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体制转换的时代，权力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已成了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权力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以至财富，连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成了个别权力拥有者“改一下别人的革”，扩大自身权力、谋取更大私利的借口。在台上的孔馆长琢磨着要将庄大鹏们由副馆长改成馆长助理；在台下的庄大鹏们，一旦上了台也会去“改”别人，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权力已被异化，它可以使一切新的东西走调、变味，连中央精神到了“精明”的孔馆长那里，亦被体会、揣摩化为其官场角逐的资本。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围绕权力的谋取而进行，权力的获得也由人民赋予而变为更高一级的权力掌握者的恩赐。孔馆长当上馆长是因为他是何副部长的同学，何副部长被提拔到邻县乃是由曾与他有过嫌隙后又修好的郑副书记的举荐。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图，我们看到，昔日权力中那神圣的职责与义务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具空壳并成为人际往还的礼物、成为填塞个人私欲的包裹。于此，权力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了，权力的拥有乃是某种身份的标志，对权势的攀附亦成了人们普遍的心态。当政治局的一位常委要来该县考察时，庄大鹏被选为摄影记者，消息一传出，来家里拜年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从下午到晚上，来的人没有五十个也有四十个。原计划可以吃用到正月十五的瓜子、鞭炮，一天就用光了。而庄大鹏和妻子梅桃则兴奋得“一夜之间他们接连亲热了三次。梅桃还喘着气说，她有好几年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了”。此情此态，和当年范进中举后人们的反应或可相比，而庄大鹏却只不过参与接待常委，就能达到如此的效果，人们攀龙附凤的愿望不可谓不强。
这是一种典型的市侩心态，一种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浅薄、无聊、急功近利的心态。可惜的是，《菩提醉了》所暴露出的，恰恰是这种市侩心态在我们当前社会中的恣肆，连县文化馆这个一县之文化据点亦被濡染尽致，其中的文化人哪还有半点知识分子气息？他们相互倾轧所使用的简直就是市井泼皮的无赖手段，可以不讲人格、不要脸面。庄大鹏搞窃听被发现，何副部长给他留面子，说的就是“老庄不是那种人，搞艺术的人讲的就是一个人格，他不会低贱到去窃听别人的私密”。真是点到了痛处。知识分子最应固守的人格精神丧失了，知识分子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庄大鹏这一类的文化人也只能被称为文化市侩。在此，庄大鹏的妻子梅桃很值得一提，这是一个争强好胜、很会拿捏丈夫的市民女性形象。庄大鹏身上尚还残存一点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在梅桃那里，这种儒雅气则是被嘲弄、贬斥的对象。在她的“冶炼”下，庄大鹏终于成了生活角逐场上的“斗士”，这或可视为市侩精神对文人品性的战胜。生存的原则是角逐，而我们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中则含有退守自洁的因素，在现实的利益面前，生存的原则无疑更为适用，它将战胜一切成为当事者的首选原则。
有人曾将我们的文化传统概括为儒道互补的传统。此传统的印迹在庄大鹏身上得到了验证。当他在角逐中失利，他在感情上便向老丁这个从前的角斗士、今日的“出家人”靠拢了（小说的篇名即是由老丁而来）。然而，六根未净的庄大鹏，在突来的机遇中，终于又回到了纷攘的俗世，真是极好地体现了中国文人得势时为儒（代表出世致仕精神）、失势时为道（代表退隐避世精神）的处世原则了。但庄大鹏的行为并非刻意为之的，而是在现实的生存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做出的。小说的最大的成功处乃是作者对我们现实与传统的生存环境的准确把握和深刻描写。
这是一个以阴柔取胜的社会，在《菩提醉了》所描写的这场角逐中，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并不是打得头破血流的老孔与庄大鹏们，而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的女性——老孔的情妇小段。这个最初一无所有的年轻女子，通过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最终成为大宗财富的拥有者，小段的获利虽也是老孔的胜利，这其中当然含有国有资产被转入个人腰包的现实问题，但从文化层面来看，老孔最终还是被撤了职，只有小段无所损失，她似可被视为一个阴取的象征。限于篇幅，不及展开，但应看到，《菩提醉了》不单单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它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亦是深厚的。将生活准确、多层面地展示出来并富于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果不是一个有才能而且成熟的作家是难以做到的，应该说刘醒龙是做到了的。（原载《作品与争鸣》1995年12期。）
阿三：一种言述方式
八十年代以来，当大批的中国人涌出国门看世界之时，也有大批的外国人走进中国寻找他们的梦境。在相互交往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起来。只是交流的具体文化语境有所不同，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是在西方的语境中极力去适应一份陌生的生活，相当一部分留学生题材作品已经有所反映。而走人中国的外国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也重新认识着中国，这类题材的作品相对于铺天盖地冒出的留学生题材作品要少得多。原因不外乎中国人写自己的心态与感受容易把握，而写洋人的心态则难以深入。写这类题材的作品难度便在于此。
王安忆《我爱比尔》以本土中国人与涌入中国的外国人的交往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阿三的年轻女孩的命运悲剧。王安忆的写作风格一向冷静而不露声色，有一种超然临下的姿态，她的小说很多以哲理的思辨取胜，与一般的欣赏大众往往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但在这部小说中，更多的是对故事的讲述，风格上吸取了张爱玲作品的某些特点，人物生活也与旧时洋场生活有某些相似处。但王安忆的阿三是一个学艺术的现代女孩，在美术创作中颇有天赋，只是她的天赋浪费在了追赶时尚之中。在阿三的追逐中，既有对艺术时尚的趋赶，更有对生活中一些浅表浮面事象的追逐。除了有现代的生活背景，阿三和张爱玲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沉香屑》中的薇龙、《倾城之恋》中的印度公主一样无根无基，像浮萍一样漂浮在生活的表层，命运的一种巧合就足以将她们引向歧路。整部小说的讲述风格表明作者开始对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有所顾及。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不再看到那个曾经在语言与逻辑的双重迷宫中恣肆纵横的王安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故事的言说者。
在小说的起始，人物这样表白：“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也许是被比尔的美国外交官身份与潇洒外表所吸引，一次画展相识后，阿三便自己将自己投入到一场痴迷的无望爱情之中。这场爱情之于阿三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从整体的文化背景来看，这种个体行为却昭示了某个时期我们国人心态的迷惘。在阿三对比尔的痴迷中，盲目的崇洋情绪是煽起她热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成熟的爱情本应有相互的理解与沟通，而单纯幼稚的阿三却将自己的爱情置于一种理想的浪漫情境中。比尔是诗意的化身，与比尔在一起，阿三可以像一个文化使者般地谈话，可以领略异域他乡的情调与氛围。像大多数渴望新鲜与刺激的年轻人一样，这种外来文化在最初之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能够接触到比尔这个异域文化的化身，给年轻的阿三以极大的欣喜，她调动起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以赢得比尔的爱情，不但是全部身心的交付，更有不计后果的精力的耗费。
小说对比尔的着墨是大而化之的。比尔更像一个文化符号，是阿三投注热情的对应物。这段感情对阿三至为重要，几乎影响了她十年的人生取向。比尔的不辞而别，杳无音讯，使阿三变得如掏空了心的稻草人，她以拼命地作画来驱遣自己的落寞。她的画逐渐可以被卖往海外，这使她有机会结识一位外国画商马丁。与比尔不同，马丁爱她，然而令阿三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爱仍然没有结局。“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阿三思考不出这个问题的结论，她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女人，只任着自己的天性去行事。她考虑不到在她与比尔、马丁等人之间有着巨大的种族与文化差异，这既能引起他们的相互吸引，也能阻断他们的情感关系。单纯的两性相悦，并不能维持长久。从某种角度审视，阿三更像是一个性别指称，一个女性存在符号。其性格的阴柔面在以男性姿态出现的外来文化面前取的是一种求媚的态度。作家也许无意对阿三之类的女孩子作文化底蕴上的分析，只是沿着这一类女性的自然发展脉络来讲一个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曾经新鲜的故事。失去了比尔与马丁已不能再进行创作的阿三将走向何方，在现实生活中几种可能都有。小说中，王安忆为她安排了一条走向堕落与逃出陷阱的道路。一切都像偶然为之，阿三成了专在高级酒店与外国人周旋的女孩，最终未逃掉被送去劳教的命运。看起来似乎是命运之手的安排，阿三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倒霉蛋。
作者的这一叙述思路使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阿三情感历程的探究，一切从爱比尔开始，一切也都结束于爱比尔。这一叙述思路在小说中几乎占了绝对的主导位置。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故事的取材虽有其独到的地方，但是对阿三一类女人命运的把握却仍然落入了窠臼。从这里不难看出由张爱玲起始的某类女性言述的印痕。这类女性言述未见得不可使用，但使用的不当便有滑向言情的倾向，当代相当一部分港台言情小说即是其庸俗面的发展。为了免于滑向言情，王安忆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女作家来作为阿三女性灵魂的另一个参照，这个人物出场不多，却经常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在阿三的生活中。王安忆对她只勾勒了一个影子与轮廓，凡出入她的客厅的人都可以拿到出国签证，这是一个崇拜西化生活方式的代表，阿三则像一个自在的行为体，有了这种西化理性的诱使，纯粹凭着女性感性自觉行事的阿三走向歧路也就在所难免。女作家的安置使得小说多少摆脱了单纯的故事言述倾向。可以看出，王安忆一方面试图以阿三的命运引起人们的思索，另一方面她的言述方式又制造了另一个迷宫，那就是从表层的叙述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的对一个凡常女性平庸理想的欣赏与认同。这其实是当前许多作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走近读者的同时，怎样保持作家自身的高度清醒，不被读者的趣味牵着走。从《我爱比尔》的写作中，我以为王安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着某种矛盾。
如果以普通欣赏者的眼光来看，这不失为一部颇有趣味的女性小说。阿三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张爱玲讲述传奇的本领在此起了作用。一个学美术的女大学生，聪明而灵秀，经历过无数男人之后又从劳教所里机智地逃出。在女性读者看来，阿三实在是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圈子里，但故事的讲述者以她对女性的了解又告诉我们阿三只不过是一平凡的女人；“她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家，一个像比利时人这样的家”。这是作者理解人物的地方，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逃出劳教所的阿三，在一所农舍前，握着一只处女蛋哭了。女作家的女性视点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安忆多数小说中所体现出的那类男性思维方式已开始向女性表述回归。（原载《作品与争鸣》1996年10期。）
善与美的追求
当一部小说能让读者忘记它的语言与讲述技巧而进入其讲述情境时，这部小说就应该说是成熟的。《平常人的故事》便是这样一部既成熟又朴素的小说。这里采用平平常常的单元组合方式讲述了四组五个人物的故事。结构并无新奇之处，却能调动读者的情感跟随人物的命运而感动。这一成功并非来自于对形式技巧的刻意追求，而是来自于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与恰当把握，即作者对于生活的高度凝练化的处理。这种久违了的近似于古典的讲述方式在处理现实题材时仍具有它新鲜、活泼的生命。说其古典，是因为小说的讲述采取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笔法；说其久违，是因为现今采取这样讲述方式的小说实在越来越需要勇气与真诚。《平常人的故事》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说的成功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写作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在于作者对于表现对象的熟悉与感动程度，以及写作中所投注的热情。
《平常人的故事》没有商海的搏杀、情场的追逐，这里讲述的只是贫穷的城市老人群落的凡人小事，几个老年秧歌队成员的生活悲喜剧。“爸辅导秧歌人后，我才知道我的城市竟有这么多贫困的人。”第一人称的叙写方式，使得作者能够自然地表述自己的主观情感倾向，另一方面作者在实际的写作中，第一人称又不断地转换成第三人称的转述，使得故事的讲述又沿着全知的角度而发展，人物与故事在灵活的叙述中显得真实而又凝练，将平白的叙说铺排得饱满而富于转折。
这里写的是“平常人的故事”，挖掘的却是“平常人”的精神闪光处，即他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些“平常人”大都生活窘迫，有的没有房子住，自己的住房给儿子结婚用了；有的因工厂濒临倒闭而失去了退休金；有的靠捡破烂为生。即使在如此的困窘中，他们那向善与向美之心亦未泯灭，参加老年秧歌队即表现了他们追求善与美的执着心态。捡破烂的老王婆子，“白日的时间被秧歌队排练占用，这时间对王婆子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绝不迟到早退。因此，拾捡的活儿就放到早晨和傍晚”。同行凶恶的拳脚未能使她屈服落泪，而不能参加秧歌队的活动进京演出却使她伤心不已。当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老王婆子汇入到进京的秧歌潮里，老王婆不知又洒了多少喜泪”。因为秧歌已成了她苦难生活中的唯一亮色，是她精神的寄托，“王婆披上新装的那几天，在秧歌队的老姊妹们的夸耀声中，美美地走来走去，此刻，王婆子头一回觉到她是舒心地做人，为了这一刻，她认为她遭受的所有劳累所有饥饿所有凌辱都是值得的，在欢腾的锣鼓场上王婆子扭得酣畅淋漓，秧歌把老王婆子一生的苦难都化解了”。这来自底层的欢腾锣鼓，化解得哪里只是王婆子一人的苦难，它表达的是这一群落的普通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一个需要关怀和温暖的群落，作者并非有意去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而是关注到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的社会群落，并且告诉你，这个群落同样有追求与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