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国家道德
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9页。
欲为仁人，当居乎仁；欲为义士，当由乎义。仁人义士，成德之名，居仁由义，所以求进乎德而底；于成，犹之道也；揭以道堂、道宇、道馆、道之号，乃老子之所谓道耳。吾儒则修道而后可以深造，故昌黎于彼曰：道其所道，德其所德，将合仁与义言之则进与修不可以不力。方回《桐江续集》卷二九《进德斋箴》四库全书本。
夫仁者，爱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内之道也。于此观之，不爱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爱人者，人恒爱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应之道也。于此观之，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矣。君子为己之学，自修之不暇，奚暇责人哉！自修而仁矣，自修而信矣，其有不爱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处之有未洽耳，又何责焉？故君子反求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
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宁止之矣。若夫讲说之不明，是己之责也；引导之不时，亦己之责也；见人有过而不能容，是己之过也；能容其过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己之过也。欲正物而不先正己者，非大人之学也。故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学不厌而教不倦者，如斯而已矣。观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勉仁方书壁示诸生》宣统二年排印本。
仁者，吾心恻隐之微而施之天下，则足以保四海。君子未尝有四海之贵，宜先具足保之体，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复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于鳅鳝蚌蛤之戕其生，而忍于杀人，是亦不知务矣。此谓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听责乎扩而充之。朱之瑜《舜水遗书》文集卷二五《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1页。
义者，万物自然之则，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圆而成璧。若举事以求合乎义，则土之型金之范矣，非义也。因时制宜而不失范型之意，是即所谓义矣。羞恶之心为义之端，倘未尝慎之于始，而不胜愤忿之心，或可谓之勇尔，不可谓之义也。朱之瑜《舜水遗书》文集卷二五《杂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1页。
仁与智不同，于何见之？所贵乎智者，在能用利害，故明哲保身，谓之智。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亡，斯无怨矣。仁与智之差别若此，定义即由之而生。中国古平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臧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朋爱，即可谓之仁。
仁之种类：
一、救世之仁，
二、救人之仁，
三、救国之仁。
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生质则皆为博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唯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页。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页。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第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页。
吾中国先哲之教，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报怨。此自前人有为而发之言，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虽有足令人起敬者，而末俗承流，遂借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恨性，而误尽天下。如所谓百忍成金，所谓唾面自干，岂非世俗传为佳话者耶？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今乃欲举全国人而惟此之为务，是率全国人而为无骨无血无气之怪物，吾不知如何而可也。中国数千年来，误此见解，习非成是，并为一谈，使勇者日即于销磨，怯者反有所借口；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对一人如是，对团体亦然；对本国如是，对外国亦然。以是而立于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吾不知如何而可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我中华开化最古，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立国之要素，即为法治之精神。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古人所称上思利民，以死报国是也。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昔贤遗训，如好货财，私妻子，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推而至于战阵无勇，举为炯戒是也。盖忠孝二字，行之个人则为道德，范围天下则为秩序。《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
人生归宿，既在于乐，国家者以人生之归宿为归宿者也。故国家职务，即在调和群类，拥护机宜，俾人各于法律范围之中，谋得其相当之幸福而已。幸福之求，专恃人民之自觉自动，国家之责，惟在鼓舞其发越之机，振兴夫激扬之路，故凡物质上之快乐，体育上之欢娱，务使发扬至尽。俾得与精神焕越之程度相应相调，以遂其演进文明之愿。此挽近国家奉为职志之唯一大则也。
摘自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国家者何？乃自由人民以协意结为政治团体，藉分功通力，鼓舞群伦，使充其本然之能，收所欲蕲之果，乃以自智自力谋充各得其所之境，非藉他人智力代为自谋者也。
摘自高一涵《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7年1月1日
国家的权力，仅能支配人类外部的行为；绝不可干涉人类的思想感情信仰。
摘自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国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动，具有人格的大人；万不要看作奴隶，看作俘虏，看作赤子，看作没有人格的小人。
摘自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午12月15日
吾以为将来之国家，将来之社会，必尽使人民知善而为之，乃能成完善之社会，完善之国家。盖行其为物，原有俟于人之知识，知识低，则其所见者迩，所见者狭，不能审查其行为各方面之影响结果，既使所行为善，要亦不过为盲目之行动，机械地模仿他人，模拟社会而已，要亦无足大贵。……教育高，知识富，则人之所见者远而阔，能周瞩情势，详审利害，故其行为为自觉的，为自动的，不以社会习俗为准绳，不为腐旧礼法所拘囿。道德之进化，社会之革新，端赖此类之人。易言以明之，知识可以为道德之方法，世固有假新获得之知识以争权夺利，戕贼同胞者矣，无他，其方法用之未得其正也。
摘自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就伦理上看去，国家的义务，可分为消极与积极二种：就消极一方面说，应该达到三大目的：一、平日维持法律，保卫治安；二、若遇抢劫行凶等事，惩罚犯法的人；三、维持生命，与工作之权利，设法使全国民皆有谋生的机会。就积极一方面说便是增进国民的幸福，精神上物质上两方面皆须注意。
摘自孙贵定《伦理学》(1923年)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52页
我们所说的爱国，就是要人民全体和衷共济，捐除私忿，尊重公益，使国家臻于理想的完美的地步。若是只顾侵略他人，与他人的国家寻衅争斗，怨仇反复，残杀不止，则御外尚来不及，何能专心修理内政？这样，则欲国家臻于理想的完美的地步，岂非至难么？所以真爱国者，不但爱自己的国家，也能爱敬他人的国家的……
摘自谢颂羔、余牧之《伦理的研究》(1927年)华文印书局1932年版第272页
不承认国之上有更高的社会者，以为国家之行为，不入于道德的判断之内。盖国之上既无更高底社会，则国之行为，无所谓合乎一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与否，所以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凡以为国之行为，可以是不道德的者，皆系从一超乎国之上之另一较高的社会之观点说。实际上比较高的社会尚未完全成立。国之行为，尚不能完全入于道德的判断范围之内者，正因此也。
摘自冯友兰《新理学》(1939年)《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我们说一个人或一个家的行为不对，是站在较人或家高一层次之社会组织上说的。但若说一国的行为，则必须站在较国高一层次之社会组织上说，而此组织是现在尚没有的，或虽有而是有名无实的。我们于上文说，凡是以个人的，或家的行为，比拟国的行为，就自古以至现在的国与国的情形说，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说就自古以至现在国与国间的情形说，即是说自古以至现在，尚没有比国更高一层次的社会组织，或虽有而有名无实。我们并不说，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组织，在将来亦永没有这种组织。我们相信，世界上应该有这种组织，而且将来亦一定有这种组织。不过在这种组织尚没有的时候，或虽名有而实无有的时候，我们若持如上所述之辩论，在逻辑上说，是合适的。我们若相信所谓道德制裁能对国的行为有多大效力，在行为方面，是要吃大亏底。
摘自冯友兰《新事论》(1940年)《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在现在的世界中，人是文明的，而国是野蛮的。野蛮的国却是文明的人所组织者。我们若“明层次”，则知此话，并无矛盾，亦非怪论。人与人应该互助，一国内之人，对其同国之人固应互助，即对异国之人，亦应互助。但国与国则不互助而斗争；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于其自己有利而行之，并非以互助为一种道德而行之，在人与人之关系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应该的，但在国与国之关系中，这却是一个最稳当的办法。
摘自冯友兰《新事论》(1940年)《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在国之上尚没有一个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之时，无论哪个国或民族，都须以其自己的本位，“竞争生存”。不然，它是一定不能存在的。
摘自冯友兰《新事论》(1940年)《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因国家为民族安内攘外，以实现其生存与自由的工具，所以代表国家的机关或政府必须有能。盖必须有能，然后才能适应时、地需要，为种种合宜措施，以达到安内攘外的目的。否则优柔寡断，内不能安，外更不能攘，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即无由实现。同时因国家为民族人格的具体化，所以代表国家的机关或政府必须能代表民族意志……，所谓能代表民族意志，即为能代表某时期人民的意志。盖必须政府能代表某时期人民的意志，然后政府的意志才与民族意志相一致。政府意志与民族意志相一致，然后政府才为民族国家的政府。否则政府为政府，人民为人民，上下脱节、即不能谓之真正政府。
摘自汪少伦《伦理学体系》(1944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77页
政府不能压迫人民服从其命令，因为民主政治之中，根本无此种假定，唯其如此，所以民主政治下，人民有言论、信仰、出版、结社诸自由，各人可想其所想的，行其所欲行的。只要不超越法律范围……
摘自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367页
（第二节）社会道德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页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5页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5页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页
韩信曰：“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2624页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7页
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在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摘自蔡元培《对教育方针之意见》(]912年)《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应当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权。
……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惟因自杀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会以妨害的，又当别论。
摘自李大钊《青年厌世自杀问题》(1919年12月1日)《李大钊文集》人民版社1984年版下册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