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俄罗斯文论家鲍列夫所作的题为《世界文学、全人类文学与全球化问题》的报告。鲍列夫指出，如果说在19世纪，世界文学进程开始构成，各民族文学汇入一条河流，那么在20世纪，世界文学演变成全人类文学的倾向与前景也初见端倪。在谈到全球化与全人类文学的关系时，鲍列夫认为，文学进程的全球化倾向可能给民族文学传统带来压迫，可能使严肃文学受到大众文学的挤压。与此同时，文化全球化（不是美国化，在这个进程中，美国的影响与日本、印度、法国、中国、俄罗斯的影响是彼此平等、相互作用的），是人类文化各河流融汇成一个大海所必要的。在21世纪将形成全人类文学，这种文学的作品不会失去民族特色，不会失去民族传统这一根基。除此之外，鲍列夫还从艺术范式的历史变化，提出艺术范式的危机与建立新范式的可能。他认为最近几十年来，艺术中并未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杰作，近期内也不可期待出现一些天才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这是因为人类的普遍危机（没落的不仅仅是欧洲，也包括整个东方）首先是所有现代人存在的范式的危机，并没有导致新的范式的形成。他还指出，21世纪是全球共通性、全人类存在的世纪，全球化是人文意义上的全球化，必须能驾驭、包容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坚守人道主义、坚守个性（民族特色）的全球化，追求全人类传统共识的全球化，尊重人性、人权、高扬人道精神的全球化。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理解并不像鲍列夫这么乐观。刘志友就认为，全球化在当下中国毕竟只不过是一种“话语”之境，由全球化的话语膨胀之后形成的“语”境，而非物境、实境。在中国，所谓“全球化压力”，所谓“全球化时代”，并没有如有的言说者所说“已经到来”。它还处在话语阶段，尤其是所谓“文化全球化”的说法。他认为，全球化是经济领域的事，其倡导者和规则制定者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在发展过程中积聚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即使经济全球化了，文化也不是必然随之“全球化”，文化历史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而这些恰是与文化全球化论者所指认的全球文化“趋同”相悖的。他同时指出了文化全球化的四个阻力，其一是“东方文化”，它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以实践理性和道德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包括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这种东方文化是很难与西方文化趋同的强大力量。其二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其三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如它向全球各地输出的大众文化，而不输入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正是美国的文化侵略，激活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自尊意识，从而形成文化全球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其四是西方20多年来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后现代的“除中心论”，“反同一性、反总体论”，强调“差异”、“多元化”、“多样性”等思想和理论早已深入西方文化心理，它成为“趋同”和“一体化”的全球化的内在逆反力量。针对中外有的学者把文化全球化看作“大众文化全球化”，刘志友认为，中华文化不应被“拉平”为一种所谓能够共享的大众文化，我们应先建设好民族的现代文化。
鲍列夫和刘志友的不同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很多国内学者表示了不同看法，争论形成了会议的一个讨论热点。
以全球化作为讨论的中心，会议探讨的话题涉及中西文论、文化现象的诸多方面。高楠在对“全球化的浮华效应与文学的漂浮”的探讨中，指出当下的中国文学现状是放逐传统与文学无根、取消深度与文学媚俗、走向形式与文学消解。此外姚文放辨析了“‘全球化’不等于‘世界性’”，赖大仁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童庆炳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许明则作了题为“中世纪中国瓷器在中亚流传的文化史意义”，将全球化的历史提前了数个世纪。杜卫在“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美学的一种现代传统”的报告中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更重要的是要接着前50年讲，要多注意我们的现代传统。他认为中国当下的语境是中西交融的，中国学者最大的痛苦是恐怕找不到这样一个词，即它既不是西方话语，又能在当下语境中可以作为交流中介。（原载《文艺报》2002年8月20日。）
以马克思主义信念做后盾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召开关于
“文艺思潮”问题讨论全
本报讯（记者周玉宁）11月13-14日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文艺思潮”问题讨论会。
自1999年重新启动以来，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开过3次年会，就创作倾向、文学热点及如何加强和改进理论批评工作等问题，广泛展开研讨。从2001年起，理论批评委员会还连续3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总字数在百万以上，分别反映了每一年度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的整体风貌。此次会议是部分委员参加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委员畅所欲言，对文艺思潮问题发表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意见，还对陆贵山委员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做了研讨。
一、关于新历史主义和历史观问题
新历史主义是近些年对创作界影响较大的一股思潮，尤其对历史题材的创作影响最大，也是本次讨论会的研讨重点。有的委员指出，新历史主义是西方的思潮涌人中国之一种，一是区别历史本体与历史文本，认为文本是主体对历史的阐释和颠覆，不可能真实地复原和反映历史；二是要以民间传说之类的个人记忆的话语即小历史去颠覆正史。区别文本与历史本体是对的，但历史不可知论是不对的。历史是从不同的叙述中梳理出来的，但不等于小历史一定比大历史更接近历史本体。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我国历来有三类：一是基本事件与人物于史有据，但有细节上的虚构；二是完全虚构，事件与人物都不是历史上有的，历史只是背景舞台；三是主要人物与事件有史，但加人大量民间传说。这三类大体涵盖了目前的正说与戏说两类创作，它们无疑都有存在的价值。目前的创作中有的以正说历史面目出现的作品，即使写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可以随便加以篡改和编造，这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的，而按传统的历史主义则不可以，会混淆视听、误导读者。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一些尝试，对激活作家的想象力是有益的，创作思路宽些比窄些好。但正说与戏说两类创作要在理论上、欣赏上加以区分，最好正说历史时，不要随便对历史加以改写，以避免误导读者。
有的委员指出，新历史主义批评是要重新恢复过去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批评方法，是一种反对形式主义的批评，这是它好的一面，但在中国化过程中很多东西流失了，变成了对历史的全面消解，历史叙说变成完全主观化的东西。有的委员指出，中国版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偶然，否定事物的因果联系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它还反对经济决定论，否认有创造历史的动力。与这种理论相联系，一些创作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因果联系变得模糊不清，历史没有是非，无所谓进步退步，人物被权欲和情欲所主宰，虽然也有急风暴雨式的争斗，这些无非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在强调欲望的同时，情欲的作用被大大夸张了，仿佛人的“下半身”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就消解了唯物史观。
有的委员认为，历史题材的创作不仅是针对古代、近代的，也应包括现当代史题材的，比如对抗日战争史的反思就非常不够，有的文艺创作对抗战的灾难不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也没有了。有的委员指出，在反映近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上，对人民反抗和斗争的漠视以至贬低，对卑躬屈膝以至投降主义的歌颂，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在这些问题上，作家艺术家不应丧失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二、新人本主义问题
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启蒙运动中，追求个性解放、人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潮是很重要的内容。委员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指出，人性是历史的发展的，人性也包含动物性，但人性又是社会性的。具体的人性是很复杂的，是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统一。现在国内出现的新人本主义思潮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淡化社会性，甚至走向了“下半身写作”，一时性描写泛滥，走向了新的片面。文学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但现在有些作品放弃了审美，把“下半身”的动物性要求看作人性的集中体现，并认为这是最有深度的人性，这就有失偏颇了。文学当然是可以写性的，但文学更要完整地表现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而非动物的人。写性也应从审美的视角出发，才能称之为文学。目前泛滥的私人化、隐私化写作，对人性的理解相当狭窄。当然这部分创作也培养了一部分消费者，不仅是理论思潮方面的表现，更有接受的因素。另外，新人本主义牵涉的不仅是理论思潮问题，有的则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三、文化批评问题
对于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批评热，委员们认为，文化批评开拓了批评的新视角，有它的贡献。90年代文化批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转型出现了许多可供批评的现象。另外，许多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分化，很多人认为研究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比研究文学更有意义，所以纷纷转向文化批评。目前的问题是文化批评在某些方面被神圣化，消解了文学。委员们认为回避对具体作品的赏析，片面强调文化批评可能消解文学研究，文化学也不能代替文艺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规律。
四、后现代主义
有委员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状态、社会基础、结构是多元的，不管是从经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既有前现代、现代，又有后现代的因素。从这样的情境出发，无论是社会思潮还是学术、文艺思潮也都既有前现代、现代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对前现代的因素既要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也要剔除其滞后的负面因素。对超前的后现代因素也要这样，照搬照用也不合适。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反叛性是它的显着特点。后现代主义作品有如下一些特征：反传统、反理想、反文化、反崇高，主张并实践客观真实主义、语言游戏、拼贴结构、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等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有影响的，以上特征在我们的创作中都有表现。它一方面激活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消解了我们文化所应有的价值和精神。这股思潮影响很大，不仅对创作，对文学研究也有冲击。文艺理论界已提出还要不要文艺理论的问题，文艺理论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后现代主义对界限的抹杀通过文化研究显现影响，文学研究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也成为问题。文学研究究竟向何处去不能不加以认真思考。委员们认为，各个学科都有它值得探讨的规律，文艺理论要探求规律，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
五、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问题
与会委员还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问题，指出，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讲，凡是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贴近群众，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我们的人文精神就产生在这些方面。有种“告别革命”的理论，也打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的幌子，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人文知识分子应有自己的信念，不能跟着流行的思潮走。我们的文艺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古人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
六、文艺思潮中的主流与支流问题
委员们指出，虽然这几年文艺思潮纷纭复杂，但主流还是好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创作思想、包括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潮仍居主流地位，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大量的创作可以证明这点，作家深入抗非典一线也证明了这点。主流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反映了这几年改天换地的社会前进征程，另一方面某些作家作品也出现了概念化的倾向，这是应加以注意的。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王巨才在开幕式讲话中要求委员会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他指出，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弘扬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抵制腐朽落后文化，要力求在引导创作、影响读者方面有较大作为。同时，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方面也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委员还有：郑伯农、郭运德、钱中文、陆贵山、韩瑞亭、雷达、李下、冯宪光、阎晶明、吴义勤。委员会主任张炯作总结发言。（原载《文艺报》2003年11月20日。）
建构“和谐社会”批评家要有社会承担
——“评论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研讨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