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城”与“无地”之间
——关于鲁迅与沈从文精神追求的比较与思考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卓越的一位，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创作用即使是否定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沈从文较之鲁迅算是晚一代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也曾一度因政治原因偏低，但他当属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家之列，近些年来也渐为学界所认可。这是现代中国较为典型的两位知识分子，将他们置诸比较，也许，从中能得到一些有益的认识。
一、比较的缘起
这不是一个太小的题目，它所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有文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个性的、时代的等诸多内容。那么，我们怎样在一篇有限的论文中，将这么多的内容融贯起来，完成一个整体的比较认识呢？关键在于比较基点的建立。
只要稍存诗心的人都不可能一辈子安于生活的蝇营狗苟，满足于眼前的小功小利而不抬头仰望天空。当他们发现了另一种星光的存在，那些更有进取心、对人生诗意有着更强渴望的人，便会抛开眼前的一切，向着那片陌生的天空走去。
一八九八年，当十七岁的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时，他并不知道日后会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那时他心中汹涌的更多的是对别样人生的热望。二十几年后，当鲁迅和他的同仁们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卷过以后，受到这场运动余波影响的一个年轻军人又从偏远的湘西走了出来。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对“新的人生智慧光辉”的倾心，来到了北京，一如当年的鲁迅。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抛去年代的前后不论，当他们在异地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步入中年之后，他们的内心深处又蕴结着怎样的情感呢？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鲁迅《野草·题辞》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沈从文《水云》
不管是从鲁迅狂放的宣称中，还是由沈从文谦和的表述里，你依然能看到那两个寻求别样人生的少年的影子，只是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那种对外部世界的寻觅已转化为对生命内在意义的探寻。这是两个永远不会为现实人生束缚的灵魂。读鲁迅和沈从文，你感受最深的恐怕便是这种生命热与力的触发。也许最初你会感到难以言说，然而最终你还是想说。难以言说，是你已被摄入到他们浑融的情感世界中，还是想说，乃是在这摄入中，你同时也放大了自己。而引起你心灵深处的应和的，则是他们对人类怀有的真诚的爱心与悲悯之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读到鲁迅那“狂人”式的愤郁激慨和沈从文对边城的至情抒写。在他们的文字中，你始终能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追索和对生命诗性存在的渴求。于此，我们将建立对他们比较的基点。
二、人格精神的分野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家中，能像鲁迅、沈从文这样以自我生命的热和力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影响的作家并不很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能像他们那样为了心中的那份诗性存在而走上艰难的追求理想主义精神之途的人并不多。然而他们的个性气质相差却是那样的大，他们注定是成不了同路人的。
“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却是常常想起的，于是他便有了那种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固执。他的笔下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一个个鲜活的自在生命形象，不断地铺排着对原生生命形态的歌咏。沈从文的历史观是非进化的。他感到焦虑与痛苦的是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对抗，“无常”、“偶然”对生命存在的剥蚀。他的内心充满了变幻的意绪和难以捕捉的瞬间感触，敏锐易感的他几乎难以负荷了。在他的《绿魇》、《黑魇》、《白魇》、《潜渊》、《水云》、《烛虚》等一系列散文中便显明的流露着这样的情感变幻。
沈从文不是哲学家，面对驳杂的思绪，他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便捷的解脱之路，将“自我”从现实中抽脱，“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无章次人事印象的困惑。”（沈从文《白魇》）但他的抽象却不是一种绝对的形而上的沉冥，他仍割舍不了有生的世界。“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辞令与华美文学，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只想低首表示虔敬。”（沈从文《水云》）“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沈从文《水云》）对现实人生的爱使他走向了皈依之途。这是一个匍匐于有生世界的虔诚的沈从文，在这份虔诚中他见到了所谓生命的神性和诗意。因此，在他那里，自然与“自然人性”便成为神圣。
沈从文属于那批“五四”之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应当说是受过“五四”风气熏染的。他初来北京时，社会政治环境虽然黑暗，而思想文化界中那种推崇自然人性、崇拜超越世俗精神价值的“五四”风气犹存，尤其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学术自由、“门户开放”，更给众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发展的机会。沈从文由一个文化不高的年轻军人成为一代名作家，几乎全靠自学，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承认还有三根坚固的结实支柱支撑了他，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沈从文《忆翔鹤》）。而在北大的旁听更使他获益匪浅。沈从文实则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正是“五四”所开启的精神风气滋养了这个年轻的湘西人。你从他那些推崇自然人性的文字中，不难发现这种现代精神的影响。然而，他却不能称是“五四”精神的衣钵传人。“五四”精神中高张自我、激进抗争的一面在他那里很少见到。他的情感似乎是被一层柔和的棉絮包裹着，浪漫而绵软，他的代表作《边城》便是这种情感的集中体现。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主张，对社会、对文学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说，只是他的见解与文字总是将你引向那种自然人性和自然诗意的蒙茸图式中；他对社会现实也不满，却能心平气和，因为他相信“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沈从文《生命》），如若能“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景象，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沈从文《云南看云》）这是沈从文所找到的路，既抱着对有生世界的虔诚，又从与自然的融一中寻觅生命的诗性存在。应该说，沈从文对自然神性的皈依还不是一种哲学的探索，它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存在方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不与自然对立、不与社会对立的自我收缩式的存在方式，这在传统中国文人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沈从文受过“五四”精神的熏染，身上流淌着蛮夷的血液，有过军队粗野生活的经历，而他依然是一个中国式文人。他那些自然人性的图式虽然有现代精神作为依托，但其抽象、蒙茸和非哲学意义又使得这些现代因素背景显得相当模糊。虽然，沈从文的方式远非积极抗争的，但对生命的虔诚却使他从未放弃过自己心中的圣地，他从未为任何现实的利益而附逆于强权势力，这份虔诚，正是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根本。
比起沈从文，鲁迅则要积极得多，他有一种傲视天地的胸襟。能说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人必定是要有些气概的。这决非浅薄的自大与自得，实是出于一种直面惨淡人生、上下求索的义勇。鲁迅一生崇战士，尚反叛。他以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向黑暗宣战。从他早年对魔鬼的称颂，到后来狂人式的呐喊；从奋然前行的过客到那在尤物之阵中举起投枪的战士，这种反叛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这反叛进发着激情，也洋溢着诗意。鲁迅那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也在这反叛中显现着。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叛逆的猛士虽能了悟造化的把戏，超越时空的局限，但他“出于人间”。这是一个与造化抗衡的世俗英雄的形象，也是鲁迅的自我写真。
一方面是生命激情的升扬，另一方面是对世事人生的深刻体悟。虽然壮怀激烈，而鲁迅关心的却始终是生命的现实生存状态，这构成了他小说与杂文中最主要的内容。他并不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却在揭示着世俗人生的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鲁迅《（穷人）小引》）这种“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使鲁迅遗世独立的反叛有了一种现实的根基而不流于空洞的激情宣泄，因而他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家来思力要深湛得多。
越是思力深湛，越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鲁迅所经历的内心痛苦也就越多。他在揭示世象人心的同时也拷问着自己的灵魂。《野草》中那些奇丽而峭拔的意象——裸身立于旷野之中的男女，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颤动的老大人的身躯……正是鲁迅痛苦激越的灵魂在自剖时的生发。“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无言的痛苦；“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这是喷薄的激情。激情与痛苦纠结着，鲁迅的内心世界也格外的沉郁冷峻。他的笔下从没有超世的幸福与快乐，他的笔触挥向的永远是世俗的人生世象，只要我们读一读《风波》的开头便会了然：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地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囱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从田园生活的叙写，陡然转入文豪的诗兴，颇显突兀，但却将你从朦胧的诗境中拉人到真实的情景。鲁迅很少被幻象迷惑，即使偶尔做一个《好的故事》，最终还是要从美梦中惊醒。这正可以看出鲁迅那对世事人生体悟太深而无法摆脱的现实倾向，他甚至不惜在完整的小说叙述中插入谐谑的笔法来指摘现实，也不惜打破美好的梦境让你意识到黑暗的存在。
由《风波》开场中那句与行文并无紧要关系的调侃中，我们还能看到鲁迅一种独特的意识倾向——反流俗。骚人墨客多情善感、爱发感慨，这本也是事实，只是感慨多了，便有了媚俗的一面，这在鲁迅看来未免可笑。鲁迅是不会认同于任何流俗的见解的。他那种傲然反叛的倾向，使他在精神上相对处于一种较为优越的位置，所以，他能够洞见各种世象人生并予以俯瞰式地剖示，指摘其中的荒唐与朽腐。而他越是对现实看得透彻，越会陷入一种深重的悲哀与虚无中。因为他原本对生命是抱着一种热烈的情感的。“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鲁迅《野草·希望》）空虚虽难抗拒，可鲁迅却是英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使在绝望中，他也要为自己找到出路，他必须维护自己精神中义勇果敢的一面，不被黑暗淹没。反抗虚无虽然英勇，但依然不是一个确实的存在，那无从摆脱的现实感，使他必须找到一种真实的寄托。现实的存在中也确有令人兴奋的方面，苏联革命的成功便令人生发出不尽的想往。鲁迅在三十年代最终倾向于左翼，决非追赶潮流与投机，而是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的，客观环境或许有促成的一面，他的人格精神却是造成他最终选择的根本，鲁迅并不会轻易为外界所左右。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点，即：不管是沈从文还是鲁迅，都在竭力维护着自己精神世界的统一，在沈从文是不能忍受一种纷乱的世象和思绪的搅扰，在鲁迅是不能接受一种沉重的绝望的侵袭。他们都在为自己寻找着寄托的方式，因为他们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存在而进入纯粹的形而上沉冥。那么，他们是怎样来看待这份现实的呢？
三、价值尺度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