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我开始为上学的事焦虑起来，特别是因为舅舅在这件事上变得守口如瓶。我等他先提起这件事，但他始终一言不发。最后，我问他是否会守信用，过了新年就送我上学。我提起这件事让他很不高兴，他似乎想说：“难道我家配不上你？难道我这个老师配不上你？”但他没有真的这样说，他只是不做正面回答，说他会考虑考虑再跟我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我为时间的浪费感到恐慌。于是我忘掉了礼貌和我欠舅舅舅母的情，直愣愣地说：“难道我要在这里呆一辈子，永远不能上学吗？”
我看出自己平生第一次伤了舅舅的心，我恨自己怎能说出这样粗鲁不知感恩的话，但一切都太晚了。舅舅当时什么都没说，只冷冷地哼了一句：“好吧！”
又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你现在去上海上学，那儿的女校比哪里的都好。我有个朋友自己创立了一所‘爱国女校’，现在任校长。我朋友名叫蔡元培，他不但是个先进的思想家和革新派，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和君子。我给你写封介绍信，送你去上他的学校，好让他指引照顾你。你舅母要回家省亲，可以顺道把你留在上海。”
然后舅舅指出了我的弱点：“你呀，感情冲动，没有一点耐心。你也太骄傲，太容易流泪，我希望你长大了要改改。”他像父亲一样说了这些和其他的忠告之后，放我走进了广大的世界，因为他知道不让我去尝试我所渴望的冒险根本行不通。但我后来在上海上学的经历常常让我后悔为什么不在舅舅家呆到他觉得我准备好了为止。
我不记得我跟舅母离开时，舅舅一家是否仍住在廉州还是已经回到广州。我们一到上海，我就让人把舅舅的介绍信带给蔡元培。但因为一年将尽，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因为不知道蔡元培在哪里，舅母把我安排在一家常州人开的客店，托附给也住在那儿的舅舅一个朋友的太太和女儿。
这个太太姓刘，是个好人，她的女儿跟我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我不觉得那个陌生地方有多么难熬。但她们很穷，又跟两个奇怪的日本男人交朋友。这两个日本男人是一个老父和他的儿子，他们卖药给住客栈的人。我想他们大概是我们说的浪人，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底细。因为他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批外国人，我对他们感到很好奇，因为他们待人友好，我也并不怕他们。因为我的长相举动都像男孩子，他们有时会让我穿上那个年轻儿子的衣帽。我个子小，宽袍大袖的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们大约都玩得很开心，因为我现在还留着我身穿那种奇形怪状的衣服的照片，虽然我已不记得那是在什么场合下照的了。
刘太太的丈夫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做小官，她们在上海等着跟他团圆。认识她们后不久的一天，我看到她们母女在哭，就问她们出了什么事。她说：“真是难为情。可是我心里太难受了，也许我应该告诉你我们的麻烦。你小小年纪好像很懂事。”
她接着告诉我因为她的丈夫每月寄给她们的生活费很少，她们总是入不敷出，经济困窘。但这次情况更糟，她们的生活费没有及时寄到。除夕就要到了，她怎么办呢？中国的习俗是年底得付清所有债务。她又说如果谁能借她三十块钱，她就能度过难关，因为她们的生活费一个星期内一定会寄到，所以这笔款只需要借几天。
我离开家去广州舅舅家以后，一直是舅舅承担我的小花费。我离开广州的时候，舅舅说他会和父亲安排，我在校第一年的费用由他承担，第二年的费用由父亲分担，第三年开始由父亲全权负责。舅母离开上海时，给了我四十多块零花钱，答应等我进入爱国女校时，再给我寄学费、住宿费和其他费用等等。刘太太告诉我她的窘况时，我还有三十三块钱，但我还没付客栈的账单。我天真地想，我到年底才需要付客栈的账单，那还有十天的时间，帮助刘太太对我也无妨。于是我对她说：“我可以借给你需要的三十块钱，你可以一个星期后还我。”
刘太太很惊奇，她问我身上有多少钱。当我说“三十三块”时，她热泪直流，又痛哭起来。她哀叹说：“噢，你的心多好。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呢？要是我连累了你，那我连狗都不如”等等。那时候我被她接受我帮助时的激动神态吓坏了。因为我从来没经历过经济困窘，所以对钱一点不在意，只认为钱当然要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多年以后，我才真正理解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要是刘太太的生活费年底前不到，或者她是个骗子，那我可就惹大麻烦了，我甚至可能会因为付不起客栈的账单而坐牢。
但命运对一个天真的小女孩没有那么残酷。不到一个星期，刘太太满面笑容地还了我三十块钱。从那天起直到我们分开，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就是在她跟丈夫团圆后，她也不断地告诉别人这个故事，使我很快就赢得了“重义轻利”的名声。
在客栈住了不满一个星期，我就对附近的街道店铺很熟悉了，但我很少买东西，街逛得更少。这一来是因为我囊中羞涩，但也因为我除了毛巾、牙刷、书之类的日用品外，所需甚少。我买的书中有一本是从日文翻译的小说，叫做《不如归》，说的是一对恩爱夫妻因为婆婆对媳妇不满而被迫分离，和我从小背诵的中国著名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十分相似，我为那对不幸的夫妻流了很多同情的泪水。
另一本引起我注意的书叫做《穷学生》。这本书很薄，看起来像课本，也是从日文翻译的。它描写了一个穷苦孤独的日本学生的挣扎：他怎么缺衣少食，怎么争取到自己向往的教育，怎么最后克服所有困难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我读后深受感动，我很同情那个穷学生，在书本的封面上写下了这几个字：“属于另一个穷学生。”在那个短时期内我买的读的书中，这本不起眼的小书留在我记忆中的时间最长。每当我为自己破旧的衣服惭愧时，它给我安慰；每当我碰到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时，它给我鼓励。
有了这些和别的书，比方小仲马的《茶花女》，我在客栈里自得其乐。新年前两天，我想到该给刘太太母女买礼物，就独自上街。我回到客栈正走上楼梯，突然听到个声音叫我：“阿华，阿华！”我很奇怪，几乎吓了一跳，因为在中国只有父母亲和最亲的长辈才会叫你的乳名。因为我相信自己在上海没有亲戚，我不敢回头看，而是加快了上楼的速度。可是，叫我乳名的那个男人紧跟着我，很快追上我，走进了我在客栈住的房间。他站在我面前说：“你认不出我了吗？”
他的嗓音太熟悉了，我大着胆看他：原来是父亲的一位哥哥，我们叫三伯的！我惊叫起来：“三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你在上海！”三伯不耐烦地说：“别管我怎么在上海，快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里。把你这样年纪的小女孩单独留在上海这种地方的小客栈里流浪，你父母亲真该打！”
“可我在等学校开学。”我说。
“什么学校？”他问。
“爱国女校。”
“那个女校我知道，可是这还是太糟了。难道你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我说，“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两个好人，刘太太和她的女儿，广州的舅舅认识她们。”
三伯笑了起来，“哈哈哈！开什么玩笑！”他匆匆忙忙地又说：“我知道把你安排在哪里了。你还记得那个好心的李阿姨吗？”我点点头。他接着说：“喏，李阿姨的姐姐是魏太太，跟李阿姨一样好心，你也应该叫她李阿姨，她最大的儿子是江南水师的总督（一个了不起的大官吧？），现在和他家人一起住水师衙门。你去那儿过新年，在那儿呆到开学。”
我很不喜欢呆在一个大官的家。再说，除了总督的两个弟弟——我们都叫他们表弟——以外，魏家的人我谁都没见过。我不想住在一个让我拘束的地方，像客人一样住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所以我说：“可是我不认识魏太太和她的大官儿子！我想最好别去，我不想当个寄人篱下的亲戚。”
三伯说：“你这个孩子真奇怪！什么寄人篱下？你又不靠他们养活。可是一个小女孩应该有人保护。你一定得去。我今天既然找到了你，就不会让你在这里多住一个晚上。”看他下了决心，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但我还想拖延时间，就说：“我能再想想吗？”他说：“好——吧。不过我们先去看望李阿姨，看你是否喜欢她。”这我同意了。我们一起离开房间下了楼。三伯让我在楼下等他一下，他去“办点事”。他回来后，说“我们走吧”。
我们坐上一辆马车。三伯对我说：“你不要再回这个小客栈了，我已经付清了客栈的账单，你的东西也已经送到李阿姨家去了。”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自己像斗败的公鸡，但我强忍着不哭，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我们到达目的地以后，三伯让我在马车里等，他去见男主人，我们的魏表哥。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让我下车。我满心不愿意地跟随他走进了魏表哥官府的内宅。走进大厅，我发现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家人，她们表面上是来迎接我，其实是为满足她们的好奇心。我知道那个老太太一定是李阿姨，就给她磕头。然后我被介绍给一大群和我父亲同龄的表哥表嫂，还有个带着孩子回娘家的表姐，她非常羡慕我能上学。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通过这个人流的漩涡而幸存的。我只记得当时我的情绪非常复杂。我很为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而自豪，特别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注意还带着羡慕的色彩。但我在这个陌生的房子里又觉得很不自在不舒服，因为每人都穿得那么讲究，都过着清闲的日子。
但让我惊讶的是，除了魏总督以外，家里每人都把我看作大学者，对我十分仰慕。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两兄弟之一正巧住在他的总督哥哥家。每天晚上他都会来他母亲的房间跟我讨论他刚了解的关于西方国家的知识，他以为这些我早就知道了。当我告诉他我才开始学习时，他不相信我的话。幸好我对于生活态度严肃，不至于因为亲戚的赞美受宠若惊，况且我对他们的看法并没看重到因为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而骄傲的地步。
李阿姨是全家人中我唯一真正尊敬的，因为尽管她的晚辈珠光宝气，穿着华丽，她还是生活简朴。她从父亲童年时代起就认识他了，所以对我特别好。她坚持要我睡在她房间里的小床上而不是他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她晚上照看我。她对她的晚辈解释说：“孩子晚上常常踢掉被子，结果受凉生病。”可是每天晚上她在我身上盖了那么多被子，让我在她的照看下很不舒服！她也会要她的儿子们给她各种水果和糖果，然后都给我吃。有时候她会一边从宽大的衣袖里倒出这些零食，一边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不能和父母一起过新年了。你的心里一定想家里的好吃的想得发痛。我让儿子们给我这些东西，装作是我要吃的，没有人会说你馋。吃吧吃吧，孩子，高兴一点。”虽然一个急于上学的女孩子想的根本不是糖果零食，但这个老太太的慈祥爱护让她深受感动，直到今天，她仍然怀着感激和敬爱的心情想起那颗美丽的心灵。
新年过后，我请魏表哥帮我打听爱国女校什么时候开学。他说：“我听说你要学医，但因为年龄太小不能入学，是吗？”我说：“对。”他说：“要是你还要学医，现在倒有个特别的机会。我们水师的副总督，上海的X先生，正打算办一个女子医学院，他很希望招到学生。他自己通晓中医，也认识一个女医生Z小姐会和他合作办学。你是否愿意改变主意，改上我朋友的医学院？我已经告诉了他你的情况，他很想见见你。”
我很犹豫。这对我是个很难作的重大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作的决定都比较简单，因为它们都是在常规和冒险之间的选择，对于这样的选择，我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一个普通的学校和一个医学院都是上学，所以这个选择就很复杂微妙了。虽然我仍旧不喜欢学医，但蔡元培当时不在上海，我因此无法进入爱国女校。结果我现在是“悬空八只脚”，哪儿都不落实。
正好这个X先生也是广州三舅的老相识，他知道了这层关系后，更卖力地招徕我去他要办的医学院。通过魏表哥间接讨论了几天之后，我被带到魏表哥的办公室见X先生。他人到中年，似乎兼有君子和学者的风度。他很和气地跟我说话，告诉我他的志向。他说他办女子医学院有两个严肃的目的：他希望综合中西医学的长处，也希望通过培训女医生来缓和妇女的痛苦。他会担任中医的主讲教师，Z小姐，一个一年前拒绝我入学的那个广州医学院的毕业生，会担任西医的主讲教师。他接着告诉我他也要送他自己的女儿上学，我们俩会成为好朋友。谈到保证人的问题，他说他愿意破例接受不在本地的三舅做保人。
就这样，我因为一系列奇怪的外因而进了这个医学院。首先，X先生认识广州三舅，这点对我十分重要，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把X先生看成是个年长的朋友。第二，X先生办学的双重目的听起来非常高尚，很容易地赢得了我的尊敬。第三，X先生对我的友好态度使我觉得在他那儿求学之路会一切顺利，一片光明。这个医学院看样子实实在在，校长又尽力帮忙，所以我很快忘了那个虚幻抽象的爱国女校。因此，我选择这条道路是出于外来力量的促成而不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但后来我发现选择这条道路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