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简介
冯恩洪，男，59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原上海浦东建平中学校长，现任上海世纪东方学校理事长、建平（集团）学校总校长。冯恩洪因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理论和实践的建树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以整版篇幅发表的专题报道计有：文汇报《探索者的足迹》，新民晚报《校园的魅力》，中国青年报《合格+特长》，上海青年报《教育魂》，人民教育《跨世纪教育工程》等。
1995年，受上海市教育局委托，上海电视台拍摄并播放了五集电视纪实片《冯恩洪和建平人》。
1996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播出对冯恩洪专访。同年，中央儿童电影制片厂将他的教育理念编成故事影片《世纪桥下》全国上演。
1999年以来，人民日报曾六次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呼唤明天的教育》，《建成人民心中满意的学校》，《未来人材的摇篮》，《追求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和谐发展》，《品牌输出，浴火重生》，《好学校就是“梧桐树”》。现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专家委员会副会长、全国中小学德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
冯恩洪——用之可以尊中华的教育家
一、何人为我写精神——冯恩洪印象
一名合格的教师，必备的先决条件是“为人师表”。为人师表，看是一种行为，其实对却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体现。精神宛在，则风范长存。冯恩洪是一个外在特征极其鲜明的人，身材颀长而清瘦，步态轻盈而舒缓；面容和蔼而清雅，白皙而略带些红晕；饱满的双眼帘下是一双闪烁着儒雅之光的眸子。当他以聆听的姿态面对交谈者时，这双眸子随之微微弯曲起来，宛然是湖畔柳梢上的一弯新月，悠然神往，诗意优雅，兼有澄净无瑕的笑意，足以温馨感怀。
这的确是一名优秀教师所应有的形象。
听冯恩洪讲话，是一种过程愉悦的享受。他有着“一凤入林，百鸟压声”的本领，他说话，别人遂悄然一派心悦诚服地倾听。
他可以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地讲解、陈述一、两个小时，条分缕析，以一贯之。期间，管你有人插浑打科，任尔东西南北风，他可以稍作停顿，付之善意的一笑，但思维依然流畅如初，节奏丝毫不乱。
这岂又是世间芸芸众生所能具备的语言天赋！1985年6月7日，教育部在北京香山别墅召开为期一周的全国德育工作会议。作为来自全国的3个基层代表之一，冯恩洪出席教育部的会议。做了本次会议上一个最长的发言《德育困惑引发的思考》为时1小时40分钟。这个发言是冯恩洪从1980年到1985年间5年思考的结果。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同志对他做出中肯评价：“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是有希望的，我们北有魏书生，南有冯恩洪”。
冯恩洪曾说：学校永远有差异，学校永远无差生；教师要善于面对差异，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我们提倡用赏识的目光面对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让每个学生的名字都充满神圣和庄严。
这句话，可以让听到它的每一个人对冯恩洪肃然起敬。不过，要真正认识一个人，还需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对琦行瑰意的不凡之人冯恩洪而言，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最好的办法，是倾听他的言语，了解他的心声：而今，共同关注中华教育事业的意愿，使我们与冯恩洪校长晤谈一室之内。亦因为冯恩洪校长一席开诚布公的畅所欲言，使我们得以从精神上把握住了一个著名教育家的高尚灵魂，这就是他为人师表的情感，科学教育的思想。
二、可以“为人师表”的情感基础
实际上，冯恩洪走上了教育道路纯粹属于偶然。他这个人在成长当中很幸运，在小学、中学都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冯恩洪在天津耀华中小学就读时班主任孙老师现在还健在。这是当时天津市最棒的一所学校。他们班都是男生，男生班都有纪律问题，老师为了管住纪律煞费苦心。孙老师总结出一条经验：强化孩子们的需要，用满足孩子们需要的方法，来抑制孩子们下意识当中不能控制的行为。
小学生们都喜欢听故事，孙老师讲故事特好，要是今天六节课没有纪律问题，明天孙老师就讲故事；今天上课有人违反纪律，明天早上就不讲故事，让违反纪律同学做检讨，并问：“同学们，你们爱听故事还是要听检讨？”当时，班上最调皮的就是冯恩洪，他说：“当然爱听故事，谁要听检讨。”既然要听故事，就得管住自己。在一堂历史课上，冯恩洪把老师讲的都听懂了，便拿出连环画看，旁边一张小纸条就塞过来了，“冯恩洪，你明天要听故事还是要做检讨？”一想不对，冯恩洪赶忙把连环画又放进书包里。
冯恩洪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下课玩玻璃弹珠玩得手痒，上课后仍下意识把手伸进口袋里，将玻璃弹珠拿出来塞到鼻孔玩，结果一按竟按进去了。一紧张，就哭出声了。当时是孙老师的数学课，看到这个情况二话没说，叫了三轮车就送到医院。医生在为他做了局部麻醉后，用钳子把玻璃弹珠取出来。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孙老师一句话也没说，到学校门口也没批评他。他看了看表，数学课下课还有10分钟，多听10分钟总比少听10分钟好，就赶快回教室上课。
当一个孩子意识到错了之后，老师该批评的话没有说出口，该发的火没挂上脸，是一种多么高超的教育艺术。这是小学阶段给冯恩洪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中学冯恩洪在华东模范中学就读，又是在男生班，又是有纪律问题，教他们班的老师组织能力都很强。政治老师是党支部书记，一个普通的女同志，戴着一幅600度的深度近视眼镜，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同学之间就悄悄流传着一件事，就是她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分忧解愁，主动申请把自己的工资连降三级。冯恩洪本来觉得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但得知这件事后，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了。因此，他和老师就开始讨论共青团员该做什么，做不了别的，就带头节约一些粮食，因为国家需要粮食。
那时，因为参加义务劳动，冯恩洪脚踩在建筑堆上，一枚钢钉从他的脚板一直穿透到脚面。但他以“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鼓励自己，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结果整个脚面都肿得发亮了。晚上12点多，辅导员听说他的脚伤已经不能着地的消息，赶到宿舍来看他，而且不由分说要带他去医院。当时，他觉得自己一个男生趴在女同志的背上很失尊严，就勾在她的脖子上，两个人三条腿去了医院。那天晚上，春寒料峭，天是凉的，心却是热的，于是，在冯恩洪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将来做老师，也要做这样的老师，让学生感受到“热”。
所以，不是理性认识让冯恩洪下决心做一个好老师，而是为人师表的高尚情操感染使然。
三、37岁的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
1980年6月27日，上海《文汇报》第三版整版发了一篇专访《探索者的新历程》，副标题——上海市模范班主任冯恩洪同志德育改革思考和实践。这篇文章发表的当晚，黄浦区区委宣传部发了内参，批评这篇文章是一篇右倾的代表文章，引起黄浦区教育系统干群的极大愤怒。《文汇报》用一周3个版面的文章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直到9月27日，关于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文字达38万字。最后，教育部党组成员张健发表书面文章《支持探索者的首创精神》。这个过程，把一个非常年轻、凭着热情工作的老师一下带到争论的漩涡中。冯恩洪第一次发现自己需要理论，需要自己真正的认知自己。
从那时开始，冯恩洪养成了每天回到家里自学一个小时的习惯，一直到今天。20多年的每天1个小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能不能做，这就是他自己可以把握的领先一步，他在大的问题上的安排没有失误过。《文汇报》讨论的结束，还不是社会上争议的结束，5年中引发了强烈的争论，仍然是扬者寡抑者多，褒词少贬词多，所以，在1985年香山会议上，当他没有了走上教育部会议的恐惧感之后，他就把他5年的思考展开了。
《探索者的新历程》一文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小标题是“手表，皮鞋，红与黑”。中学生能不能戴手表？当时认为手表是奢侈品，不许戴。检查组来校，学生把手表都摘下来，他注意到这个动作，就问同学们为什么？学生答“对他们这种人只能这样应付”。能不能穿皮鞋，能不能看《红与黑》？
第二个小标题是“生日晚会的启示”。为一个父母都在昆明、与舅公生活的同学举行一次17岁生日晚会，在1980年还是领先时代的事情，我看到这个男孩子感动的热泪盈眶。这就是他所说的德育工作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第三个小标题是“学生怀疑社会主义怎么办？”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面对那些先进的高科技的东西，原来的教育理论全都败下阵来，怎么办？
冯恩洪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市教委党委书记第一次来他的家里，一同谈了3个小时，要调他到建平中学当校长。他说自己当副校长才不到3个月，还不合格。第二次，他告诉书记浦东他并不熟悉，就连建平中学在哪里都不知道。第三次，书记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时刻都听从党的召唤，你懂还是不懂，真懂还是假懂？”冯恩洪一听，只能去了，但是要求不行的话随时回来。
当时，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的平均年龄56岁，而作为最年轻的第一把手，冯恩洪只有37岁。为了给他壮胆，市教委党委书记、局长、副书记、副局长4个人为其送行，在建平中学全校教工大会介绍他。他们走了，等到下班要回家的时候，冯恩洪走到校门口就愣住了，怎么走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又不能说自己不认识路，所以只好站在那里，等有浦西的老师出来，掩盖自己不认识路，装作和他们一起回家，这样才回到家。
1989年冯恩洪开始考虑个性化和人性化，但是又引发“建平中学学生发展个性化实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翻版”的争论。逼着他只好去读书。这次读的不是一般教育理论书籍，而是《马克思全集》。这之后，他提出了“优质教育资源进入寻常百姓家”，“优质教育资源社会效应最大化”。
冯恩洪是建平中学的校长，每年7月学生升学录取阶段他都有家难回。现在他得反省自己，他这个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现在却东躲西藏，避开的都是人民大众，面对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如此渴望，学校就满足于校门打不开，没有高分休想进来吗？就心安理得了吗？所以，1993年之后他兼并梅园中学，改名建平西校；兼并黄山中学，改名建平实验学校；兼并花木中学，改名建平世纪学校。他在挑战自己，心中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的集团学校中，只有建平集团学校在所在地的浦东新区所有学校全部平均分进入了前十名。
截止去年，建平集团学校在校学14000人。从他刚接手时在校学生1200人发展到现在，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让优质教育资源社会效益最大化。刚接手建平中学时，建平中学经济上很困难。1985年6月29日，该校的单位银行帐号还有人民币1毛3分钱，他当时回一趟家还要1毛5分呢。这是第一年，他们的确穷。当时，学校只有校办厂一辆小卡车，现在，建平中学配备的车都是全上海中学最好的车。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觉得希望首先来自于领导班子的正气。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从1985年7月1日开始校级领导假期到校工作的一律作为义务劳动。到了1999年，建平中学年终出现盈余超过1000万的时候，他的这一规定还是没改。要给大家一个感觉；领导班子不是为自己谋私利的。如果学校在物质上不能给老师很多，能不能从精神上以情动人？因此，他提出“进百家门，问百家事，暖百人心”，1985年的暑假，他们遍访全校所的教师的家庭。
应该说，冯恩洪刚到建平中学时制定的发展策略比较好。建平中学划入黄浦区后，黄浦区本来就有好几所重点中学，有的教师担心北京五中变成了“王老五”。所以他并没有马上抓大家都很关心的升学率，而是致力于创造建平的特色：数学课都在每周同一时间，各人寻找自己的感觉，在哪个教室能够接受老师教学超过70%的就到这个教室听课。从1989年开始分教走到现在，带来了建平质量的大幅提高。
1993年，人民教育机关登载了建刊以来最长的一篇报告文学——《跨世纪教育工程》，共计43800字，引发了红头文件《学习跨世纪教育工程》。
这些年冯恩洪一直在琢磨，全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宁肯自己这一代人节衣缩食，也要让下一代发展得好一点？没有一个民族有这么伟大的情怀，爱孩子爱到这个程度。但是，为什么中国孩子的负担是全世界最重的？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如果30年没有国际大师级的人物，那么，这个国家的教育是需要反思的教育制度。“我们不是30年没出过国际大师级的人物了，我们是半个世纪没出过了”。所以，这段越走越困惑的时候他就发现一点问题：我们是在依“法”办事，但依的法合理而不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