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2003年的夏天，途经成都，借转机的间隙，我执意要去武侯祠，这个愿望对我来说已在内心潜伏久矣，武侯祠近在咫尺，岂能不往？
中国人的骨子里有深刻的诸葛情结，而且这种情结传承至今，他为我们民族塑就了一个规范的智者形象，给东方的政治家们制造了一个格式。一把羽扇成了智慧的道具，摇扇是中国式的风度，仿佛是为了得到孔明先生的护佑，诚然他给我们民族带来自信，指点江山，指点英雄豪杰。尽管我们隐隐约约知道耸立在面前的这位山东汉子被粉饰了，但我们固执地相信都是真实的，甚至毫无根据地去偏袒他，以至干脆让他神秘，似乎只有神秘，才更加崇高，高得我们无法触摸。
穿过院墙外面的熙攘，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立即陷入肃穆且崇敬的状态，这是我与诸葛亮最近的一个精神距离。眼前流连的是闲散的人们，显然，武侯祠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中，仅是一个不错的公园，它一千七百八十余岁的高龄已没有实际意义，我们能看到的也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武侯祠。
贰
三国是激情时代，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兴奋不已，后世的演义小说把儒兵文化糅合到极致的位置，正所谓“计谋诡诈中辨慈惠宽严，刀光剑影下见忠义仁孝”。
从而也产生了两位文化英雄：其一是踞智慧之巅的诸葛亮，其二是爱戴高帽子的关羽。
关羽确实有意思，历代帝王不停地给他戴帽子，败军之将最后竟成了与文圣孔夫子齐名，在民众中更是超过孔夫子的千古第一完人的武圣。在造神运动的推拥下，明朝万历年间，关羽完成了帝的晋升，并成为江湖社会的精神偶像，关公文化显现的是民俗特征，义薄云天的他着重展示的是义，而诸葛亮闪烁的是智慧化身，他则是忠的典范。
尽管同样也有很多虚名附加在戴着纶巾的诸葛亮身上，一个有力的基础就是诸葛亮是高尚的人，无私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些关于人品的形容词搭建起一座高耸的神坛。
在诸葛亮的精神中，淡泊明志和鞠躬尽瘁占据着主要成分，后人永远不会给他冠以帝的称谓。
在白帝城托孤的那一幕，刘备别有用心的政治交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明代学者胡居仁曾指出：“诸葛孔明、司马懿智勇相等。”（《四库全书》本《居业录》卷四）诸葛亮与司马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忠”字，司马懿当年伐公孙渊，见过父老故旧，燕饮累日，让我们想起刘邦定天下后，在故乡沛县召见故人父老，酒酣，击筑作《大风歌》的典故，司马懿也歌，曰《燕饮诗》：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遭逢际会，奉辞遐方。
将扫逋秽，还过故乡。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
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此诗虽不及《大风歌》出名，但不难看出司马懿的王者之心，曹操不敢信任的狼顾之人，终于被司马家几乎是用曹魏更替汉室的同样手段，夺了政权。
诸葛亮没有王气，更没有野心，我们不妨读读他躬耕陇亩，好为的《梁父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关于《梁父吟》有许多讨论，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理想是做名相，类似晏婴和管仲。不忠难为名相，尽管诸葛亮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优秀品格，但他一生的才智是建立在“兴复汉室”和“忠君”的基调上，武侯祠的字画楹联甚多，我最感兴趣的是相传岳飞含泪书写的《出师表》和《隆中对》，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愚忠主义者，他和诸葛亮放在一起仿佛是历史的呼应。
公元759年，年近半百的杜甫从甘肃颠沛流离地来了成都，并靠朋友帮忙，在城西浣花溪畔营建了著名的杜甫草堂，这使他有时间踏访武侯祠，这位“致君尧舜上”的老人写了不少歌咏诸葛亮的诗篇，尤其是《蜀相》，为古代咏人物的诗歌中最为杰出的名篇：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仅这两句就让人动容不已，在杜甫写《蜀相》的前十几年，唐王朝也首次把诸葛亮作为忠臣，列入每年春秋必须祭祀的范围，三国众多人物中，唯独诸葛亮享受了这个待遇。
爱垂泪的刘备和让后人垂泪的诸葛亮是君臣之谊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故常让无用武之地的人们引以自叹，而如今的武侯祠也非常有趣地形成了一个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义庙等组合成的广义上的武侯祠，为目前中国独一无二的君臣合祀的祠堂，世人让蜀汉君臣济济一堂，寄托了一种抱负，而并非所有蜀臣都进入武侯祠，因为有严格的入选标准，就是那一个“忠”字。
叁
有言读《出师表》不哭，视为不忠。
没有诸葛亮的忠诚，就没有传得神乎其神的诸葛亮淋漓的智慧。
疑古人士引经据典，指出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是千古笑谈，恰恰认为“孔明少智”。顶礼膜拜的智者，正是他最为光芒的部分，原来竟是最灰暗的地方，难道要推翻在世人心中那根深蒂固的定式吗？甚至陈寿在《三国志》中也说：“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铁笔写春秋的陈寿真的因其父受马谡之累被诸葛亮处刑，而怀恨于心，以史攻之吗？
我们在以小人之心度陈寿的君子之腹，陈寿在史学界的评价一直是不错的，况且他在写诸葛亮传时亦是带着敬意，而后世的演义小说确实模糊了许多历史真相，融入作者的主观态度，人们把含有虚构成分的小说当成历史读之信之。
诸葛亮是人，是人就有短处，就有缺陷，就有遗憾，诸葛亮少智吗？显然不是，尽管《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空城计的奇谋是嫁接而来，尽管气死周瑜、骂死王朗也太玄乎，尽管他的智慧并不比曹操、司马懿强，也不至于少智。请看孔明先生的出山，便是一幕欲擒故纵的好计，三顾茅庐是求贤若渴、尊重人才的代名词，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是否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备以礼待之，但并未重用，后经徐庶推荐，方上演三顾这场大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诸葛亮有管乐之志，当时风行的隐居方式只是坐店待客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且具有高度预见性的尽显智慧和谋略的《隆中对》早已烂熟于胸，为刘备礼贤下士的德行，为自己的清名，不得不让刘皇叔多跑两趟。
但诸葛亮的用兵与其治国行政的能力相比，处在次席，也就是说诸葛亮治国强于用兵。对诸葛亮“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的评价，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达成广泛的共识。他治理巴蜀之地，在政策、经济、民族、农业、科技、水利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从而也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肆
乱世之三国，统一华夏、兴复汉室是当时的第一要务，诸葛亮最终抱憾五丈原。问题出在哪里？歌功颂德的武侯祠找不到我所需要的答案。
晋史曾记载，桓温伐蜀时，诸葛亮的秘书尚在人间，但到了难以置信的高龄，此处还真要带上几笔，谈谈这场大战。
景耀六年，即公元263年，刘禅下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而蜀中武侯祠在蜀汉灭亡四五十年以后由据蜀的李雄始建，最早是在成都“少城”之内，当时只有神位而无塑像，专祭诸葛。桓温任东晋荆州刺史，于永和三年，即公元347年，收复蜀地，这场罕见的大战中，成都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毁了，独存武侯祠，参战双方都是诸葛亮的崇拜者。
做为一方枭雄的桓温很有兴趣地打听诸葛亮的事，他问诸葛亮的秘书：“诸葛公有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老头说：“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桓温便显出颇自得的神情，那老头呆了半天又说：“不过自诸葛先生以后，还没有见过谁有先生那样妥当的人。”桓温这才感到惭愧佩服，后人有评价说凡事最难得的就是“妥当”，这二字就是诸葛孔明的才智。
而我一直认为正是过于妥当而误诸葛，名将魏延是诸葛亮不喜欢的将领，他每次随诸葛亮出兵伐魏，总想请求拨给自己将士万人，从暗道与诸葛亮潼关会师，而诸葛亮是“制而不许”；魏延也曾请求诸葛亮拨给他将士五千人，他要沿秦岭向东走，直取长安，他认为这一军事行动能使咸阳以西之地平定，而诸葛亮认为危计不用。现在我们都知道奇袭是重要的军事手段，而许多研究人员竟发现，当年魏延的想法并非不可取。诸葛亮不肯冒险，而他用兵浩浩荡荡，建旗鸣鼓，飞骑传书，通知敌方蜀国的大军来了，诸葛亮对敌光明正大，不屑谲诈之计。颇有讽刺意义的，日后蜀国的灭亡正是邓艾的奇袭，不知诸葛亮地下有知，有何感想？是否悔恨自己近于迂腐？纵然你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战场上以胜败论，特别是荆州失守，关羽被斩，已丧失《隆中对》所提出的基本条件，而诸葛亮六出祁山，大军征伐，无功而返。为了他的忠君大业，耗民脂，削国力，即使诸葛亮是治国的高手，也难抵长年征战的消损，以至弱蜀。
也正因为诸葛亮的过于妥当，唯恐像魏延这样长着“反骨”的军人乱蜀，在诸葛亮去世后，蜀国出现一个令人感叹的局面，文官济济，虎贲寥寥，军事后备人才奇缺，竟轮到了廖化作先锋的境地。
诸葛亮一生谦慎，举轻若重，纵然是死诸葛吓跑了活仲达，毕竟便宜了长他四岁的司马懿，使司马懿再也找不到可以对决的英雄。
我仿佛看见诸葛亮最后的背影，那安静的羽扇边挪动着身躯，深邃地环视喑默的江山。
诸葛亮的妥当并没让蜀国妥当，诸葛亮的神机并没算出三国归晋的结局。这是命数，也是天数。
肆
当今不少学者以还历史真实面目的角度论述诸葛亮，千百年来，享有崇高威望的诸葛亮已成为一种文化，他作为旷古奇才，千载伟人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曾有人给武侯祠题碑：
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多道武侯祠；
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师。
只有一世坚贞才能换来千秋涕泪呀！
2007年7月16日夜于拾味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