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如他所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界。当沈从文在现实的纷扰中，对现代文明已感到深深的失望时，出于对那个混乱的时代，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忧虑，他幻想着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完成对民族品德的重造，实现理想的人性价值，达到人与人“心与心”的相通。显然，在民族重造的问题上，沈从文的思考切入点仍然离不开他“自然人性”的道德理想。这是沈从文的独特处，也是他的局限点。沈从文以他的热情在自己的构筑中贯注了鲜活的生命、投入了道德的理想。读《边城》，读《长河》，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乖巧、自然的翠翠、天天们，她们灵动如小鹿般地从你眼前滑过，激起的是你对自然之美的称羡；在摆渡老人的重义忘利面前，金钱世界更显得龌龊肮脏不足相比；而作者对那片土地上的悠柔生活的抒写，则不能不使你心中升起一种田园牧歌般的向往，有方如斯，孰不往矣？《龙珠》《神巫之爱》这些被作者铺排得充满浪漫与华贵气息的篇章，涌动着的是自然的爱欲，《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中两对恋人的死被渲染得极美又极有诗意，“战胜命运只有死，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在这里，爱情甚至超越了生命。生命中那蒙茸的自然之力原是可以超越生命之上的，只是沈从文比其他现代作家更赋予这种自然之力以道德的光辉。这同时也造成了他的局限。在对自然人性与道德的尊崇与欣赏中，也许贯注的热情太多，沈从文往往缺少更为理性的把握。《灯》在赞赏老兵忠厚、纯朴、善良的秉性时，对他身上深置的依附性与自我观念的匮乏甚至也抱有某种欣赏的成分，小说中的“我”不是为老兵自我的缺失而悲哀，而是为自己不能成为他理想体面的主人而感到隐痛，这就不能不降低他的理想道德的层次，削弱其力度，这种原始蒙茸状态下的道德，进入社会历史的层面后就显得无力得很。你试比狡一下鲁迅在《故乡》中对闰土的灵魂麻木所表现出的深切的痛楚，便可以看出鲁迅的道德意识是建立在尊重个性人格与社会历史进步基础上的，显然与沈从文迥异其趣。《灯》其实也承认了老兵的悖时，称他作十八世纪忠仆的典范，但沈从文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道德趣味却使他不能对这“悖时”作进一步的反思，只是感叹着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失落。《灯》虽不是直接写湘西的，但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既是现代社会中的田园牧歌，也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一曲挽歌，这个牧歌世界随着沈从文的构筑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他的《长河》便明显地表现出外来文明对湘西的侵蚀。试图以文字来移动世界的沈从文，实际上以他的文字消解了他所构筑的世界。因为这个构筑并不建立在实有的基础上，支撑它的，只是一种理想的人性与道德，而沈从文又不能完全忘却现实的存在，两相碰撞，矛盾是自然的。文字的乌托邦毕竟脆弱，它的完美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不能不被削减。
鲁迅是认识到这现实的强大的，因而他不把他的希望投到幻境的建立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首先要做的便是向人们指出现实的一切不合理，将沉睡的人们唤醒，共同来做摧毁“铁屋子”的工作。因而，鲁迅以文救世的着重点便是对“现在”的批判。“现在”是由“过去”造成的，他对“现在”的批判又表现为对“过去”的叛逆。这里谈及的“过去”、“现在”、“将来”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在鲁迅的心目中，“现在”是一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之所以如此，乃在于它有着几千年的牢固的“过去”，这情形虽然令人绝望，然而希望仍是有的，所以还是要呐喊批判。鲁迅是将“以思想文化改造社会”的理想当作了一项切实的工作进行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着眼点，不拆毁“现在”的就无有新生的“将来”。这是一种很符合逻辑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的激烈态度，他并不尝试在旧有的基础上的改良，而是一切推倒了重来，他不能忍受任何的苟且和将就。沈从文也主张重造，他的“重造”明显地缺少对现实的批判基础，看起来更像是幻想，鲁迅的主张则富于现实行动性。鲁迅后期已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局限，只有社会的改造才是彻底的。思想文化固难以束缚压抑，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却能决定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氛围。这便是社会的强大，也是物质的强大。思想文化的改造是不可能立时显效的，历史在前进的同时也伴随着停滞与混乱：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错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只革去一个皇帝一条辫子的辛亥革命固然使鲁迅失望，转而提倡文艺运动也面临着苦无回应的寂寞，满腔热望的鲁迅感到了悲哀。但从这许多的“我觉得”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正直、诚挚而伟大的心。那种不甘屈服的战士心态则使他“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希望附丽于存在，存在也是现实中的存在，鲁迅将为现实工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生命在这“为”中显出了光彩。他耕耘，他战斗，他也奖掖青年，他也参加左联……这一切都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现实的存在。他说他活着就是为了让敌人不舒服，意思也在这里。只有存在着才会有将来，他的提倡韧性的战斗也源出于此。“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佩服。”（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从青皮精神中提炼出韧性精神来，确是鲁迅的独创。韧性既是生存力也是战斗方式：“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鲁迅《两地书·四》）
青皮精神也罢，韧性战斗也罢，都是与现实对抗的行为策略，启蒙者不应当做无谓的牺牲。鲁迅已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付与了与黑暗现实的抗争中。“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未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段》）在这种生命的投注中，鲁迅为一切现存的与旧有的敲起了丧钟。这是鲁迅与沈从文的根本不同处。冀图以文字的或思想文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虽都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理想，但鲁迅的确投入了切实的行动热情。他所谓“听将令”即表明他是将自己当作革命阵营中的一分子的。而沈从文则只是将自己的理想构筑到他的文字乌邦托中，他要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不愿受现实的摆弄。现实却是无法躲避的，因为你必须生活于其中，沈从文的洁身自好只能使自己走向孤独。
五、同归于孤独之途
沈从文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沈从文《时间》）不管是沈从文还是鲁迅都是竞毕生而倾心于理想的，他们心中的寂寞又可知！当他们面对着现实的人情世态时，他们所感受的只能是寂寞与孤独。沈从文感喟的是人心与心的难以相通，鲁迅则慨叹：“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呐喊·自序》）这寂寞乃是理想主义的热情遭挫后的沉郁，也是在沉郁中对自己处境作痛苦的思考后的孤独。
鲁迅在《野草·影的告别》中表露：“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绝望的心情，表明着精神上的绝对孤独与无所归依，它已远远超出了先驱者孤立无援式的寂寞，而是上升到积淀于深层生命意识与生存状态中的孤寂层面。事实上，鲁迅已触及现代意识中的无家可归感。对一切旧有的与现实的叛逆，便鲁迅不能不做精神上的流浪，虚无感由此产生。在黑暗中沉没，在无地里彷徨，这孤独是无涯的。鲁迅不能不产生出“究竟能够坚持多久”的深深疑虑。“孤独者”魏连殳在黑暗中自毁了，他以他的自毁向社会复仇。魏连殳身上有鲁迅的影子，显露了鲁迅深重的苦闷与自我怀疑的一面。但鲁迅不等于就是魏连殳，鲁迅的叛逆精神决定了他必然也要向自身的怀疑与虚无感宣战。这事实上便阻止了他对人的本真存在的思索，更多地为现实所纠缠。现实的压力始终紧迫着鲁迅：“我们日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忽然想到·六》）由于思想兴味的缘故，鲁迅虽触及到了生命本身存在的绝望感与虚无感，但并未沿着这条线路追索下去。
在现代作家中，应该说沈从文是最切近地思考了生命本体的一个。不管是他对自然人性的赞美，还是对原始生命力的高张，都表明着他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渴求，在他的探索中，他对自然神性的皈依使他克服了虚无感：“温习过去，观照当前，悬揣未来，乡下人当检察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二十五年便用到这个工作上，所作成的微末光芒时徘徊回顾，所能看到的，亦即似乎只是一片寥廓的虚无。不过面对此虚无时，实并不彷徨丧失，反而引起一种严肃的感印。想起人类热忱和慧思，在文化史上所作成的景象，各个星子煜煜灼灼，华彩耀目，与其生前生命如何从现实脱出，陷入隔绝与孤立，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转油然而生。”（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在这样的皈依之情中，沈从文从个人的生命体验走向了“边城”，又从“边城”探向了生命的本真存在。
当沈从文将自己从“普遍社会”游离出来觅向湘西时，他已取向了一条孤独的诗意之路，在这诗意之路上，他将自己的精神皈依到湘西这个自然之家中。你试从他的代表作炙《边城》中，便可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力是多么强烈。“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翠翠，这个带着作者的某种生命理想的自然之女，便是诗，是神。美丽的山水，同样美丽的男女主人公，美丽而又悠惋的爱情，当这一切抒写到你面前时，作者所展示给你的则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沈从文与自然的亲和中，他顽强地与“普遍”社会对抗着，在孤独中保持着本己的自然，思索着生命的自然存在。这份孤独的保持，实在也有赖于“边城”的构筑。“边城”所提供给沈从文的，不单是一个精神的皈依，更是一种自然之根。有了这样的自然根基，他才能面对着现实社会对于他理想世界的消解，继续自己对自然人性的褒扬。
当然，也不能不看到沈从文的追索有浅表的一面，他并没有进入到对生命与自然本体的怀疑，而只是停留在对自然人性的追求与赞美上。要害便在于他对一种价值尺度已事先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在对某种预定的价值尺度的陶醉中，你很难跳出这一尺度的限制去做进一步的追索。这就使沈从文的生命思索带有了某种表面性与浮泛性，而是在对理想价值的向往与对现实社会的游离中徘徊，难以深入。沈从文缺乏鲁迅那种深刻的悲剧素质与怀疑精神，他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游离”姿态，心中充盈的是理想浪漫的情调，他对湘西世界的描绘，即是他浪漫人生情怀的充分展现，沈从文的孤独是诗意的、明朗的，与鲁迅那种关注现实人生、又对现实人生绝望的灰色的孤独形成鲜明的反差，鲁迅在他的思维领域中达到了他的深刻，沈从文则在他的情感世界中领悟着造物主的创化。
从鲁迅与沈从文的孤独中，你可以感受到那属于知识分子的恒久的痛苦。鲁迅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也许，正是印了这永不会满意的痛苦，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才不断地走向那艰难的探索之路。
六、小结：苦行而不停步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个人各奔前路，但都在同一林中。”
——海德格尔《林中路》
由前述比较，可以看到鲁迅与沈从文乃是两个极为严肃的心灵追索者。虽然他们外在的精神风貌差异颇大，他们各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各人的思想旨趣以及作品风格也相去很远，而他们对待现实生命与人生的执着却是共通的。你越是细读他们，越会感觉到在他们表面的迥异其趣中还潜隐着会合的可能。这两位前辈文学家在他们的生前从未照过面，之间也还有过误会和观点的分歧（关于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凌宇已在他的《沈从文传》中做了较为详尽与可信的解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些后辈读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