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香港的新闻检查，却有它的饶有趣味的别致的情形。虽则在我们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们，对于新闻检查总觉得是一件无法欢迎的东西。
香港原来没有什么新闻检查处，自从受过海员大罢工的重大打击之后，惊于舆论作用的伟大，害怕得很，才实行新闻检查，虽明知和英国人所自诩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顾不得许多了。据我们的经验，香港新闻检查处有几种最通不过的文字，其一便是关于劳工问题，尤其是关于提倡劳工运动的文字。香港的新闻检查原在吃了工潮苦头之后才有的，他们最怕的当然是直接或间接和劳工有关系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个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诗，说什么“一家肚子饿，没有棉衣过冬，破屋呼呼西北风，妈妈病得要死，不能送终！”这些话是他们所最怕听的！至于那首诗的末段：“骂他他不痛，怨天也无用，也不可做梦一拳头联起来，碰！碰！碰！”那更是他们听了要掩耳逃避的话语！所以这首诗在香港完全被新闻检查处抽去，后来我们把它带到上海来，才得和诸君见面（见《生活星期刊》第12号）。
他们不许用“帝国主义”，所以各报遇着这个名词，总写作“××主义”，读者看得惯了，也就心领意会，知道这“××”是什么。我们知道，在上海各种日报上还可以把这四个字连在一起用，这样看来，香港新闻检查似乎更严厉些，其实也不尽然，例如存上海有许多地方为着“敦睦邦交”，只写“抗×救国”，在那里，这“抗”字下的那个字是可以到处明目张胆写出来的。中国人在那里发表抗敌救国的言论倒比上海自由得多。这在我们做中国人的说来虽觉汗颜无地，但却是事实。《生活日报》开张的第一天，香港的日本领事馆就派人到我们的报馆里订报一份，好像公然来放个炸弹！但是我们后来对于抗敌救国的主张还是很大胆地发表出来。
他们不但检查新闻，言论同样地要受检查。有些报纸上的社论被他们完全抽去，因为夜里迟了，主笔先生走了，没有第二篇赶去检查，第二天社论的地位便是一大片雪白，完全开着天窗，这是在别处所未见的。有一天看见某报社论的内容根据四个原则，里面列举这四原则，但是在（一）下面全是接连着的几行××，在（二）、（三）、（四）各项下面也都同样地全是接连着的几行××！这篇东西虽然登了出来，任何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的。《生活日报》的社论还算未有过这样的奇观。我每晚写好社论之后，总是要等到检查稿送回才离开报馆。有一夜因检查搁置太迟，我想内容没有什么“毛病”，先行回家，不料一到家，踏进门口，就得到报馆电话说社论被删去了一半！我赶紧猛转身奔出门，叫部汽车赶回报馆，飞快地写过半篇送去再试一下，幸得通过，第二天才得免开一大块天窗。其实我所要说的意思还是被我说了出来，不过写的技术更巧妙些罢了。不论他们删除得怎样没有道理，你都无法和他们争辩，都无法挽回。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民众歌咏会前途无量》，结语是：“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普遍到全中国，我们愿听到十万百万的同胞集体的‘反抗的呼声’！”这末了五个字是我引着香港青年会发起这歌咏会的小册子中的话，但是他们硬把“反抗的呼声”这几个字删去，成为“×××××”，我看了非常的气，尤其是因为检查处的人也都是中国人，但气有什么用？
有时因为检查员没有看懂，有的话语也可以溜过去。据说某报有一次用了“布尔乔亚”这个名词，检查员看不懂，立刻打电话给那个报馆的主笔，查问这究竟是个什么家伙，答语说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应该是大家敬重的，于是便被通过了！
广告虽不必检查，但报馆要依检查处的禁例，自己注意。例如登载白浊广告，“浊”字要用□的符号来代替，和生殖器或性交等等有关系的字样都要用□的符号来代替。据说他们的理由是：凡是你不可以和自己的姊妹说的，就不可以登出来。这理由可说是很别致的！说来失敬，帝国主义和白浊竟被等量齐观，因为在各报的广告上（大都是属于书籍的广告），也只可以用□□来代替“帝国”两个字。
（原载1936年9月20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