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的一生成功体现了她对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她在作品中对女性命运的挖掘与展示，也表明她是一位有着自觉的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金鲤鱼的百裥裙》《烛》《殉》等小说，展示的是道德伦理桎梏中痛苦挣扎的旧女性的悲哀，溢于笔端的则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她写五六十年代台湾生活的《晓云》《春风》《孟珠的旅程》等更以一种现代女性的开明与自主处理人物的情感关系，让人感受到一种有担当的女性情怀。她小说中的现代女性不少是像她一样刚强、能掌握自己的女人，《烛芯》中的元芳，在经历了丈夫的背弃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小说的女性立场，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女性追求自我幸福的艰难之路，林海音以小说家之笔为我们揭示出女性要找到自己的幸福还要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成就了林海音的文，也成就了她的人。丰富了她特立独行的人格内涵。（原载《文艺报》2003年12月9日。）
真实的人性刻画
经济学教授写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像经济学论文一样满是数据与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离休教授邵以智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一方净土》向我们证明，经济学教授写的小说并不比小说家的小说缺少幽默与机智、理想与情操、浪漫与风流，《一方净土》读起来情节引人，语言晓畅，思想方正，敢于揭露黑暗，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高等院校这所谓的“一方净土”的内相，塑造了一批追求理想道德的高校师生的生动形象，是一部高扬理想与正义的知识分子小说。
《一方净土》以A城H大学经济系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大学教授与研究生、外国留学生的校园生活。在这群知识分子中，江春雨、陆雨筑、海鹏举、慕秋声等人正直、善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而潘炳一、宋跃进、王怀九等人虽身为大学教授，却为人猥琐、卑鄙，打着办学的名义为自己搂钱，整天做的是算计别人、下流无耻的事情。
小说开篇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说明高等教育不仅仅是要给学生以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的道德素质，提升人的精神追求层次。小说中江春雨坚守学术，追求对社会的知识贡献，并不在意个人的享乐与安逸，在遭受丧妻的巨大打击后仍坚持完成《通货膨胀论》，是很多正直、善良、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的学生慕秋声追随老师，追求理想与知识，不贪图世俗的享乐与虚荣，面对有钱商人的追求、外国留学生的追求并不动心，却将爱情献给了遭受丧妻巨痛、无权也无钱的一介书生江春雨。在这两个人身上，的确体现了高校这块净土对人的全面培养，正是他们这些和谐发展的人构成了高校这块净土的主流。而潘炳一等人不好好搞教学科研，却打着H大学经济系的名义办起了“九一图书咨询公司”。培训、出书、咨询，赚了很多钱却几个人私分。潘炳一老婆孙淑英在学校担任基建处长，却收受建筑公司20万元的劳务费。不仅如此，潘炳一还剿窃慕秋声的论文、乱搞男女关系，在民主选举中搞小动作，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然而坏事做得太多，终有败露的一天，潘炳一终于在家庭丑剧中彻底暴露了自己，因丧失了权力、名誉而跳楼自杀。这些人名为大学教授，却在追求享乐与拜金的社会潮流中迷失了自我，不仅没有了理想与情操，而且连起码的道德也不讲了，确如爱因斯坦所讲，他们只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他们的所作所为，玷污了学校这块净土，是净土中的不和谐音。
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具有典型性，却没有将人物脸谱化，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得也较真实。比如，小说对潘炳一与海鹏举宿怨的描写，就很符合现实的人际关系。潘炳一与海鹏举因为在学生时代追求那小鸥而结怨，“文革”中潘炳一写大字报打击那小鸥，海鹏举又写大字报揭发潘炳一，致使潘炳一下放。没想到，潘炳一却因下放而巴结上了王怀九，王怀九当了校长后又提拔了潘炳一。小说并没有因为海鹏举为人方正就不写他在“文革”中贴大字报的事，潘炳一虽是反派，在“文革”中却是受迫害的一方；改革开放后，潘炳一则顺着新的历史机遇，玩着手段，一跃成为H大学经济系首富。小说真实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状况。
小说更生动地揭示了人性的真与善、恶与丑。比如小说对江春雨、柳如眉夫妇真挚的爱情以及慕秋声的美丽与善良的描写，便写出了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对潘炳一等人人木三分的刻画则鞭挞了人性中的恶与丑。小说生动的描写的确可以使读者获得“对美和道德上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小说是长篇规模，但却以很“经济”的字数展示了“一方净土”中的人性。（原载《文艺报》2006年2月28日。）
后诗性空间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在历史上空前的诗性年代，从“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艺，再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以至1949年后的革命建设年代的文艺创作，我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始终处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激情中。这些激情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历史时段的优秀之作：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无不充荡着时代豪情与理想主义的激情燃烧，表现着那些时代人们的激情渴望。当然这一类的作品并不能代表我们文学的全部，但它们至少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它们所掀动的时代激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一支的创作流脉，至本世纪初仍然有像《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收视率极高的影视剧出现，可见激情年代的激荡豪情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印痕。这是一些充满大诗意、大豪情的年代，人们被理想鼓荡着，被激情燃烧着，其时代的诗性空间是理想式的创造历史的大诗意。
以此观照我们的当今时代，个人参与历史书写的大诗意、大豪情的岁月似乎已经逝去，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时代的主旋律也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浪漫理想的革命主题让位给实际的生活需要，过去那种豪迈的诗性空间似乎正离我们远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或缺少激情，也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诗意，只是我们的诗意与浪漫已被分化到实际需要的各个层面。过去的时代，我们的个人生活即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时代意识就是个人的意识，人们共生在一个大的历史空间中，激情与理想是群体性的；而现今，个人生活就是个人生活，当然也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但却未必非与时代意识关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充满个人憧憬的时代，当然我们的理想也有共通的地方，但许多人同被一种激情所左右的时代毕竟逝去了，我们的理想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小愿望，我们的激情已经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现实操作，诗意存在于各种具体运作中，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诗性空间”。
在这样一种时代，是不是我们的文艺只能关注个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趣？比如类似吃一个橘子所带来的愉悦，这样一些生活禅悟？其实，实际的创作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仍然有“底层写作”“生态写作”等等这样一些关注社会民生的创作存在。我们可以不必说“为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而奋斗”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我们仍然可以为失学女童鼓与呼，为防止土地沙漠化而呐喊，这也是作家的道德选择，只是理想已被细化为各种各样的目标。“后诗性空间”其实带给我们的是更大的创作自由，更多的创作选择，在这样一种空间下，优秀作品的出现几率应当更高。我们期待着。（原载《文艺报》2007年2月13日。）
寒地黑土文学的读解
——评林超然着《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
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在当前人们普遍追求浮华的社会心态下。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专注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需要定力的。黑龙江青年批评家林超然正是这样一位有定力的学者，他静心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已多载，是一个多面手，在几个领域中都颇有成绩，最近他又涉足地域文学批评，出版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为自己的学术履历添写了新的一章。
对于黑龙江这片寒地黑土上所孕育的文学，除了张抗抗、阿成、迟子建等一些广为人知的作家，普通读者还是比较陌生的。林超然的这部着作将1990年代以来黑龙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大家对黑龙江文学的立体方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既知道了黑龙江作家与批评家的创作佳绩，也了解了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批评风格。作者对黑龙江省多数有影响的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较为熟悉，对他们的文学业绩也一直予以积极地关注，曾先后发表过针对30多位作家的作品评论，选择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作为研究的题目，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大量的个案研究例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本书对多数有影响的黑龙江作家都进行了批评读解，除了前述提到的3位作家，本书还为我们展示了对孙少山、王清学、葛均义、王鸿达等几十位黑龙江作家批评家的读解，指出了“黑龙江省作家自由出入各种权威的文学期刊，张抗抗、迟子建、阿成等人的小说，梁南、李琦、庞壮国、张曙光、马永波、桑克等人的小说，张爱华等人的散文闻名全国，曾有3人4次荣获过鲁迅文学奖，除长篇小说国家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外，黑龙江省几乎拿遍其余所有的专业奖项，这些响当当的表现不仅是黑龙江的骄傲，也是全国的骄傲。黑龙江文学就其成色而言，大都有较高的品位，只是外界并不知情”的事实。
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并不是泛泛而论，对黑龙江文学的研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并且有着清醒地认识。虽然身为黑龙江批评家，作者的眼界却是宏阔的，站的角度也比较高，没有狭隘的地域偏见，没有故步自封的心态，对黑龙江文学进行了较为恰切的评价。从时代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作者看到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的实际状况：“如果从多个角度来考察1990年代的黑龙江文学就不难看到，因为处在一个各种思潮相互撞击、融合的时代，平民化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上风，解放与保守的并立，改革与僵化的同处，创新与传统的互渗，开放与自闭的统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交错，自由活泼与守旧刻板的互相认账……这一切一旦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黑龙江文学就必然变得头绪杂多，一时难辨庐山真颜。但这也一定程度上成全了黑龙江文学，因为相对独立的地域和文化单元，传统和现代相持不下的斗争实况，对于文学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营养。”
作者具有宏阔的眼界，并不是说他没有从地域性的角度研究黑龙江文学，他也指出了黑龙江文学的地域特点：“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能成为‘这一个’且只能成为‘这一个’并不是偶然的。在自然环境方面，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耸起的是雄性背脊，大山大河大平原大森林似乎标定了文学的性别，刚性美一直是传统黑龙江文学的第一性格。在社会环境方面，移民文化与土着文化是黑龙江文学的两条支流——在全球化的声浪中，没有什么可以故步自封，没有什么可以依然故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接受改变，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就是在地域理念和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阳刚为主、阴柔为辅中找到的一种平衡。”当然，这种地域性在作者的概括下没有了夜郎自大的狭隘，而是多了一种全球性眼光与现代意识。这是与作者的年龄与身份相吻合的，在作者的书写中，这本书葆有了一种年轻人的锐气，也葆有了一种书生的意气，这是这本书最值得阅读的地方。（原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