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它组装着纯洁多情的心灵，也组装着你为它赴汤蹈火的实践。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而庆幸。
这个理想在我呱呱坠地后就不容选择地一直萦绕在我耳边，它给了我分析和判断事物的基本路径。我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在它的光环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着。我会为这个理想的存在激动不已，我更为这个理想就是我的追求而自豪。
我来到了德国。我内心深处管涌着一种亢奋，它像汹涌的波涛一样翻滚着。虽然表面上我似乎依然很平静，但这种亢奋其实从我确定将要去德国考察时就隐隐地开始腾跃了。
这就是马克思故乡所传导给我的最初信息。我的亢奋多半是由于我将要去追寻马克思的踪迹，而引发的焦灼不安。
清晨，我们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寻找着什么。
我们一行人都默默无语。
可能由于太早的缘故，广场上只有寥寥几个人。除了我们这帮中国人在观看雕塑外，其他人大约都是过路的。
这是前东德修建的广场。深秋的阳光抚摸着金黄的树叶，散发着一种久违了的亲人般的温暖。几片稀疏的秋叶在殷红的光晕里，轻轻地柔软地在空中漂移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身铜像就坐落在广场中央。我不加选择地站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中间，感受着与这位伟人零距离接触的兴奋。我似乎坠入一种崇高的氛围之中，那氛围里有一个真实的自己与伟人马克思肩并肩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大地的画面。那崇山峻岭嵯峨多姿，那湍急的河流舒缓而奔放。
我知道我这是狂妄的假想。
我激动的真正缘由，是我人生的初级阶段，七岁至十二岁，就像一个学者似的，曾经把这位大胡子伟人的经历搞得清清楚楚，以至于我的臭名居然是小范围小朋友圈中的马克思通。1965年5月5日，我家从清代名城新疆伊犁将军府旧地惠远搬迁到精河县。我记住了那个特殊的日子。它在我幼小心灵里埋下了伏笔。卡车在天山北坡一个有着密密松林的山坳里休整了，那里叫二台。我在一幢铁皮屋顶的俄罗斯式建筑后面玩耍时，被一种叫蝎子草的植物给蜇了。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自己嚎哭的样子。我被一个和蔼的中年人带进了他的铁皮房子，并涂上了一种特效药。这时，我看见了墙上的日历。5月5日，上面还印着鲜红的大字：马克思诞辰日。我像储蓄所一样瞬间就储留住了这个神圣的日子。于是，马克思与我的搬家与蝎子草就有了一种奇妙的因果关系。
许多年之后，我站在东、西德重新统一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除了颤动不已的心跳之外，还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曾经认真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时间是1973年和1974年。那时候我正在发育也正在寻找深刻的思想。我对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字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时，竟然挑出了一百零八个词汇，天天去我生活的城镇唯一的书店去买可能读懂那些词汇的新书，然而我始终没有买到所需要的书。我还能回忆起马克思与写过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诗人海涅的交往，似乎那是马克思与美丽的燕妮婚后不久在巴黎居住时的收获。那几年，马克思与恩格斯还写出了一部被燕妮称之为渊博的著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时，尤其不能让我理解的是，一代伟人马克思，居然会背诵海涅与歌德的许多诗章。多年以后，我似乎才真正品味出了其中的滋味。
马克思一生始终在一种动态的氛围里游荡。他的生活更是动荡不安的。他常说：要为人类工作。他说到了也做到了。无论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科隆，还是在海牙、伦敦和卢森堡，那些曾经留下他足迹的图书馆、博物馆、宾馆，都会长久地漂泊出一个满脸胡须的智者的动人故事。
在柏林，前民主德国的遗迹似乎已经淡出了。只有距马恩广场不远处的柏林电视塔，还散射着昔日的辉煌。那电视塔高达356米，曾经是前东德的骄傲和象征，也是欧洲第二高塔。还有沿用至今的卡尔·马克思大道，它依然是一条比较繁华的大街。虽然它不像两德统一后迅速崛起的波茨坦广场那样豪华和气魄，更没有波茨坦广场那样的珠光宝气，但在我的目光里，它总有一种亲和的东西在缠绕，以至于它甚至能穿透时空的阻隔，带我走进那些斑驳而亲切的记忆。
特里尔是所有关于马克思的记载都会涉猎的地方。因为它是伟人马克思的出生地。从婴儿开始到牙牙学语再到掌握德、意、英、法、俄等多种语言，马克思就在这里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对特里尔的兴趣都集中在了布吕肯大街10号——马克思故居上。
到达特里尔的时候，已是黄昏。夕阳红红地洒在摩泽尔河宽阔的河面上，像是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橙红的浪波泛着星星点点的光泽，恰与不远处浓郁的中世纪古堡形成了一组耀眼而煌煌荧荧的风景。而微风轻轻抚过的金黄葡萄园里，更似一片熟透了的红海，漾溢着一股股醉人的芳香。
我就在这种醉人的氛围里来到了特里尔。看着熟透了的风景，我想，这里还真像个红色发源地。
特里尔其实是欧洲一座最古老的城市。它大约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第一座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地方。浩浩世界，不是所有的古城都能称为第一的。
黑门就是特里尔深厚历史积淀的见证。
这黑门曾经是古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首府——罗马城的北大门。冷兵器的刀光剑影和黑黢黢的狼烟，使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漆黑的黑石建筑。1984年，喜爱聚会的特里尔人曾经用他们特殊的方式，举行了特里尔建城两千周年的庆典。我想，他们也许喝着那种当地产的白葡萄酒或优质黑啤酒，吟诵着一支连他们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古老小调，在黑门前的广场上昼夜狂欢。
当然，生于1818年5月5日的卡尔·马克思，也许在烂漫的童年，经常会在这座黑石建筑前玩耍，也许还会在它的某个石块下与青梅竹马的燕妮私订终身，还也许因为有了“黑门”的浮想联翩，才引发了后来那些震撼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傍晚，我们被领队带着匆匆从市中心步行沿行人稀疏的街道，拐了几个弯后，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的弧形街面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幢淡黄色墙壁的三层楼房。那是一幢德意志莱茵河地区常见的典型建筑。据说当年这里是布吕肯大街664号，直到1947年特里尔市政府重新修葺时，才将这个门牌号定为布吕肯街10号。
这就是马克思的故居。
天色已昏昏沉沉地暗了下来。朦胧中我看见紫色的大门紧闭着，旁边墙壁上悬挂了一个铜牌，大约写着参观时间，而铜牌上方有一个写着阿拉伯数字的小牌“10”。在大门右面两个窗户中间还挂有一张刻有马克思浮雕像的金属牌，雕像下面有几行醒目的德文。领队说，那是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意思。
我们都感到很遗憾。呼哧呼哧大汗淋漓地跑了好一阵，还是没能步入故居。
只好在大门口留张影吧，总算有伟人的行踪伴随着我们，也还是快慰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自带的小手电筒，就抓住故居窗台上的手扶栏杆，向室内张望起来。
展室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书籍和手稿。那些照片大部分是大胡子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具有领袖气质的卡尔·马克思总是穿着笔挺的西服，系着十九世纪盛行的领结，而燕妮则是一袭古典的长裙，袒露着美丽的脖颈，完全是一副贵妇人的模样。其实，燕妮正是一个德意志贵族家庭阿盖尔公爵的后裔，她的哥哥曾经是普鲁士国王的内政大臣。然而，她还是执著地抛开了富足，跟随着伟人马克思游走动荡了一生。那照片上马克思的表情坚毅，眼神深邃，而美丽的燕妮则是温柔、热忱和充满了自信。
马克思故居客厅摆放着那种老式的桌椅和高脚长沙发，木质显得很坚硬。那沙发的后墙上，挂了一幅画。看到这幅画，我眼睛一亮。那是一张中国画。画的是马克思坐在沙发上与三个女儿交谈的情景，那浓重的笔墨一看就是用毛笔勾勒渲染出来的，它形象传神，氛围高雅，十分逼真地描绘出了一个伟人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我向领队证实：那是一幅中国画。
领队侃侃而谈：来这里参观的几乎都是中国人。
是的，中国人怀揣着他们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大多是到这里来虔诚朝拜和抚摸理想的。他们都像我一样有着从小就别无选择地建立起的一种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纯真的情感。他们都会在这个伟人曾经留下过体温的地方，深情地吸气呼气，长久地思考并与伟人的思想进行一种光荣的链接。
领队还说，那一本本肃穆的留言簿，几乎都是中文留言，你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遥远国度里的中国故居。
马克思和燕妮曾经有过七个孩子，而真正存活并成长起来的就是三个女儿。我曾读过燕妮的一篇回忆录《动荡的生活简记》，就叙述了他们在十九世纪阴冷的欧洲四处奔走的艰难生活经历。
当我们一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白天鹅宾馆留影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燕妮·马克思说过的话：比利时的地平线也是一片昏暗……卡尔被释放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布鲁塞尔，并且带着一张驱逐令。
那是1849年。马克思与燕妮在布鲁塞尔住了三年，而就是这三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白天鹅宾馆写出了影响世界、撼动世界并留传至今的伟大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
离开特里尔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放亮。安谧的远山飘着一层薄薄的霭气。我们静静地回望着显得有些寂寞的小城镇，谁也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