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代表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总书记经过长期思考提出来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再一次说明，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三个代表”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怎样把握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这一方向对文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时代要求，文学批评的标准又如何来构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行思考与探讨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将有建设性意义。这个研讨会是对建党80周年最好的纪念。有的代表提出，我们要用文学作品来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必须重视“写什么”和“如何写”这个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任何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会切人他所处的时代，或直接或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一定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风貌。改革开放的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的文学，必须反映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潮。许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深刻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丰富而复杂的矛盾。既塑造了推动时代前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也鞭挞阻碍社会发展的丑类。比如广东作家在反映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方面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写出了反映经济特区的神奇发展、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的巨变、国企改革的进展与步履维艰、城市商战风起云涌，以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等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文学作品。在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现代工业文明与其必然要代替农业文明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历史的推移，当后代的人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翻天覆地变化，这些作品也许会起着“历史书记官”的作用，显示其长久的艺术价值。有的与会代表认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也应符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要求，先进文化的标志就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人类文化的未来的方向。并且，文艺创作要落实“三个代表”，就要努力贴近人民群众，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道人民所想，抒人民所愿。作家要摒弃贵族写作习气，将自己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朋友，尽最大努力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产品。还有的代表则从历史的回顾与发展中得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结论，并且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说家的评价以及知识经济正悄然崛起的现实中，得出我们的时代正赋予小说家以历史的机遇，给予了文学巨大的表现空间的结论。提出了小说家应如何深入生活无愧于时代重托的问题。代表们认为，21世纪是如何从落后的工业经济向新型的先进的知识经济转型的世纪，这一先进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在目前还是很小的一个规模，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必须充满热情地讴歌这一新兴经济。代表们认为，“三个代表”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最大的特征表现在其先进性、包容性，这一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展示了一个新舞台。文艺家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在会议发言中，与会者从多方面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深深体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文学创作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围绕这一中心议题，与会者还联系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实践，展开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当前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主旋律与大众化等问题。
在谈到当前纯文学在面临影视、听觉艺术的冲击时，有的代表认为，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后文学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而电子生产力正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广大作家艺术家要面对这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自己面对时代的回答。有的代表指出，经济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很值得讨论。首先，经济全球化正全面改写着我们的生活；其次，我们各个民族地区、各个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如何回应的问题；第三，怎样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感官消费文化的冲击也很重要。经济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新的生活现象、新的人物正层出不穷，面对这一变化，没有人文精神的高扬，没有独立品格的文学思考，是不行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在技术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还有的代表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实际是一个世纪来中国人的中西之争，在文化层面上则是中西的文化之争，我们在面对西方时，在文化层面上实际有两个西方，一个是在体制内运作的政治经济的西方和与体制内运作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一个是对这个价值观念进行反思的西方，而现代化与反抗现代性实际是两个西方之争，我们在面对这两个西方时，我们自己的本土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面对本土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对话的情形下，我们该做三个层面的工作：第一，必须学习西方，我们没有办法不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第二，必须拿出中国的眼光来；第三，我们拿出中国眼光不仅仅是看自己，还必须看世界，用中国文化的眼光整合所有资源。
在谈到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时，与会者对二者进行了概念上的辨析。有的代表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面对当下社会，极具现实性的问题。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大众心理、传播媒介等的变化、影响，消费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崛起、膨胀，精英意识淡化、纯文学写作与研究产生了与读者疏离与脱节，走向边缘化和萎缩，传统的文学价值被现实所消解、颠覆。面对这些问题，对文学来说，首先要调整自身的视角和立场，以自己的作品介入到读者活动之中。其次要更新文学观念，给当代通俗文学重新定位。要从人文精神层面上给通俗文学以导向，倡导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互补互动互促，共进共荣。再次，要研究观众和读者的价值心理，即文学批评在这方面应该“在场”。在当前形势下，文学既应是介入社会，又应当守护灵魂，这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在谈到主旋律与大众化的问题时，有人指出，文艺的主旋律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是极其辩证的。主旋律不是政策观念的简单图解，不是政治生活的随意附庸，更不是领导个人兴之所至的指点；主旋律应该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希望，应符合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其次，还要理解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它并非曲意迎合部分人的欣赏口味，也不是形式上简单地涂抹一些群众喜爱的通俗因素，大众化应该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同时具有鼓舞人、振奋人、感染人的力量。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为全国文学界学习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了个好头，并希望能推广开来，蔚成风气。（原载《文艺报》2001年6月26日。）
在历史的发展中沉淀
在现实的冲撞下重写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研讨会于7月11日至13日在南京召开。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内地的近百名专家与会，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中国近代文学文化思潮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异与发展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正如董健所说，确认一种传统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对历史事件和经验教训进行理性的筛选。提出传统问题，就为我们深入研讨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言说机会，同时也为不同学术观点论争的展开留有广阔的空间。人们对现代文学传统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必然会大大地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这一看法代表了多数与会者的看法，大家认为，在新世纪之初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全面反思，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有助于促进这一学科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朱寿桐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名称，在一些学术着作中有时被叫做“中国新文学”，在正式的国标目录中往往被尴尬地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尚未理直气壮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严格学术规范性的学科，除了它历史沉淀的相对短促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及其自觉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翻开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着，乃见人们热衷于考察的原是这段文学史的“性质”、“根本性特征”等批评意义上的现象，几乎全都忽略了文学史研究应该加以总结和寻证的构成这段文学历史进程的内在传统的问题。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显现的便多是文学评论的基本气象，而较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风采。匡正这种学术失范的路子自然很多，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应是其中行之有效的一条路数。
黄曼君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有着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崭新面貌，这首先是由于其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文学、审美和思想因素。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就是传统。它们经过了不断地整合过程，才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传统。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它将一直向当代、向未来延伸，从而显现出传统在不断整合中的变异、同一和延续。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现代构型和现代定型。
另外，朱德发就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李怡就“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龚鹏程、李瑞腾就台湾的新文学传统、游友基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刘增杰就某些被遮蔽的传统，张福贵就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赵凌河就新文学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许祖华、谭桂林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传统与宗教，袁国兴、徐瑞岳就人文主义与现代文学传统，周晓明就现代中国理性主义，高旭东就中国现代的启蒙文学传统，周仁政就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俞兆平就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王本朝就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以及汤哲声就现代文学传统的社会基础，刘增人就现代文学传播系统，朱晓进就现代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马森就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度西化思潮，胡有清就中国现代纯艺术思潮和传统文化，王宁就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断代，於可训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高利克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与身份认同，丁帆就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等议题也分别阐释了他们的见解。
整个会议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了一次全面检视，也提出了问题。如温儒敏就提出了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他认为思想史与文学史有交叉，但还是有分工的，对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还有没有地位表示了困惑。（原载《文艺报》2001年7月24日。）
一位独特的人类美好精神的吟唱者
——鄂华作品研讨会综述
鄂华是一位成就卓着的老作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周扬就将其创作称为“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一枝鲜花。”40多年过去，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鄂华的创作仍葆有鲜活的生命力，他一直笔耕不辍，近年仍有佳作奉献于世。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鄂华曾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奖项，他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他的国际题材创作更是独步中国文坛。如何总结这样一位作家的创作成果、创作历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史写作都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10月16日，《文艺报·文学周刊》编辑部成功地组织了“鄂华作品研讨会”，在京的与吉林的40余位作家、评论家、记者与会，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的课题。
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主持，鄂华、张锲、高洪波、朱晶、孟繁华、雷达、白烨、刘锡诚、包明德、李国文、程树榛、吴正、宗仁发、廖静萍、缪俊杰、贺绍俊、吴秉杰、吴泰昌、杨匡满、李兴叶、何孔周、张炯等与会并做了精彩发言。着名作家王蒙托人带来了书面发言。很多与会者都是鄂华的老朋友，他们知人论事，对鄂华的评论亲切热烈，而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则眼光独到，大家纷纷从不同视角对鄂华及其作品进行了中肯剀切的分析评价，整个会议气氛融洽而学术含量很高。下面是此次会议的综述。
一、鄂华现象的存在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
谈到鄂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才、全才、通才。他的作品包括了文学的所有种类，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没有他不涉猎的；而从题材上看他的作品也是范围广阔的，如在国际题材、科学史题材、现实题材、儿童题材、历史题材等领域他都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其中国际题材小说是他创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由于有了这部分的创作，他在文坛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更显突出。从整个20世纪文学来看，鄂华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家都更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不是走向，不是拿来主义，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甚至超越民族与国界，从内容到形式直至作家主体意识上的追求。这使得鄂华的创作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的东西，我们今天来看，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对于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有评论家指出，5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个文学“一体化”的年代，当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成为那个时代文学主流的时候，鄂华的域外题材小说能够发表并受到广泛的好评，或者说是一个奇迹，或者说通过这个典型的个案，我们有可能对50年代的文学环境作出新的评价。前一段我们对这一点关注的非常不够，我们有一些既定的理论框架使我们对这一段的文学有所忽略、有所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