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5月10日，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秘密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车站被德国警察逮捕了。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共产党宣言》、两份《告同盟书》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等文件，还有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介绍信和一些盟员的通讯地址。接着，警察进行大搜捕，把同盟的其他10个负责人先后逮捕起来。由于警察搜出的文件都是公开发表的，根本不可能以此来定罪。所以，法庭一再拖延审理，花了1年多时间，反动当局用捏造情节、伪造文件等卑鄙手法，于1852年11月12日以“叛国罪”和“阴谋罪”判处7人3至6年徒刑，来陷害共产党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马克思听到德国警察逮捕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消息后，对被捕人员表示深切的关怀，并想方设法营救他们。同时，全力以赴投入到这场案件的斗争之中去。
在审讯前，普鲁士警察局苦于找不到给同盟中央委员们定罪的证据，就派遣特务打进沙佩尔——维利希集团在巴黎的组织。一个名叫舍尔瓦尔的特务居然当了巴黎支部的“三人委员会”成员，给普鲁士警察提供了不少材料。一个名叫罗伊特的警探乘保管员不在家的时候，砸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档案。普鲁士警察局以为这一下有了大量证据，大肆宣扬他们破获了一个“图谋推翻政府的大阴谋”。并把这个案件交给法院审判。
普鲁士警察偷到的档案是沙佩尔—维利希集团的。由于科伦中央委员会早就同这个集团断绝了关系，所以，德国政府仍然无法宣判。反动派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又捏造一份所谓《原本记录》。但由于警察是根据沙佩尔—维利希集团活动的情况来捏造的，根本不了解科伦中央委员会的真正活动，所以，捏造的这个假证据漏洞百出，连开会的地点、时间都不符合事实，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这场骗局很快被戳穿了。
普鲁士政府又搞了一本《红色问答书》和一封模仿马克思签名的“亲笔信”来证明同盟阴谋推翻政府。马克思立即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明他从来没有写过和看到过这样的信和《红色问答书》，并提出许多证据来证明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在马克思的有力驳斥下，警察局的密探不得不承认是伪造的。
但是，德国政府是不肯承认自己失败的。尽管他们的卑鄙手法在公众面前暴露了，可是仍然将被告判处3年到6年不等的徒刑。科伦审判案就这样收场了。
在科伦案件开庭审理的那些日子里，在伦敦的马克思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搜集审讯的详细情报，分析当时的情况，找出反动派的破绽，并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德国警察的卑鄙阴谋。那些日子，马克思全家人，不顾当时生活条件的困难，都投入紧张的工作：有的帮助抄写文件或者信件，有的跑腿到邮局去发送信件或到报馆去送稿件，并想尽办法把一些材料送到科伦的被告手里，作为他们申辩的有力根据。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形容当时情况时说：“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钱，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维持生活，并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面前。”正像燕妮形容的，当时他们“不仅用脑子，而且用双手和双脚进行紧张的工作。”
从1851年5月到1852年年底，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把全部精力放在为科伦案件受害人的辩护上，这期间，他的父亲传给他的、以及他的专业所学的各种知识充分发挥了作用。科伦审判案刚刚结束，马克思立即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把科伦案件的前后经过、反动当局的阴谋手法和无耻嘴脸都详细地揭露出来。通过对事实真相的公布，来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认清反动政府的本质。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终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目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