧皮这类人，就是孔子眼中的狂士。”
“那又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们志大而好夸夸其谈，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吻合。这种狂放的人还得不到的话，便想和那些不屑于做不洁之事的人来交友，这又是狷介之士，这是又其次了。孔子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也并不感到遗憾的，那就是好好先生了。这种好好先生就叫乡愿，德之贼也。’”
万章又问道：“那怎样才叫乡愿呢？”
“乡愿批评狂士说：‘为什么这样志气高扬、谈吐夸张呢？实在是言语不能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也不能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什么古人长古人短的。’又批评狷介之士说：‘你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呢？’还说‘人生于世，为这个社会做事，只要说得过去就行了嘛。’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的乡愿。”
万章又疑问道：“全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表现出一个老好人，孔子竟把视为戕害道德之人，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人，要非难他，又举不出他的大错误来；要讽刺他，可也没什么可讥讽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象忠诚老实，行为好象清正廉洁，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正确，但是与尧舜之道却完全违背，所以才说他是戕害道德的人……
孔子说过，自己讨厌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狗尾草，因为怕他把禾苗给搞乱了；厌恶不正当的才智，因为它把义给搞乱了；厌恶紫色，因为它把大红色搞乱了（恶紫夺朱）；厌恶好好先生，就是怕它把道德给搞乱了。君子使一切事物回到惯常的正道便行了，惯常的正道不被歪曲，百姓就会积极向上；百姓积极向上，就没有邪恶了……”
在此后与黄绾的书信中，守仁还专门提到了此事：“近与尚谦、子华、宗明讲《孟子》‘乡愿狂狷’一章，颇觉有所警发，相见时须更一论。”
此时黄已正式拜入王门，成了守仁的弟子。守仁于是又对黄绾建议道：“四方朋友来去无定，中间不无切磋砥励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担荷得者，亦自少见。大抵近世学者无有必为圣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脱耳。闻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论议须谦虚简明为佳。若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却恐无益而有损。”
在此后的《与尚谦书》中，守仁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谓自咎罪疾只缘轻傲二字，足知用力恳切。但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伪，一齐觑破，毫发不容掩藏：前所论乡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更熟味。此乃千古圣学之秘，从前儒者多不善悟到，故其说入于支离外道而不觉也。”
可见守仁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这是一个看待人的标准，也是守仁长期参悟圣人之道的一点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