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1日晚上，内蒙古电视台演播室，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授奖大会在此举行。
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的60年中评选出感动过内蒙古的人物22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会长，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研究会主席，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大学教授陈寿朋以第二名的高票当选。
一个学者，凭什么赢得公众的信任？他用什么感动了内蒙古的广大民众？
“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内蒙古，因为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激情；没有人比他更眷恋草原，是他在桑榆之年依然奔走呼唤———治理沙漠，还草原绿色！这个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传到了人民大会堂，最终促成了国务院‘防沙治沙法’的出台！”
获奖词如是说。
“他怀着一颗博爱的心，爱事业，爱学生，爱民族，爱祖国。”9月15日晚上，陈寿朋的学生、内蒙古乌海市市长助理王俊文和记者促膝而谈，“是博大的爱支撑着他，晚年还为国家和民族奔波操劳。”
中国高尔基学的领军者
陈寿朋，1931年出生于江苏，1948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痛感国民党的腐败，他毅然弃学投奔解放区，参加过渡江战役。
人生的路很长，关键时刻却只有一步。改变陈寿朋人生的关键一步就发生在渡江战役的前夜———他参加了一个战前动员大会。会上，一个大学生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罪行，最后充满激情地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是的，遮不住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那充满激情的诗句使陈寿朋热血沸腾，他第一次感受到高尔基的力量。当他在纷飞的炮火中终于找到《高尔基创作选集》，他通宵达旦一口气读完。
他的一生就这样被锁定：他迷上了高尔基，以致人生的轨迹被高尔基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返校园，考上了上海俄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中国》杂志担任俄文版编辑。
从此，他扑向高尔基的著作，“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高尔基的作品，并开始高尔基研究。
高尔基是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用带血的歌喉为生他养他的俄罗斯人民的壮丽事业呼喊了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塑造了一个个不朽的艺术形象：苍茫大海上展翅飞翔的海燕，把自己燃烧的心托在手上的英勇的丹柯，这些艺术形象影响了新中国几代青年。
跨入中国的高尔基研究领域，陈寿朋发现，我国在高尔基美学思想研究上还是个空白，于是他一头扎进这一领域。
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大学成立，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人才。那是一个“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时代，全国各地的“砖”被纷纷搬到内蒙，陈寿朋也被“搬”来了———1961年，他来到内蒙古大学教书。
他开始教授俄罗斯文学，并在全国高校第一个开出高尔基研究课程，后又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个招收高尔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导师。他还承担了作为高校教材的《外国文学简编》一书中有关高尔基章节的写作任务。
萧三曾在延安鲁艺讲授《高尔基的美学观》，但萧三只是复述了当时苏联学术界的观点，并无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还没有人就高尔基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能否写一部高尔基美学思想的专著？
陈寿朋开始行动。
困难扑面而来：缺乏资料。学校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他到处查找，甚至到同事、朋友的书橱上搜寻，但所获甚微。
有一天，陈寿朋走进一家古旧书店，书架上赫然摆着三卷本的《高尔基剧作选》。陈寿朋欣喜若狂：这正是梦寐以求的珍宝呀！
书到用时方恨少。资料不够，他通过学校图书馆发函向北京图书馆等馆借阅。可否向苏联同行求援？此时中苏关系紧张，他冒险向苏联同行请求“火力支援”，异国同行居然给他寄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就这样日积月累，有关高尔基的书籍已有数百册，陈寿朋的宿舍已是书满为患，连床底下也塞满了，常要为查找某一条资料而翻箱倒柜。但对他来说，这毕竟已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了。
他研究高尔基已达痴迷之境。长夜孤灯，常不知东方既白；寒夜漆黑，有丹柯“高举燃烧的心”为他照明；学途孤寂，高尔基“用带血的歌喉”为他吟唱。
在治学上，陈寿朋秉承父亲遗风———其父陈启昌教授是我国现代土壤学的奠基者之一———严谨、刻苦、勤奋。寒暑数度，事业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一书完成了。
然而“文革”爆发了，“里程碑”不得不尘封起来。
“文革”期间，“伟大旗手”江青忽然向高尔基发难：“高尔基的作品要倒过来读。”陈寿朋的高尔基研究也只能倒过来：转入地下。
研究陷入困境，内蒙地处边陲，学术上又很难交流，他常常陷入彷徨和苦闷中。
忽然，一道曙光呈现了。
那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冬日，忽接北京来电，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陈寿朋同志吗？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 ？”
如雷鸣天庭，电闪夜空，对这位著名翻译家，陈寿朋早就有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手握话筒，“泰岳”之声犹如天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版高尔基三部自传体小说。陈寿朋是研究高尔基的学者，出版社约他为小说写一篇后记。
万没想到，他的研究能引起大师的关注，这使他激动不已。他很快完成了稿子，并忐忑不安地送往北京。孙老，蔼然仁者，亲切平易，一见使人崇敬有加。从此，陈寿朋和孙老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神交。孙老不光为他提供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还经常帮他搜集有关高尔基的资料，甚至转托北京图书馆的友人为他查找、复印、邮寄资料。
从此，陈寿朋的高尔基研究如虎添翼。
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出版并引起震动。戈宝权、孙绳武等专家评价，这是一部“具有独创见解的作品”、“是我国数十年来论述高尔基文艺思想最详尽的一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陈寿朋的学术研究进入成熟期，学术成果出现井喷，他先后出版了《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等专著和《论高尔基的创作》、《最初的年代》、《列宁与知识分子》等译著共20余部。
还原高尔基的历史面貌
1989年春天，莫斯科积雪消融，葱茏的树木已透出绿意。陈寿朋缓步走向红场，迎着克里姆林宫走去。古朴庄严的朱红色宫墙，耸立的塔楼，雄踞红场凌空拔起的克里姆林宫主塔———斯巴斯克塔，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似曾相识。
研究高尔基数十年，陈寿朋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度。
白俄罗斯车站广场耸立着著名雕塑家穆希娜创作的高尔基雕像。高尔基身着大衣，一手拿礼帽和手杖，一手插在衣兜里，双眉紧蹙，沉默不语。
“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多少年过去了，难道他还一如他的名字，仍沉浸在“最大的痛苦”中？
没错，此时，一场讨伐高尔基的风暴正席卷俄罗斯大地。
回到宾馆，服务员已送来了《消息报》。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陈寿朋的眼帘：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这位名作家在报纸上说什么？陈寿朋拿起报纸。
读着读着，陈寿朋惊呆了。
瓦西里耶夫在向高尔基发难！他在文章中对高尔基进行尖锐的批评，指责这位“革命的海燕”面对斯大林的错误“一声不吭”，指责他在斯大林大规模迫害俄罗斯精英时保持沉默，指责他为了既得利益，背叛了人民和民族的愿望与要求，堕落成为“黑乌鸦”，成了“双头海燕”、“斯大林的帮凶”，完全丧失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和操守。
进一步获知的消息使陈寿朋震惊：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名字已被取消，高尔基家乡的“高尔基市”也已易名，苏联《文学报》刊头那和普希金并列的高尔基像已被去掉，一场否定高尔基的风暴已来临，阴霾笼罩在高尔基头上，对高尔基的批评、否定之风愈演愈烈，伟大的作家成为箭垛般的人物，任人臧否，指责，非议。
昔日曾被奉为神，光芒四射，人们倾慕他，景仰他，歌颂他；而今却被描为鬼，面目狰狞，有人贬损他，污蔑他，扭曲他。声名显赫和毁誉交加，这恍若霄壤的变化基于怎样的事实呢？
高尔基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1936年去世，这8年里发生的一切使高尔基倍受争议。这8年，他究竟做了什么？陈寿朋决心搞清真相。
陈寿朋走访了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库茨涅佐夫、高尔基档案馆馆长巴拉霍夫以及著名高尔基研究专家瓦恩贝尔格、扎伊卡等人，他还拜谒了高尔基博物馆负责人、高尔基的长孙女马尔法·马克西莫夫娜。库茨涅佐夫对他说，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斯大林暴政的支持者，这完全不是事实。高尔基回国后对斯大林的做法越来越不能忍受，内心充满痛苦和矛盾。高尔基档案馆里保存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查看这些资料，如罗曼·罗兰当时还未能公布的《莫斯科日记》；有高尔基给罗曼·罗兰的许多信件，里面有大量反映高尔基对斯大林看法和他当时的苦闷心情的记述；有高尔基对斯大林错误做法不满的许多当时无法发表的文章。
《不合时宜的思想》是引发高尔基争议最多的一本书。高尔基档案馆馆长巴拉霍夫专门召集高尔基研究专家和陈寿朋座谈，著名高尔基研究专家瓦恩贝尔格对他说，《不合时宜的思想》反映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对革命不理解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此书一直是禁书。瓦恩贝尔格对陈寿朋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高尔基的专著感到惊讶。他为陈寿朋找到了连苏联专家也难以找到的刊载《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杂志，并赠送了自己的多部高尔基研究专著。这位苏联专家给他的留言是：“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完整的高尔基，一个活生生的高尔基，了解他的伟大，他的探索，他的迷误和不足。”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陈寿朋开始动笔，他对高尔基晚年的思想进行详尽的梳理分析，竭力还原真实的高尔基：面对斯大林的错误，高尔基抗争过：1929年，在斯大林的高压下，苏联文学界错误地讨伐著名作家皮里尼亚克，高尔基撰文公开反击；当苏共中央要求高尔基为斯大林立传时，高尔基断然拒绝；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诬陷，斯大林要他写文章谴责他们搞个人恐怖时，高尔基的回答是：“我要谴责的是国家恐怖！”从此，高尔基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他被秘密控制，失去自由。
然而高尔基是人而非神，不能摆脱时代和历史的局限。陈寿朋以史家之笔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曾在政治上迷失方向，犯有错误；斯大林时代，他写过诸如《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等观点错误的文章。但高尔基毕竟是伟大的作家，不能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伟大。
陈寿朋完成了《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高尔基晚节及其他》两部力作，科学地对高尔基的晚节作出评价，客观真实地还原了高尔基这位“有缺点的伟大战士”的真实面貌。
渗透着陈寿朋真知灼见的这两部力作在中国学界引起强烈震撼。我国文学巨匠夏衍对这两部书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创始者，不容否定；用翔实的材料去反驳对高尔基攻讦，维护高尔基的崇高声誉，这项工作有重要意义！”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云山在为《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一书作序时说：陈寿朋用大量的研究材料说明，高尔基是因为身处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致，同时他也难以摆脱历史局限。陈寿朋认为，高尔基晚年有错误，但他仍然是“呼啸于俄罗斯大地与天空间的勇敢的海燕”。
陈寿朋在自己钟爱的高尔基研究领域已到达辉煌的巅峰，他先后出版研究高尔基的专著和各类译著20余部。他已成为中国高尔基研究的领军人物。
就在此时，一个“比研究高尔基更重要的工作”迫使他暂时放下心爱的工作：沙尘暴来了。
拉斯普金的启示
1993年5月5日，特大沙尘暴袭击了呼和浩特。狂风裹携着沙尘掠过草原，掠过田野，铺天盖地向呼和浩特袭来，满城黄尘遮天蔽日，天昏地暗，狂风催动沙尘击打着窗上的玻璃哗哗作响。
陈寿朋在办公室里焦急地来回踱步。看着窗外这个疯狂了的世界，他心里充满忧虑：这场灾难又将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啊！
他的担心绝非多余。这场生态灾难共造成380人伤亡，37.3万公顷面积的农作物受灾，12万头牲畜死亡或丢失，受灾牲畜73万头。
美丽的内蒙古，怎么会变得如此面目狰狞？
1961年从北京调内蒙古不久，陈寿朋第一次见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绿草如茵，碧空如洗，白色的羊群，散落在绿色的草原上，牧民纵马扬鞭驰骋在大草原上，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草原放牧图啊！陈寿朋激动得张开双臂扑倒在草地上。
从第一眼看到草原时起，这位江南学子便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深深地爱上这个马背上的民族？ ？
然而，才几十年时间，这幅美丽的图画就日渐消失。草原无法承载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过度的开垦和放牧导致了严重的荒漠化，沙尘暴乘着人类欲望的潮头来临了。
生态，曾经是那样的被我们忽视。
“人定胜天”的口号曾喊得震天响，“大炼钢铁”曾使一片片森林夷为荒山，开荒种粮，填湖造田，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终于惹怒了大自然，报复随之出现：水土流失，洪灾频发，土地荒漠，沙尘暴发。曾经绿被神州的中国，生态开始严重恶化。
1993年，陈寿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恰逢北京遭遇沙尘暴的袭击。
“你们内蒙代表把沙尘暴带到两会上了！”代表们开玩笑说。
人代会上，沙尘暴成为代表议论的热点。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沙尘暴5次，60年代发生8次，70年代13次，90年代更加频发———据后来统计竟达220多次。我国有4亿公顷草原，占国土面积41%。荒漠化正在吞噬着美丽的草原。内蒙沙化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已达7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还在以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扩大。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损失达540亿元，内蒙占180亿元。
可是，作为人文学者，面对沙尘暴这个自然科学的难题，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突然，他想到了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金。
他是在赴苏联做访问学者时认识拉斯普金的。在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当时，拉斯普金正处在创作的高峰期，却已放下创作，开始从事一项“比创作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为了制止贝加尔湖的污染问题而奔波。这使陈寿朋感到震惊和不解。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湖水洁净可直接饮用。但自贝加尔湖畔建了造纸厂，湖水受到严重污染。
拉斯普金挺身而出，奔走号呼，呼吁社会各界重视生态问题，制止污染，治理污染。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保护贝加尔湖的特写和散文，以唤起社会的觉醒。他发起成立“保卫贝加尔湖委员会”，团结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为贝加尔湖的命运四处奔走。
拉斯普金的呼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污染得到有效治理。他的行动在世界作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陈寿朋突然理解了异国朋友的行为：当生态问题上升到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高度的大问题，一个有爱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去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是做搏击风暴的海燕，还是躲进个人的事业里贪图安逸？他深爱着自己的事业，深爱着高尔基，但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态危机，他不能无动于衷！那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次次飞临他的梦境，高尔基那双忧郁的眼睛默默地在暗中凝视，而拉斯普金的行动明灯般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他毅然舍弃自己毕生挚爱的高尔基研究，走出书斋，走向大漠，飞蛾扑火般扑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做迎击风暴的海燕
他开始深入沙漠和荒漠地区作广泛的调查。
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现状使陈寿朋感到触目惊心：20世纪60年代的草原明珠居延海，碧波荡漾，水草丰茂，而90年代却已湮塞成一片沙地，滴水无存，寸草不见。
胡杨，生命力最强的植物，“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可是在风沙的威逼下，生命力最强的胡杨也抵挡不住，枯萎了。
陈寿朋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书籍资料，他向林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专家求教。他发现，水资源极度匮乏、干旱极为严重的以色列却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循环系统。这说明人类只要尊重自然规律，善待自然，就会找到比较好的发展方向。
他开始奔走呼告：草原是我国最大的生态屏障，我们向大草原要的首先是生态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一旦内蒙古大草原被彻底破坏，华北、华中、东北就永无宁日，风沙就会直扑北京城。他呼吁应尽快停止对草原的开发性利用，尽快退耕还草，退耕还牧。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狂沙扑面，冰雹袭人，他毫无惧意地迎难而上。
为了更好地研究沙尘暴问题，为了给政府提供更准确的决策依据，在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陈寿朋倡导成立了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没有注册资金，他率先慷慨解囊，大家一起集资。
2001年9月，我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防治沙尘暴的非政府组织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成立，陈寿朋担任主席。
促进会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建了万亩沙漠改造试点工程，用高科技改造沙漠，固沙、种草，恢复沙漠植被。促进会还在乌海辟出60万亩沙漠建立国际生态恢复园区，进行荒漠土地改造试点。
同时，在他和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和直接推动下，世界上第一部防沙治沙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01年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
为了防止过度放牧，内蒙古自治区规定，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停止放牧，实行“舍养”。然而，陈寿朋在草原上却看到，许多牧民白天“舍养”，晚上偷偷放牧。对家园面临的生态危机，他们浑然不觉。
这一现象引起了他的深思。生态危机是文化缺失造成的，文化，就是人们的行为习惯，乱砍滥伐，过度放牧，这都是人们的不良习惯使然，这种不良习惯便是不良的生态文化。那么支配人们习惯的是什么呢？是道德，道德支配人们的习惯，支配人们的行动，支配人们的意识和态度。因此，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症结所在便是国民生态道德的缺失！
一个全新的问题———生态道德问题提出来了。
为了争取有关部门对乌海生态园区的支持，陈寿朋于2001年12月17日约请团中央书记周强、国家林业局常务副局长李育才等共同探讨生态问题。
就在这次聚会中，陈寿朋阐述了自己对生态道德问题的思考。
“道德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自然仅仅尊重是不够的，要建立生态道德规范，用生态道德来教育人们，规范人与自然的行为。”陈寿朋说。
“生态道德，这是个全新的概念！”李育才兴奋地说。
当听周强说团中央正在开展保护母亲河活动，并正在策划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生态保护活动时，陈寿朋兴奋地说：应该对全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
话题渐渐集中到要开展全民的生态道德教育上。“能否编辑一套生态道德教育读本？”陈寿朋说。他的建议马上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说干就干，当下他们就筹划成立编委会，陈寿朋任主编，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才、新华社副社长何东君、团中央副书记赵勇任顾问。
第二天，陈寿朋就和新华出版社磋商出版事宜。新华出版社领导当场拍板：支持！
回到内蒙古后，陈寿朋马上组织专家开展工作，2002年1月就拿出了编辑大纲。3月，他就带着编辑大纲到团中央和国家林业局征求意见。4月确定了篇目，5月就开始写作。
“生态道德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升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是陈寿朋的巨大贡献。生态道德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飞跃。”原包头市委政研室主任王公略说。
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董恒宇说，陈寿朋第一个提出生态道德问题，意义太重要了！发展使当代人幸福了，但这不够，要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不能把下一代人的资源都用完！
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陈寿朋陈述生态道德的观点时振聋发聩：“要在全民中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给人们灵魂加把锁，心灵中设道防线，挡住一切破坏生态的恶习，挡住滚滚黄沙，把习惯于号令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人的人类，变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之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他呼吁：生态道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他的观点引起强烈震动，媒体争相报道，举国一片热议。
2002年10月21日，《生态道德教育读本》小学版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亲临会议。
接着，陈寿朋又组织编写出版幼儿版，真正实现“生态道德从幼儿抓起”。他还组织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生态道德教育蒙文读本。
生态道德的宣传教育开始推向全国。在陈寿朋的倡导下，包头市成立了“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包头环保小卫士工作团”，提出了“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家庭，家庭带社会，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的主题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也先后成立了生态教育基地。最近，为落实“十七大”精神，他代表中国生态道德促进会与国家林业局合作在福建莆田市建立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湄州岛示范基地”。这是我国第一个海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此外，陈寿朋还在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积极筹划成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
陈寿朋组织推动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二连浩特等市举办“大自然警示与启示”的大型图片展，数十万中小学生、干部和市民参观了展览，接受了生动的生态教育。
他还发起“百年树人杯”生态道德教育征文，有十多万人应征，引起社会各界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
2007年年初，陈寿朋的新著《草原文化的生态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三位国家领导人、十多位省部级干部和众多生态研究专家、学者与会。该书以草原马背民族的生态观作为考察对象，着重探讨了人类文明的生态之旅、游牧生产的和谐之魂、游牧生活的简约之风和草原文化的绿色之韵等主题。与会者认为该书洋溢着智性与诗意，明确提出草原文化凝结了游牧民族的智慧，以爱护草原、珍惜生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为精神实质，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植被，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烛光。
最近，陈寿朋出版了《生态文明建设论》、《生态文化建设论》两书，作为对“十七大”的献礼。陈寿朋还代表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与中国出版集团合作，发起并组织出版分别供学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阅读的《生态道德》丛书，并任主编。
陈寿朋经常给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和有关单位无偿赠送自己的著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陈寿朋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成立，陈寿朋受聘为中心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在《草原文化的生态魂》一书的序言中说：人生有两个黄金时代，充满精力与梦想的青年时代，有了阅历、实践、知识和智慧的老年时代。而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有可能超过第一个黄金时代。陈寿朋教授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60岁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龄。但对陈寿朋来说，60岁却只是人生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开始。在这个黄金时代里，他奔走号呼，唤醒了一个民族的生态意识，使生态道德深入人心，为在整个民族心灵上构筑起生态的防线而竭尽己力。
陈寿朋并未放弃专业：高尔基研究。他是200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科研项目“高尔基研究史”的领衔人，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高尔基学术史”、“高尔基研究”的领衔人。
也有人对陈寿朋的所作所为不尽了解，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年长学者的心声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何所求？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为子孙后代多做点好事，我欣赏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也许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2005年1月，陈寿朋荣膺“2004年中国十大系列英才”称号，被誉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奠基人”。
陈寿朋很爱苏联作家冈察尔的小说《永不掉队》。小说讲述了一个教授参加红军坚持不掉队的故事。
陈寿朋也是一个永不掉队的战士。他参加渡江战役时，部队晚上急行军时前面不断传来“跟上！跟上！”的一幕永远刻进他的记忆，这一记忆也时时敦促并激励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跟上时代，永不掉队！
如今陈寿朋虽已到桑榆之年，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紧跟时代步伐。面对记者，谈及今后的打算，他说：“天公假我十年寿，为绿中华写续篇！”
他写在中华大地上的不仅是绿色，还有爱，博大的爱，大爱无疆，泽被后人的爱！
（载《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8日，与高平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