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看着报纸和电视里乌秧一片的招聘现场，我就庆幸自己早已不再挤在这群队伍里了。甚至设想，如果现在再找工作，我肯定已经没有了当初百折不挠的劲头。
十几年前，我一直没有适合的工作，以至于到好朋友家玩，她妹妹说：“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找工作啊？”她妹妹跟我同岁，当时在一家有名的外企，正忙着谈恋爱结婚。我想，那正是许多二十几岁的女孩该忙的正事，只是生存让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像个苦行僧一样，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
总是不长久的感觉。出道在一家画报社干了半年，画报社面临瘫痪后，我又在一家文化公司编了半年的内部报纸。由于忍受不了女上司的刁难，我又去了一对夫妇开的文化公司，但女老板的气质甚至还不如以前那位女上司，最后我还是走人了。
我参加了几家报社的应聘考试。记得当时有个什么企业或工业的杂志，那位领导十分和蔼并善逗闷子。我每次把电话打过去，他都说：“你考试成绩不错，可以录取。但是，现在社领导出差了，得等他们回来再说。”如是打了3周吧，都是类似腔调，最终也没有等来他们的通知。
还有一个类似《中华英才》式的杂志，倒是决定录用我。我只到那里去过半天。在一个像破教室的办公室里，和我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毕业的年轻编辑部主任给记者们总结前一段出差的表现。在座的都是外地来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不知道是哪里毕业的。主任就说了：“谁谁谁一贯善于扇阴风点阴火。”虽是开玩笑的口气，这群人却给了我很不专业的感觉。
果然，后面，主编吩咐的工作更为离谱，让每个记者出去拉广告，去联系商铺之类的，愿意出多少钱，就可以在杂志上登个介绍，弄个专刊。这更让我灰心，这不是我要的工作。回去的路上，我跟一个也是刚来上班的小个儿男同事一起走，说着这件事的可操作性有多大。我说：“咱们可以现在就去试试。”我俩进了路边的一家影楼。这真是个冒傻气的行为，我们刚一进去，服务小姐就说：“二位是来拍婚纱照的？”看着比我矮一头的这个新同事，我没好气地说：“不是！”等男同事说明来意，人家自然没有兴趣。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这时一家民间编书的小公司给我来电话了，说可以聘我做编辑，我接受了。
这是一个人大档案系毕业的学生开的公司，他是一个书商，以出词典为主业。他在人大西门附近租了套房，所有编辑就在这里工作。编辑里有一位张家口来的老先生，谢顶，戴着眼镜，瘦瘦的，很像小人书《在人间》里高尔基的外祖父。我对面坐的小伙子来自四川，与我同岁，生日比我大10天，牙往里抠着，让人感觉总想替他扳正过来。我们都是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人，说不上难过还是同情，但大家的关系很融洽。每天中午公司管一顿饭，在一家附近的小餐馆，上几个菜，同事们互相敬让斟茶，好像朋友聚会一般。
我的工作是编一本关于税收的大辞典。我对税收一窍不通，人大毕业的小矮个老板替我把每章的的大标题构架出来，又给了我一摞税收的书，让我把这些内容打散，重新排列组合，就成了自己的内容。我每天就是埋头在这些枯燥书籍里，东摘西摘，把它们梳理好。多年后，有一次，我在地坛参加我们报社的展卖活动，在别的书摊，居然看到了这本跟城砖一样厚的大辞典，扉页上副主编的名字，赫然写的是我！可惜，我没舍得掏银子把“这块砖”买下来。不过，当时编这本辞典的时候，对面坐的四川小伙儿就对我说过：“你以为署你名就是好事？人家看了这本破玩意，得骂死你！”
当这本辞典的编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被辞退了，人大小老板的意思是，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我没有辩解，觉得在这种私人公司里，叫你走人也没什么可争辩的。走的原因有可能是，我要求的工资比他们的标准多了200元；有可能是我不善言语，没有搭理老板的女朋友；也有可能是我周末拒绝加班。都无所谓了，在那所居民楼顶层的住宅里上班，我只感觉非常压抑。离开那里，有种解脱的感觉。
之后，应聘去了某个汽车交易中心。我不知道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里能干什么。但那时，给我们讲话的老总，是一个20来岁的妖艳女孩，据说她当初也是招聘而来，由于销售业绩突出，最后成为老总。
好在我不是做销售，而是在一个新组建的部门，准备做宣传。但组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很明显能力缺乏，新招来的这十来个人，每天无所事事，只是做些拔拔草擦擦桌子之类的活儿。这些人，不是下岗的大嫂就是十八九二十岁的小姑娘，每天打打闹闹。显然，这不是我想呆的地方。
每天中午吃完饭，有一会儿午休时间。我站在单位附近，不知道是西南三环还是四环的马路边，看着无数的大卡车小轿车狂野地奔驰而去，想着自己何去何从。已经有两三年时间，自己漂泊在体制之外，为了生存和理想在不停地选择和奋斗。我这时只有26岁，可是没有时间和心情考虑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只为了在这社会中有一个能安身立命并且喜爱的职业。这时我想到，有一次自己去城北应聘，在地铁出口正碰到下地铁的中学同学丁，他那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我说去应聘，他说自己下班回家。我是如此羡慕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按时上班下班。我只能在心里鼓励自己：加油吧，加油！
在这里混日子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招聘信息，有一家电脑方面的报纸招聘记者。好在离自己工作的地点不远，趁着午休，我跑去应聘。主编让我编一篇稿子，再写一篇关于视保屏的文章。考试通过，他同意我来工作，甚至吩咐给我印名片。
我兴奋地辞去汽车交易中心的工作，来到编辑部报到。主编是和蔼的中年男子。我问他这里的记者都是电脑专家吗？他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把我说笑了。但这里的同事却像充满了敌意。一位叫小钱的中年女编辑给了我两张周末开幕的电子产品展览会的票。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是要去采访还是就参观一下，长长见识？她不耐烦地说：“这就随你了！”我又多嘴问了一下，去那儿怎么走。她更加不耐烦地说：“咱们当记者的一定得知道路。以前这儿有个记者就是不认识路，吃了好多亏。”我不敢多问，落荒而逃。
周末，我并没有去电子产品展览会，而是到区图书馆，找出所有电脑方面的杂志充电。看了两天昏头胀脑，但一个决定却越发明晰，我对电脑毫无兴趣，不适合干这行。于是，周一我特地跑了一趟那家报社去辞职。这是我工作时间最短的单位，一天不到。
磨难终于到头了，不久，我参加了另外一家报社的招聘，是做编辑。我很快被录取，到今天已经在这里工作15年了。每每讲起自己来到现在报社的经历，如今已故去10年的编辑部主任霍老师就会故意学着昆明话说：“咱们是游远（有缘）！”
我总结自己能找到现在的工作，一是因为我是个有目标的人；二是因为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我没有让自己偷懒，多烂的工作，都试着接受，真正做到了骑驴找马。
我曾经跟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聊天，说我接受过每个月600块钱工资的工作。她毕业于重点大学，学习上从来都是尖子，因此，她不以为然地说：“600元？2000元的工资我都不干！”她后来的结局并不太好，起先还是白领，甚至做到中层领导。但一不顺心，她就立马辞职，回家休息一年半载再出来找工作。起先，我觉得她这样很潇洒，自叹不如。但随着年龄增大，她的心境越变越坏，工作也越找越差，如今已经重度抑郁，不能再工作了。
我庆幸自己在找工作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