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大学演讲
我此次出国三个月，除去海上旅行之外，在北美整整的住了八个星期——八月十二星期六，从温哥华上陆，十月七日星期六，从同样的地方放洋回国。这个短时期的旅行虽是十分匆匆，但因为它所给我的经验与闻见，都是反映在一个六年留学的背景之上的，故它们在我意识中所留下的印象，似乎也就有点特别意味了。今天司徒校长要我把我在北美的闻见来向贵校的师长同学们谈谈，这当然是非常愿意的，虽然我不能把那些印象都琐琐屑屑的向诸位报告。现在我且选择几件比较值得注意的观察与感想，来与诸位谈谈。
现在先说加拿大。加拿大所给我的印象，是广大。是一个广大的土地，一个广大的人的心胸，和一个广大市场的需要。
当我坐了火车，自东方向那落机山西行的时候，我差不多以为是从南京坐车向北平了。这两条路上，有的是一样的广漠平原，一样的无涯的麦田，一样的北国凄凉的景色，一样的向着一条横行的大山脉冲去。所不同的，一是这两条路恰恰相差九十度：在加拿大是南北行的山脉丁着东西行的火车，在中国却正相反。二是加拿大人烟的稀少，以及贫苦现象的不存在。加拿大的面积有三百六十八万四千余方里，比欧洲全部的面积只少了百分之二，但它的人口却还不到一千万——和大纽约城的人口差不多。我们试想，若把北平人口的七八倍，放到两倍于中国二十二行省的土地上去，（中国本部和东北四省的面积，是一百八十九万六千余方里。）该是多么的通畅舒服！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问题将是“粮食没人吃，怎样办？”而不是，“人没粮食吃，怎样办？”将是，“货物没人用，怎样办？”而不是一个牛溲马勃，竹头木屑，都变为穷人的奢侈品的情形了。加拿大以这样大的面积，载育着那样小的人口，而能不感到麻木与荒废，乃是全靠了它的一个大规模的交通组织。加拿大全境有两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一条叫做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一条叫做加拿大国家铁路。这两条路把太平洋与大西洋联络起来，再加上了一个伟大的航海事业，遂使伦敦到马尼剌的交通，比了北平到河北定县的旅行还要便利。这个巨大的交通组织，不但给了那个广大的北国一个流通的血脉，并且可以说是加拿大对于世界文化的一个大贡献。
在数年前，我曾在中国遇见两三位加拿大的领袖，他们所给予我最大的印象，是一个广大的心胸，和一个诚恳的友谊。我当初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此次到了加拿大，会见了在班府开会的许多加拿大的代表，我的印象还是一样，只更加深刻了一层。后来我又到了三四个加拿大的家庭去作客，每次都会见了许多当地的领袖——教育界和工商界的——而我的印象还是一样。我觉得他们有的是一个伟大的胸怀，一个真诚的友谊态度，和一个温暖仁厚的心。我曾在我的一位居停主人的留名簿上，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一个广大国里的广大家庭，一个广大家庭中的广大的心。”这是一句真实话，也是我对于加拿大人民的最大赞誉。
但是，想到了一个市场的追求，我们便不能那样的乐观了。加拿大的最大农产品是小麦，但巨量机器的生产小量的吃，结果是粮价低落。加拿大的工业品也是供过于求，结果是人民只好有时以较大的代价买本国的货物，虽然美国货的价钱要比较的便宜。这叫做做了一家人，没法子。但一家人的帮忙还是不够的。即以小麦一项而论，它近年的产率，大抵都在四万Bushels之上——每一个Bushel约合中国半石——比了二十五年前，要增加到四倍以上。这个巨量的加增，原是欧洲大战时激励粮产品的一个结果。大战完结之后，欧洲经济情形渐渐恢复了原状；尤其是俄国，现在竟侵到加拿大的母国，英国的市场中，成为她的一个劲敌。虽然最近靠了英国征收外麦的税则，加拿大的小麦在英国市场中，占到了一个优越的地位，但这还是不够的。因此，他们便不能不关心到小麦在中国的市场了。我相信这个加拿大的小麦，不久定要在中国的商战中，占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再说美国。我对于美国的感想，不能尽讲，正也不应该尽讲。比如关于抽象的论列，如从美国人有组织能力等等，则是近于老生常谈，故不讲。又如关于有争辩性的事情，如美国近来的复兴运动等，则因它的利害尚在黑白不分明之间，故也不讲。再如关于美国近年的妇女情况，教育上的超势，及一般人士对于中国人的态度等，则因它们的范围太宽，或是题目太大，数个星期的观察是不够得到结论的，故我也不愿意讲。经过这样的淘汰之后，我对于美国的感想，便容易说话了。我今天所要说的，是两三件与十三年前显然不同的情形，它们都是经过我的亲身观察的，并且也都足以代表此十数年来，美国在社会上，教育上，以及经济上的问题与趋势的。
第一件我要说的，是一个汽车的新纪元。美国汽车的统计数目，最近的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数年前已是每四人有车一辆了。如今当然只有加增，没有减少。因此，凡是我所看见美国在工程上的新建设，差不多十分之九是与这个汽车文明有关系的。新的大钢桥我看到了四五个——或在桥下仰头看，或由主人出一元或半元钱的通过费，特别领我坐车过桥去——都是为着大规模的汽车旅行而造的。新的空中大道，是那样的宽，那样的高，那样的坚固；我曾看见整个的城市，静静的伏在它的下面。新的地道，如纽约到纽玖色的荷兰地道，是那样的整齐与美观。据我所知，这些地道和空中大道，不但是专为汽车旅行而建造，并且普通行路人是不准通过的。还有许多所谓道旁的小屋，是一种小旅店，也是专为长途汽车旅行而设的。最近回国的赵元任先生，便是这个汽车新纪元的一位信徒。他自己开了汽车，带了一位太太，三位小姐，还有炉灶伙食一应家具。九月十三日，他们自华盛顿起身，一路游山玩水，吟歌作曲，好不“写意”！饿了还有太太在车上烧的饭吃；倦了合家便在车上打瞌睡；汽油用罄了，路上有的是油站；晚上据说都是住在那些路旁的小屋中的。这样的晓行夜宿，走了十余天，直到西雅图方上船回国。赵元任先生的一家，真可以说是这个汽车文明时代中的一个中国先锋了。这个汽车作霸的情形，在美国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结果。一是火车的被打败，一是郊外家庭的加增。我此次凡是坐火车的时候，每次都见车上空空的。有时还可以见到一辆整个儿的空车，黑的不见一个人影子。听说美国近年来，因为汽车已经成为旅行的一个主要工具，火车的生意坏极了，而从纽约到潘省的一条干线，更差不多到了破产的地步。但同时，靠了汽车的便利，许多在城市中服务的人，现在却都到郊外住家去了。这些家庭我曾到过两三处，它们都是庭院空阔，花草满地，山光水色，相映成画。女主人无不欢欣相告，这是她梦想的实现，一个乡村中的舒适家园。本来呢，住乡村本非难事，要舒服——指浴室的设置，与医生的接近等等——也做得到，但要两者兼全，却只有在汽车文明中方能得到了。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是每个人的心理，尤其是一个做了母亲的女子。为了这一点，我对于这个汽车文明纪元的降临，便不得不由冷淡的态度，一变而为欣羡的热忱了。
第二件使我不得不注意的情形，是大家知道的所谓失业恐慌。在一般知识低下的人群中，这个情形的严重自然不消说，即在所谓知识阶级中，失业的恐慌也似乎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中心点。现在我且举一个经验作例子。我到纽约的第四天是一个星期日，故那天便不约而同的有好些位老朋友来看我。我们大家坐在一间卧室里——是我一位老同学做工寄宿的地方——大家谈天，但“天”的中心似乎也旋转到一个“位置”上去了。在这一群朋友的中间，先来的都是女的，中饭后又加入了两位男的，他们一共是六位。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知识才能都在水平线以上，有的还有独具的技能。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感到失业的恐慌，有位置的感到位置的不稳固，没有位置的感到找事的艰辛。有一位朋友说，“假如我这个五十元一个月的位置还保不住——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在美国是等于一个女佣的工钱——我只好登广告求佣为使女了。假如那再不行，我就只好自杀了。”又有一位说，“假如你不帮助我到中国去的话，我就只好跳赫贞河了。”中饭过后加入的两位男子中，有一位是学新闻事业的。他说，“你能帮助我们很多。只要你肯，我们可以常来听你谈天，再把那些谈话写出来，我们便可以在报界中找到很好的买主。”这真所谓想入非非，太可怜了！我听到了他们这样的申诉生活的苦痛，又看看他们，不禁联想到了传教士。这个情形假如发生在一百年或五十年之前，这一群的人物不将尽变为中国的福音宣传员吗？但这件事业如今已失了它的引诱，凡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都不愿再来做这个喜剧的演员了。但他们虽不做演员，他们眼光的集中在中国，却仍是一样。我们看了这个情形，岂能不深思？那天我们谈了两个钟头，看看已近午饭时候，我便说，“我们出外吃饭吧。”因为我是这一群中的唯一外国人，怕她们要请我，故我又加上了一句，“大家荷兰”，那便是说，各人自己会钞，不要请客。我说了这句话后，大家仍旧不动身。我觉得奇怪，但当我再看看他们的表情时，我明白了，便说，“让我来作东，请你们到杂碎馆去吃饭吧。”他们说，“你是客，哪能让你作东？”我说，“因为是中国的杂碎馆！”这个解释似乎很满意，大家便默然不作声的站了起来，同我向着那饭馆走去了。那天的结果是，一个穷国中的穷旅行家，用了那银元变成的金元，请了四位美国青年女士一顿中饭！我们说这个情形是例外吗？此次我到的地方不多，我哪敢说这不是例外？但在美国今日的社会中，像这一类的人物，我却敢断言，是绝对不以这几位我的穷朋友为限的。要不然，那岂不等于说，只有我的朋友是穷光蛋？那就真真岂有此理了！
对于美国近来教育的发展，我已经说过，因为时间和观察所限，所得的材料不够，故今天不能向诸位报告。但这七八年来，美国教育界中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新趋势，我却忍不住要说一说。这新趋势即是那个所谓优行学（Euthenics）的研究与施于实用。优行学的目的，是在研究和改良一个人的整个生活。换句话说，即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健全关系的。它所包括的，有家庭中亲子之间的问题，社会上各个分子的关系等等。在一九二五年，瓦沙大学首先创设了一个优行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uthenics）专门研究这个学说和它的实用。凡是大学卒业生，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做它的研究员。研究的科目，则有儿童心理，成人心理，心理的康健，营养问题，美的家庭等等。研究所中还附设了一个育儿院，和一个模范小学，俾一个人自呱呱堕地时，便可以得到种种应付环境——人的和天然的——的训练。因为瓦沙是这种研究所的首创者，故一方面它便成为全国中这个试验的领袖，一方面它又是最能努力把这个学说施诸实行的一个学校。
瓦沙学生的数目，向来是以一千人为限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重质不重量的优胜情形，瓦沙的教育政策，向来便能以对于学生的个人注意，著闻于美国的教育界。但从前的注意是偏重在教室之内的，如今则因靠了这个优行学的鼓励与合作，个人的注意便由脑力推广到整个的人生了。举一个例。从前管理学生的教员，是每舍一位的舍监，她们的职务乃是代表学校施放命令。现在舍监制已被淘汰了，虽然至今校中还有一位舍监，但她不过是秋风中的一片黄叶，孤零零的挂在树上，作为一个过去制度的纪念而已。取而代之的，乃是所谓“寄宿师”的组织。她们的职务，是学生生活的监察与指导——即是优行学的实施——她们的方法，是与学生代表合作。她们须把她们对于学生人格的观察，如才能，康健，习惯，行为等等都在内，不断的向教授们报告，作为后者授课的依据。换句话说，即是把知识的训练与人格的陶育，打成一大片，使它们变成一个整个的问题。在这样情形之下，一个瓦沙学生在人生上的失败，在学校及教授们的眼中看来，便觉得比她在功课上的不及格还要严重，觉得有受到更大的注意与纠正的需要了。在现代美国教育界中，学生自治的范围是到处向着扩大的路走去的。但我以为，必须有这样一个积极的学校指导与合作为背景，这个新获得的巨量的自由与自治，方能向着一条康壮大道走去。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