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载：理宗端平元年（1234）五月丙寅，诏“黄干、李燔、李道传、陈宓、楼昉、徐宣、胡梦昱皆阨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其赐谥、复官、优赠、存恤，仍各录其子，以旌忠义”。
这则记载把史弥远说成是迫害“忠义”的“权奸”，影响很大。因为黄干是著名的道学家朱熹的女婿，李燔是著名的白鹿书院的堂长，李道传也是个著名的道学家，这些人在士大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把这批人抬出来，说他们都是受到“权奸”史弥远的迫害，这就在整个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黄干、李燔、李道传、陈宓这些著名的道学名流果真是受史弥远的“迫害”吗？请看史实。
黄干，福州闽县人。朱熹在张栻死后，曾对他说：“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遂以其女妻之。韩侂胄准备北伐时，他任监嘉兴府石门酒库，曾对湖北帅吴猎说：“闻议者谓今天下欲为大举深入之谋，果尔，必败。此何时而可进取哉？”吴猎委任他为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兼准备差迁。史弥远任相期间他步步高升，先后任临川令、通判安丰军、知汉阳军、知安庆府。
制置李珏征召他为参议官，他再辞不受。知和州，与制置李珏一起到维扬视师。“干知不足与共事，归自维扬，再辞和州之命，仍乞祠，闭阁谢客，宴乐不与。”
黄干对当时宋金战争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告诉李珏说：
向者轻信人言，为泗上之役丧师万人，良将劲卒，精兵利器，不战而沦于泗水，黄团老幼，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莽为丘墟。安丰、浮光之事，大率类此。
今浮光之报又至矣，金欲以十六县之众，四月攻浮光，侵五关。且以一县五千人为率，则当有八万人攻浮光，以万人刈吾麦，以五万人攻吾关。吾之守关不过五六百人，岂能当万人之众哉？则关之不可守决矣。五关失守，则蕲、黄不可保。蕲、黄不保，则江南危矣。尚书闻此亦已数日，乃不闻有所施行，何耶？
俄再命知安庆，不就。入庐山访其友李燔、陈宓，相与盘旋玉渊、三峡间，俛仰其师旧迹，讲《乾》、《坤》二卦于白鹿书院，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未几，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为御史李楠所劾。
这就是黄干的真实历史。
黄干这些历史记载能说他是“阨于权奸”，受史弥远迫害吗？朝臣一再提拔他、重用他，希望他能勇挑重担，但他坚决不受。在“两淮阵前战士半死生”的时刻，他规避安庆这样的战略要地，优游于庐山、三峡之间，谈《乾》论《坤》，优哉游哉，亦是个聪明人哪！比起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誓与城堡共存亡的人（像李诚之那样，举家殉难），在人品方面不是亦有高下之分吗？诚然，保护自己的生存，是人的本能。黄干见李珏不足与谋，不愿身处安庆这样的险地，人之常情，不必过多责备。但是把这种为谋己而规避风险的行为，说成是受权奸迫害，岂不大谬！
李燔，南康建昌人。从朱熹学，白鹿书院堂长。史弥远任相期间，除大理司直，辞；江西帅李珏、漕使王补之荐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当时峒寇作乱，李燔认为是由于贪官污吏激化矛盾所致，要解决问题首先要从整治贪官污吏入手。“寇非吾民耶？岂必皆恶。然其如是，诚以吾有司贪刻者激之，及将校之邀功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则皆民矣。”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辞，不许。真德秀为长沙帅，一府之事咸咨燔。不数月，辞归。“当是时，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真德秀及右使魏了翁荐之，差权通判隆兴府，江西帅魏大有委任他为参议官，皆辞。绍定五年，“帝（理宗）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帝问今安在，召，不起。比乞致仕”。
这段历史说明，史弥远任相时，李燔没有受到排挤打击，朝廷屡屡委他重任而他不接受，他对当官没有兴趣。正如他自己说的：“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又曾说：“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体。夫子无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骄奢，不至居移气、养移体”，“分之所在，一毫跻攀不上，善处者退一步耳。”
像李燔这样淡泊处世的人，无论是史弥远当权之际还是真德秀得宠之时，他都“累召不起”，怎么能说是“阨于权奸”呢？如果说史弥远当权时他不去当官是为“权奸”所阨，那么真德秀得势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干，是不是也受真德秀这位“权奸”所阨呢？
李道传，隆州井研人。庆元二年进士。蓬州教授。开禧用兵时，反对吴曦乱蜀，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言：“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求补郡，出知真州、摄宣州守。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使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从李道传的历史可见，李道传在仕途上似乎没有什么曲折。他一路顺风，从小学教授到州官，代吏部侍郎（副部级）一直到兵部郎官，不少官职都是他自己推辞不干的，哪里有受史弥远“权奸迫害”的影子呢？
陈宓，丞相陈康伯的儿子。陈康伯和史弥远的父亲史浩同时为相，两人是好友。四明史氏宗谱中史简的像赞就是陈康伯题的。据史载：陈宓少时曾登朱熹之门，与黄干要好，他没有中过进士。知安溪县。嘉定七年，入监进奏院，敢直言。曾言：“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穰，一人蔬食而嫔御不废于击鲜，边事方殷而桩积反资于妄用，此宫闱仪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椽，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此朝廷权柄有所分也。”奏入，丞相弥远不乐，而中宫庆寿、三牙献遗，至是为之罢却。迁军器监簿。嘉定九年时，又上疏直言三事：人主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德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军。诣史弥远别，弥远曰：‘子言甚切当，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宓至官，造白鹿洞，与诸生讨论。改知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创延平书院。知漳州，未行。宝庆二年，提点广东刑狱，章复三上，迄不就。直秘阁，主管崇禧观，宓拜祠命而辞职名。卒，进职一等致仕。“三学诸生以起宓为请，而没已阅月矣。”
从《宋史·陈宓传》看，陈宓在官场上并没有被排挤打击。在史弥远任相期间，虽然他不是“进士”，但还是从知县到知州直到“副省级”提点广东刑狱。史弥远与陈宓的私人关系还不错。陈宓出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时还要去看看史弥远，史弥远也能与他坦言官场的难处。既如此，说陈宓是“阨于权奸”似乎于理不通。至少我们可以看到，陈宓在直言犯上之后，他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予以晋升，死后还给他再进职一等，怎能说是受史弥远迫害呢？
这就是黄干、李燔、李道传、陈宓四大道学名流的真实历史。
真德秀们把黄干、李燔、李道传、陈宓等人和胡梦昱放在一起，说他们都受“权奸”的迫害，用心十分蹊跷。谁都知道，胡梦昱是因为在“湖州事变”后把宁宗比作听信谗言的晋献公与汉武帝，把杨后比作杀害太子申生的骊姬，把史弥远比作诬陷戾太子的江充而被送去象州“羁管”的，也就是说是被“处分”的。这是政治斗争。同情胡梦昱的人自然会认为这是受到朝廷的“迫害”。但像黄干、李燔、李道传、陈宓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受到过什么“处分”的人，怎么能与受政治处分的胡梦昱相提并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