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相”二十六年的人物，在相位期间，能成功地消除开禧北伐留下的多种后遗症，胜利地领导全国军民对金国进行长达八年的抗战，妥善地处理宁宗逝世后的皇位接班问题，保持了社会安定，正常地进行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设，解决了淮东的李全之乱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君臣关系问题上，能做到自己位高权重而君不疑不怨，直到死后二十年，理宗回思往事，还亲自给他写了“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的碑铭，将他比作顾命大臣周公、韩琦与贤相赵普、司马光，这很不容易。历史上“顾命大臣”很多，但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君臣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不少。总体上说，史弥远是成功的。他之所以成功，综合史弥远生平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以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战略思维与立于不败、稳健现实的基本方针，正确地处理了“战”与“和”的国家战略问题，从而取得“八年抗战”的辉煌胜利。
2.以“民为邦本”、“御民以宽”、取信于民的治国之道和矫枉不过正、恪守中庸的处事方法，正确地处理“民生”问题和“民变”问题，从而很快恢复了开禧战争带来的创伤，维护了社会安定。
3.以集思广益、审慎决策的方法与敬业勤政、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保证了决策上的成功概率与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如对金断绝岁币的决策与设置“人才簿”取官的做法。
4.以为国为民、敢于直言的政治品德与韬光养晦、低调处己的为人之态，取得了群臣的信任，并少招众怒，致使反对派掀不起大浪。
5.以有善归主、有恶归己、推功揽过、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处理君臣关系。他从不越权，所以无论是宁宗或理宗对他都很信任与放心，没有发生“威高震主”、君臣相疑的问题。
综上几条，可以说史弥远具备了作为一个封建高官必备的美德与能力，所以他在工作上展得开，权力上把得住，对立面斗不过他。你说他“阴险”也好，“厚道”也罢，反正他是胜利者。长期以来，历史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一侂胄死，另一侂胄生”。把史弥远比作韩侂胄。其实，韩侂胄在执政期间，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虽取得巨大成就，卓有成效，但他缺乏史弥远那些封建高官必备的美德和能力，最后身败名裂。故两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韩侂胄和史弥远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所不同的是，韩侂胄是一面“失”大于“得”的镜子；而史弥远是一面“得”大于“失”的镜子，很值得后来的执政者借鉴。但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像李全这样一些来自农民起义军的忠义军领袖人物的问题。
嘉定十年宋金战争爆发后，南宋朝廷号召各地的忠义人士积极参加抗战，机动地给忠义军发官银官粮，凡是立战功的与官军同等赏赐，这就是“忠义军”。史弥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支军队数量很大，四川十万余众，淮东李全、季先等亦近十万。在抗金战争中，忠义军有过巨大的功劳，如四川的皂郊堡之战，嘉定十二年的淮东保卫战，嘉定十四年的淮西会战以及北上山东，以“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参加忠义军的李全，功绩卓著。史弥远及时给以犒赏与封官，李全官至保宁军节度使、京东路镇抚副使。其他起义军的将领也都封官赏赐，恩惠有加。对史弥远这种重用李全等人的做法，当时淮东最高行政长官贾涉很有意见，讲史弥远只知给他们高官厚禄“得其心”，而不知这些人“骄则将至于不可劝”，“将骄难制”，后患无穷。贾涉很清楚这些人的品性，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信仰信义，很容易变脸与被人利用。后来事情果然像贾涉预料的那样，昔日的“抗金英雄”，在金人的利诱之下，纷纷倒戈投入金国的怀抱：夏全乱楚州，降金，被金封为金源郡王；张惠、范成进以盱眙降金，被封为临淄郡王、膠西郡王；王义深降金，被封为东平郡王，一时淮东的军事战略重镇楚州与盱眙尽落入金人之手。“八年抗金”中从未失守过的楚州被这些“忠义英雄”出卖了，原来镇守楚州的镇江大军三万被这些“忠义英雄”杀死大半。
宝庆三年（1227），李全从山东南下（当时他已在青州投降蒙古）至楚州，既诱杀宋忠义军都统制时青，又败金将额尔克及庆善奴于龟山。金主以“淮南王”招李全，他嫌官小；宋廷则想利用李全制金，给他军队提供钱粮。李全就是这样利用宋金两国之间的矛盾，左右逢源，独霸一方，甚至想统一天下，自立为帝。当时金主曾因招降不成，想出兵攻打李全，被臣僚劝阻；宋廷内赵善湘等曾竭力主张立即出兵消灭李全，而被史弥远阻止，对李全采取“内图进讨，外用调停”两手策略，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最终是李全野心恶性膨胀，以“二十万”大军围攻扬州，使宋廷不得不出手以武力解决。李全被诛，他的妻子投降蒙古。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从处理李全问题的整个过程看，处处表露出史弥远对李全这样一些江湖人物认识模糊，对其诚信有余，警惕不足。他同贾涉形成鲜明的对比。贾涉非常明确，对这些人只能利用，不能信用；而史弥远却对他予以信用，不知利用。当金兵大举南下，进犯淮东时，史弥远主张让镇江大军打先锋，李全等忠义军随后；而贾涉则认为应让李全等忠义军打头阵，镇江大军随后跟进，因为他怕李全这些人被人利用。李全建功之后，史弥远马上对李全等忠义军进行重奖，高官厚禄，像对待“正规军”一样。当时贾涉反对，但史弥远没有采纳，结果后来李全的骄气越来越足，胃口越来越大，谁都对他无可奈何，弄得淮东大乱。在李全等人的野心已充分暴露时，赵善湘一再提出出兵消灭李全，但史弥远就是下不了决心，一再劝赵善湘不要动武，告诫他不要“出位专兵”。他总想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拨付钱粮、劝守本分的和平方法解决，结果形势越来越糟。郑清之、袁韶等都劝史弥远出兵，这时他才接受大家的意见，下令动武。事情是过去了，李全失败。但史弥远用仁义待人的方法对待这些人的做法，实践证明亦是有得有失的。假如当时史弥远对李全这样的人的本质认识清楚一些的话，早一点“防患于未然”，事情可能不至于发展到那种地步，损失也不至于那么大。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亦不妨说史弥远是《左传》里《郑伯克段于鄢》中的郑庄公，让公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是个阴谋家。在已经下令出兵的同时，又派人告诉李全，朝廷给你钱粮，你马上回楚州，这种做法是“兵不厌诈”的兵家韬略。不过从后人对史弥远的描写来看，如得知李全要大举进攻时“弥远惧甚”、“计无所出”，讹传李全渡江时甚至急得要“自沉于池”等等，似乎又不属于阴谋家之列，而是过于相信李全，料想不到事情竟会变成这样，真是“得亦忠义，失亦忠义”。
无论是李全还是史弥远，都已成为历史。但这历史却留下一个千载争议的问题：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与处理以李全为代表的这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能不能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