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好朋友在MSN里对我说：“你的一个熟人刚才到我们出版社来了，聊了半天，原来他老婆跟我们总编是校友，你这熟人还说，他老婆比他大两岁，正读博士。他这人挺好的，挺能聊。”即使不说他聊的啥，单说这一见面就能自来熟到连老婆大两岁都汇报的地步，除了吕秀才，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而且，吕秀才的这种聊天方式，我早在20年前就很熟悉了，现在只是惊讶他依然如此。看来，人真是本性难移。
我和吕秀才是大学同学，他还曾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算得上是老朋友了。虽然彼此是基本肯定对方的，但一见面，两人说出的话都一针见血，直刺对方缺点。他说我：“你对什么都看不上，对什么都持批评态度。——不要过于苛求。”我说他：“你真是个老滑头，愈老弥滑。”尽管如此，到底没影响两人嘻嘻哈哈地聊天吃饭。印象里跟他吃的饭还真不少，他请得多，我花得少。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会上碰见了——因为几乎算同行，我俩有时会在这种场合碰上——两人溜达出来往地铁走。路上有几家外贸服装店，吕秀才决定进去。在此得说说吕秀才的着装品位。吕秀才一表人才，身高1米76，体态适中，从来只穿休闲服，而且搭配得体，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如此。这几年，我还经常看见他换书包，有时候提个大黑书包，有时候背个帆布包，有时候又是类似皮质的时尚男包。问他哪买的，说在秀水，很便宜，才八九十元。所以，吕秀才喜欢进外贸店，就很自然了。他到里面一阵狂买，买衬衫，买牛仔裤，根本不砍价，不仅自己不砍价，还不让我砍。我看中一条黑色花纹的裤子，花是浮雕般凸现出来的。但裤子又肥又长，而且只剩一条，这正是砍价的理由。结果，吕秀才说：“老花，你别砍了，要不我给你买！”旁边的售货员更来劲了：“你砍也没用，我们这儿就一口价！”在他们的左右夹击下，我只好掏钱。事后，那条裤子没穿一年，就磨破了，因为是棉布的，很不结实。
从小店出来，他请我吃饺子。等上菜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让我给朱教授寄报，这朱教授老说请客也不请。”朱教授是个老头儿，我们母校中文系的老师，吕秀才的忘年交，在我们中文系大名鼎鼎，只可惜我从来没见过他。吕秀才哈哈笑着，马上打电话给朱教授：“朱老师，您好啊。我跟海格正在外面吃饭呢。她说她给您寄报纸，您老也不请客。哈哈……我让她跟您说。”这时，我真想一脚踹翻他，没办法只好接过电话，尴尬地说：“朱老师您好，您别客气，不用的……”
吕秀才是电台的文学编辑，曾编过一个诗歌节目，从《诗经》谈起，每周一期，稿子都是自己编写的，一直谈到了唐宋，大概有两三年吧，结果因为节目改版被砍掉了。后来他又做新书介绍，做了几年，也被砍掉。并不是他做得不好，事实上，他做得非常好，但电台讲的是收听率，太纯的东西，总是小众的。现在他编着长篇小说连播，选好小说，找演员来播，听起来真是很让人向往的工作。但实际上，哪一行干起来都是苦乐自知。我有一次到他办公室去有什么事找他，看他桌子上贴着一张罚款单，罚款两千。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一次半夜值班，结果睡过了，导致电台在后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节目播完有5分钟静音，没有接上，被台里监听发现，马上通知他。据说，他当时“像炮弹一样，噌地弹起”。这个失误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一直把罚款单贴在桌上，就像鲁迅先生当年因为迟到在课桌上刻下“早”字一样。
对工作这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人，实际上跟我们大家一样，说起来也是满腹牢骚。他跟我笑谈，他现在上班看见捣乱的领导就骂，而且是当面骂，决不背后嘀咕。我十分惊诧，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心态不好的领导，经常从中作梗，逼得他当众说：“我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比你人品更低劣的人！”他历数她的不是，弄得那人张口结舌，以后经常躲着他，或者说不过他，便说：“行行，我不跟你吵，咱们找台长去！”吕秀才真是有理走遍天下，正巴不得找台长去说呢。
也许正是这些现实的不如意，弄得他如今跟我说的都是这样的人生追求：“我现在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那么远，吃点喝点玩点乐点。”所以他的生活总是弄得非常精致。单位的桌子上摆着价格不菲的杯勺，只为工作累了，喝点咖啡的时候，更有闲情逸致。王府井卖的打折的水晶制品他买了一个又一个。耀州瓷，把玩的，饮酒的一样不少。平时宴请不断，每周四又总是要到小西天去看外国电影……
看得出，他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是跟现实妥协后的理想未泯的文人。只是他离我曾经认识并被罩上光环的那个人越来越远。我们读过那么多书，心里应该有些圣洁的东西。现在，每次想起校园里的他，我都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廖沙或者梅斯金公爵相比，那时的他似乎就是他们。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看到一群小孩欺负一个小孩，就去劝架。我亲眼见过当初大学校园里的他为一群小学生劝架。后来我也有幸聆听他是怎么教育他儿子的：“别人要是欺负你，你就狠狠地还击，打！”他说得应该没错，但已经跟当初的那个人有所错位了。
我依然把他当作老朋友，却总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日益稀疏的联络，哼哼哈哈的应答，蓦然回首中已经有些面目模糊的身影，显现着真实的无奈。
前些日子，我骑车上班，在朝阳门附近，似乎听见有人叫我。四下观瞧，居然是吕秀才。问他怎么走这条路，他答坐地铁上班，坐过站了，就上来走了。见他手托一个纸盒，我便好奇地问他是什么。他说是个紫砂壶，刚刚50块钱买的，喜欢它的颜色。掏出来一看，小巧的，是个玩物。我急着上班，跟他匆匆话别，走在路上却慢慢琢磨开了：家在公主坟方向，单位在建国门，怎么会坐过站到朝阳门？如果坐过站，得从一线倒到二线。况且，发现到了朝阳门，完全可以再坐回去，根本不用上来走。想来想去，判断吕秀才只是临时找了个借口随便一说，我干吗要当真呢？
生活啊，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