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怕嫁错郎，也怕选错行。
1993年，大学毕业，我进了我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当起了初一语文教师。
那个学校实在不是个好地方，原先的校长和书记矛盾尖锐，闹到教育局，结果被双双调离原职，教育局又派来了新的书记和校长。领导虽然换了，但是底下的教师派系依然盘根错节。好在这些与我无关，我不打算跟他们有任何深交，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就是了。
但是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个工作。传道授业解惑，我没问题，但让我把近百个13岁的孩子管得服服帖帖，太不符合我的性格了。我是个与人为善的人，不会严厉。那些孩子对这一点看得也非常清楚，很快，他们就利用我的弱点，把课堂演变成了蛤蟆坑。那时，正值我父亲病重，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学校要求坐班，领导得知我父亲将不久于人世，同意我不坐班，上完课就可以走。这也正给了我逃避的理由。
班里纪律不好，最后连校长都知道了。他找我谈话，问我工作感觉怎么样，我不知好歹地回答：“累！”他40多岁，戴着黑边大厚眼镜，给人的感觉很不亲切。他向我传授经验说：“你完全可以这样：一打上课铃，你进教室就快步往后走，走到头再返回来。学生会很吃惊，都琢磨老师怎么了，要干什么，于是就会安静下来。”我早听说，他是在别的学校教课不行，才搞的行政。不管道听途说是不是真的，他这招我只点头说好，却不打算到课堂去耍活宝。
状况虽然糟，却不能说我课讲得不好，只是混乱的课堂秩序掩盖了我教书的天赋。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青年教师讲课评比，其时我不在学校，并不知道此事。后来，领导说要来听我的课，我也无所谓，来就来吧。谁知，一下子，教室里坐进来20多位听课的老师，把课桌椅间的过道都坐满了。我班里的学生平时再怎么折腾，这时也不敢吭声了。正好，我行云流水般地，用了45分钟，把老舍写的大明湖讲了下来。
大概所有老师和领导都没有想到，我的讲课水平是这样的。事后，语文组的组长老太太拉着我的手悄悄说：“你知道这底下有多少人希望你讲砸吗？没想到你讲得这么好！你一定要争口气呀！”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希望我讲砸，我跟他们都没什么来往，更别提恩怨了。想到同事是这样的同事，而自己也的确不适合这行，我便萌发了去意。
那时，我天天中午回家吃饭，电视里正在播一部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我时常看着电视陷入沉思，我是个做梦的人吗？走出这一步，只能扔掉铁饭碗，任自己自生自灭，混不好怎么办？我是个比较保守的人，愿意按人生的正常轨道走，但每天压抑的工作环境已经要把我逼疯了。我犹疑不决，情绪低落。我跟我妈商量这件事，我妈说：“你出去闯吧，我相信你能成功！”她的话，终于坚定了我的信念。
但是，终因年轻，我做错了一件事。
我们学校管人事的老师，是个面善的中年妇女，个儿不高，长得很白净。她独自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房子里的花草养得十分好。我喜欢花草，有事到她这屋的时候，就跟她聊几句，感觉到许多人情的温暖。幼稚的我由此认定，她是个可以说说心事的人。我把我的困扰和打算告诉了她，想听听她的意见。她好心地说：“哟，你可得想好了，不然正式工作就没了。”虽然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还是很看中这“正式工作”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学校领导就从她那里知道了我“不安心教育事业”。后果是严重的，到我干满一年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转正，告诉我的理由是，因为我没坐班，实际的工作时间不够一年。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通过关系从教育局得到的反馈是，学校认为我不安心教育事业，教学水平差，不能转正。
我惊诧于学校领导面对给不给一个青年教师转正的问题，行为这样不可思议。如果他们的理由拿得出手，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告诉我，你的教学水平还有差距，对教育事业的态度还应端正等。“这里的确待不得了！”我不再犹豫。但我还得取得我应有的干部身份，于是踏实下来教书，终于熬到转正，才一走了之。
走之前，还在暑假里，老师要提前上班。我到校长办公室说：“校长，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我向您辞职。”校长很惊讶，不知道怎样跟我说，就搪塞：“我现在很忙，还有会，等开完会再说吧。”我也毫不隐瞒地说：“我已经有了新的工作，还要上班，咱们现在就说吧。”大概我的话伤了他的自尊，他说：“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们这儿的职工，就应该在这儿上班。我先开会，你的事开完会再说！”他起身走了。我也不愿争辩，也起身走了，头也没回。
之后，在江湖漂的五六年，档案始终是个问题。按照合同，交出赔偿金12000元，教育局应该放人。但教育局管人事的说：“给钱都不放！”其实，衙门之黑，谁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几个父母是教师的毕业生，档案早都拿出去了。我心情阴郁地过了5年没有档案的生活，每次想到要和这样僵化强硬的机关打交道，就感觉没有出路。倒是我妈不时替我去教育局找他们。找到最后，2000年年初，我妈对他们说：“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你们不给档案，我就天天坐这儿。你们不放人，那小孟是怎么走的？”小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有一次我在地铁里碰到她。因为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我问她是怎么解决的。她说：“我就天天坐在他们那儿，不给我解决，我不走！”听我妈这么了解内情，教育局管事的人，仿佛被触痛了隐私一般，说：“得得得，您别提她，提她我脑袋都大了。你们交5000元钱吧，档案给你闺女转出去。”
我没想到我妈是这么有本事的人，我一向躲在自己的想法里，她却能出头露面，绝不软弱。我像被一场包办婚姻困了7年，从1993年到2000年。5000元钱算什么！如果能用金钱买来精神上的解脱，我愿意！
教育局通知我当初工作的学校，第二天派人来，和我一起把档案转走。但学校给我家打电话，说校长不同意放人，要我写一份检查，通过通不过学校看了再说。这时，我已经离开学校五六年了，在报社当编辑，还要我写检查！我气愤地对我妈说：“是不是他们还得罚我站呀！”我妈说：“咱们不用管他，明天一早就到教育局把钱交了。那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其实，我这米早就夹生了，我不知道学校看不见我的影子多年，还留我干什么？他们也不想想，是不是还留得住我。
第二天，我和我妈早早赶到教育局。会计看我们已经拿来了钱，就没等学校那边来人，把钱先收了。会计数钱的时候，我和我妈一直担心学校给教育局打来电话阻止。直到拿到会计开的发票，我俩才在心里默默欢呼起来。教育局左等学校人不来，右等还不来，就打过电话去。明白学校的意思后，他们开会研究了10来分钟，会计进门对我说：“我跟你去转档案！”
转完档案，我有了一种真正轻松的感觉。这是一场个人和一种僵化的体制的鏖战，耗时多年。心灵伤痕累累，也因此懂了些人情世故。而任何时候都站在我背后给我支持的母亲，更是我精神的后援。我妈说：“我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用吧？”何止啊，您这个老太太就是带翅膀的老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