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
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散步或在别的任何场合，只要有人表现出对我的兴趣，我将微笑、点头，并向他伸出我的手，问一声“您好”然后进行真诚的谈话。
翠湖不大，围着转一圈也不过半个小时。我平日深居简出，更不喜欢运动。可是常识告诉我，这种年纪，这种职业，一点不动是不行的。于是晚饭后围着翠湖走一圈，便成了我每天唯一的运动了。
早晚在翠湖边跑步或散步的人不少，男女老少都有。但似乎都是断断续续的，时见时隐，没留下什么印象。唯有一人，几乎每回都碰到。那是和我一样的中年人，一样的过时的灰涤卡中山服，一样的一副书生模样。论衣着，没什么特色；论气质，你能一眼看出那宽阔的前额和明亮的眼睛所包容的智慧。开始我不怎么注意他。有一天，出门时天空阴沉沉的，妻子担心下雨，叫带把伞，一路都没用上，就这么拿着。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人，看样子也是散步，也那么拿着一把伞，备而不用。
我们擦肩走过，双方都注意到了对方手里的伞，不禁相视一笑。
第二次，碰巧一个小孩横穿马路，一辆摩托飞驶而来，孩子的母亲一声惊叫。
我冲了过去，却有人抢先抱起那孩子。我一看，又是他，于是又以微笑招呼，算是互相认识了。
那以后，我散步时总会碰见他。时间大多在电视新闻联播之后。我们像约好了似的，都等看完新闻才出来。
奇怪的是，我习惯顺时针方向绕翠湖，他则逆时针方向。所以每次都是迎面相遇，每次我们都微笑，并且老熟人似的点点头。时间久了，偶然碰不上他，我还会暗暗纳闷：“他呢？”
最后一次碰见他是一年前的事了。那天傍晚，几乎又是在同一地点，他远远走来，仍旧踽踽独行，却低着头，像在思索什么。看来没见到我。突然，他意外地站住了，拿着一个小计算器按着，又掏出一个小本本迅速记着什么。我走到他身边，一看那本子，写满了天书般的数学公式。他写完合上本子，一抬头见是我，又莞尔一笑。我发现，他那天的笑容里有一种新鲜的东西，也就眼晤了几秒钟。之后我们各自东西，还是没说一句话。
凭一种职业敏感，我大体能判定这是位家在附近的科研人员，没准就是坐落在翠湖边上的云南大学的一位理工科老师。他，也许和我一样，正在思索着自己的难题，捕捉灵感。我想，我们之间不仅可以相互微笑，也是可以交谈的。为什么只点点头呢？
我决定第二天散步时要主动开口讲话了。然而他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现在，我再没有见到这个不断和我微笑点头的陌生人。
出差了？搬家了？调动了？总之，他走了。该不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吧？我突然想到，很多中年知识分子由于生命机器超负荷运转，又得不到适当的检修和保养而猝然死亡，心里咯噔了一下，莫名地往下沉、沉……这种担心是毫无来由的。没准人家另谋高就了呢。我又暗笑自己未免多事。但还是有一种隐隐的遗憾：我本该和他交谈的，本该了解了解他的。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他一定能给我打开一本迷人的书。谁又能否定，正是和他的交往，会成为人生旅途上的某种契机呢？！
然而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现在，每当散步途经我们碰面的地方，我便下意识地停住脚步。湖面上开着小黄花的浮萍，一朵朵顺水漂来，相互轻轻碰一下便又顺水漂过。我想起了“萍水相逢”这句话。又道“相逢何必曾相识”。人们倒也不必多管闲事。正是这种处世哲学，常使人们画地为牢。难怪有的诗人痛苦地喊道：“人啊，请理解我吧！”老山的英雄战士也高呼：“理解万岁！”我想，我之所以始终未能和那个人说上一句话，显然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古老中国几千年来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没准就因此失去很多机会和很多东西。如果抱着理解的愿望和他交谈，起码我能从他那里获得知识，也可能为他做点什么。我们说不定就此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可惜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来不及道一声“您好！”
是夜随手翻阅《草叶集》。惠特曼早已为我们发出了这样的心声：
“陌生人哟，假使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我又为什么不和你说话呢？”
是啊，人为什么要带上面具呢？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面具本来就够多了。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散步或在别的任何场合，只要有人表现出对我的兴趣，我将微笑、点头，并向他伸出我的手，问一声“您好”然后进行真诚的谈话。
哪怕是妙龄女郎，我也有这个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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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面具，或为了包裹自己的不洁，或为了掩饰自己的丑陋，或为了遮挡自己的虚伪……打破陌生的芥蒂，抛却心灵的面具，不只是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份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