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纪念建筑和古建筑，不宜作为博物馆等来利用，但环境适于人们游览，可开辟为游览场所。如凤翔的东湖有许多古建筑，周围风景优美，就可以开辟成游览场所，供人们参观游览。临潼华清池，原是唐代华清宫遗址，现在里边的建筑虽都是近年来搞的仿唐建筑物。但早已公布成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览条件非常好，已开辟成了游览场所。西安城墙，多年来未被很好利用，现在计划建设城墙公园，供人们游览，这也是很好的利用。
③可辟为参观点，为旅游事业服务
有些古建筑和纪念建筑物，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和辟为游览场所，都不符合条件，可以辟为参观点供人们参观学习。这类情况比较多。如西安钟楼、鼓楼；长安县的兴教寺、香积寺；户县草堂寺、祖庵、周至楼观台；耀县药王山；蓝田水陆庵等。
④在保证古建筑绝对安全和不妨碍参观的条件下，可作其它用途
《文物法》第十五条中规定，古建筑除作博物馆、纪念馆和群众游览场所外，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这就是说，对古建筑或纪念建筑物的利用，不只限于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和群众游览场所，在保证古建筑和纪念建筑物绝对安全，又不妨碍参观的条件下，经过批准手续也可作其他用途，但必须严格控制，非特殊情况便不能允许。目前，我省虽无批准把古建筑或纪念建筑物作其他用途的现象，而实际已作它用的情况却是存在的。
总之，古建筑应很好保护，提出利用古建筑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古建筑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它的作用，不是单纯地为了保护而保护。
载《文博》1984年第2期
光辉的历程巨大的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陕西是古人类的摇篮，周秦的故地，汉唐的中心；陕北有革命圣地延安，关中有渭华起义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陕南有红军长征留下的遗迹。地上地下文物丰富多彩，荟萃竞艳。
但是，在建国前，全省遍地的瑰宝处于无人过问状态，任其损毁和破坏，特别是大批珍贵文物被盗卖，外流情况十分严重。建国后，文物回到人民手中，才得到妥善保护和管理。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我省文博考古事业也从创建、壮大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全省文博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把保护好祖国文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建国初期，针对一百年来祖国文物大量外流的严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首先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出口令》，同时发布了有关征集文物、考古发掘和保护古建筑等一系列的指示和办法。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政务院和国务院又先后颁布了《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提出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措施，并且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1961年，在总结建国十二年来文物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又陆续颁布了有关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古建修缮、文物出口和文物商业等具体管理办法，建立了文物保护管理的正常工作秩序，将其纳入计划管理、稳步发展轨道。1982年，在总结三十三年来文物工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要管理原则，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制定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文物工作发展新阶段的里程碑。我省根据中央有关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1983年省政府又作出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努力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的决定》，使我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走向了新阶段。建国以来，中央和我省颁发的文物方面的指示、方针、政策和法规等文件有一百四十多个，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管理，我省十分重视文博考古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截至目前，各级文管会、文管所、博物馆、纪念馆、考古所、文物商店等专门机构有92个，人员1800多名。省、地、市级文管会普遍建立；各县文化馆配备了一至两名文物业务干部；新兴起的公社文化站逐步承担起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在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附近，文物集中区域，大型基建工地及不少银行、废旧物资回收部门、造纸厂、炼铜厂建立起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7000多个；发展文物通讯员两万余人。各级政府普遍重视了文物工作。文化行政部门加强了文物工作的领导，并多数配备了管理文物工作的专干。这样，从行政到业务，从省上到基层，从专业到业余，组成了文物保护管理网，使国家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为加强文物保护，建国以来进行了两次全省性文物普查，三次专业性文物普查，参加人数达4000多人次。通过普查，掌握了全省文物底数，摸清了状况，为保护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新发现了大批重要文物，据初步统计，全省有古遗址920处，古墓葬1240座，古建筑170处，石窟寺98个，石刻13840个，革命纪念建筑297处。在普查基础止，公布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3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20处，报请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对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逐步实行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有保护范围，有保护管理机构或专人的“四有”工作。
建国以来，对古建筑、革命纪念建筑和石窟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工作，共投资5000余万元，三中全会以后的投资占总投资的50％，整修项目700多个。西安市南、北、西城楼，钟、鼓楼，大、小雁塔；化觉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长安县兴教寺、香积寺、杜公祠；户县钟楼、草堂寺、祖庵；蓝田县水陆庵、公王岭；周至楼观台；临潼华清池；三原城隍庙、龙桥；澄城县乐楼；韩城县司马迁祠、文庙；彬县大佛寺、彬县塔、永寿塔、高陵塔；白水仓颉庙；岐山诸葛庙；宝鸡金台观、钓鱼台；耀县药王山；丹凤花庙；榆林新明楼、镇北台；米脂李自成行宫；延安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清凉山万佛洞；留坝张良庙；勉县武侯祠、武侯墓；略阳灵岩寺；华阴玉泉院、西岳庙；华县渭华起义旧址等，都得到较全面的整修，使这些文物又展现出当年的风姿。
随着工农业基本建设的开展，大批地下文物暴露出来。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开展了长期艰苦的抢救清理工作。抢救清理的古墓葬4500多座，抢救保护的文物百万件。许多举世闻名的珍宝都是这样保护下来的。这些文物在充实各级博物馆藏品，进行科学研究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流散文物的保护和管理，近年来也得到很大加强。已成立两个文物商店，建立10个文物收购点。各博物馆、纪念馆、文管所广泛开展了文物征集活动，收购和征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达五十余万件，对保护管理流散文物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了省文物鉴定组；加强了文物安全防护工作；建立起了经济民警队伍，增添了安全设备，对防止文物外流、失窃起到了有效作用。
为了提高文博考古队伍素质和文物工作质量，采取举办训练班，派出学习，送高等院校进修和组织自学等办法，培训干部近500人。今年在咸阳市创办了西北文博干部培训中心，为我省和西北各省区有计划的培养文博考古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加强了科研工作，已召开全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两次，写出论文240余篇；还召开了考古学会、西周史研究会、诸葛亮和三国研究会等，汇编论文集三册。创办了《史前研究》《考古与文物》和《文博》三种杂志，为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出版各种专着、图录、发掘报告20余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500多篇。省、地（市）、县的《文物志》编写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承担的《中国名人名胜录》、《中国文化大辞典》（陕西部分）和《中国文物精华辞典》（陕西部分）的编写任务基本完成。
二
建国以来，我省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大规模地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清理发掘各时代典型遗址15处，清理发掘古墓葬4500多座，出土了大量文物，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963-1966年，在蓝田发现了距今八十多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1978年又在大荔县甜水沟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大荔人”人头骨化石。近年又在南郑梁山、蓝田锡水洞、韩城禹门口等地发现旧石器遗址15处之多，出土了大批石器和动物骨骼，扩大了我国古人类研究的领域。中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多处，特别是在大荔县沙苑地区，发现了15个散布石器的地点，这一文化遗存被定名为“沙苑文化”。在陕北和铜川等地，也发现了同类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我省分布很广，已发现的有850多处，发掘的有西乡李家村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长安客省庄遗址、商县紫荆遗址等。通过发掘，基本上搞清了陕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商文化在陕南、陕北和关中均有分布，出土重要铜器十余批。绥德、清涧出土的鼎、簋、觚、尊等，华丽典重，马头刀、蛇形匕首有明显的游牧民族风格，反映了商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建国以来，周代青铜器出土三千余件。临潼出土的利簋，宝鸡出土的何尊，扶风出土的墙盘，蓝田出土的永盂，长安出土的多友鼎等，其史料价值极为重要。淳化县出土的大鼎，形体之大，仅次于司母戊鼎，为国内罕见。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群的发掘，获得了一批新的资料，出土的陶器、铜器、瓷器、玉器数量之大，器形之奇特，是我省已发掘的周墓中所罕见。武功先周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周人文化渊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周原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周文化研究中的空白，特别是对凤雏、召陈两座建筑基址的发掘，被称为周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出土的一万余片卜用甲骨更为珍贵，卜辞字小如粟，为国内首次发现。沣京、镐京遗址的钻探和试掘，也获得了可观的收获。
建国以来，我省对秦雍都、栎阳城、咸阳城和西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和部分发掘，并清理发掘秦汉墓葬近800座。凤翔秦公墓和雍城宫殿遗址的发掘，临潼栎阳城的发掘，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杨家湾汉墓、华阴华仓、未央宫前殿和杜陵建筑基址的发掘，都获得了大批宝贵的科学资料。陕北各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有五百余块，成为我省独具一格的重要文物。富平、蓝田、蒲城、兴平、长安、咸阳、陇县、西安市出土的整批铁制农具，长安洪庆村出土的铜齿轮，灞桥、扶风出土的西汉纸，兴平豆马出土的流云纹金丝铜犀尊，西安南郊出土的虎符，咸阳出土的玉马、玉鹰、皇后玉玺，茂陵附近出土的玉铺首、鎏金铜马、鎏金银竹节铜薰炉等，都为稀世之宝，有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特别是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始皇陵一、二、三号俑坑，出土文物达万余件，同真人真马大小一样的陶人陶马几千个。1980年又在秦始皇陵西侧发掘出两乘铜车马，轰动了国内外，被誉为“瑰宝”“奇迹”。
隋唐时代的考古收获同样是蔚为壮观的。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范围，已基本探明，兴庆宫、大明宫麟德殿、含元殿、三清殿、翰林院，东市、西市、曲江池、芙蓉园、龙首渠、清明渠、青龙寺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及最近配合西安城墙整修工程新发现的唐皇城南墙和城门，都极大地丰富了隋唐的研究内容。隋唐时期的墓葬，共清理发掘2200多座。隋李小孩墓，唐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李寿墓、尉迟敬德墓、徐懋公墓、张士贵墓、契苾明墓等，都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迎宾图、狩猎出行图、马球图、阙楼图、观鸟捕蝉图、牛车图等壁画为我省首次出土；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三彩女立俑、拱手女立俑、骑马俑、女子骑马俑、文官俑、武士俑，低头马俑、鞍马俑、载乐驼俑、狮子俑和三彩塔式罐、山池、凤头壶、象首杯等，都是稀世珍品；西安何家村、蓝田、铜川等地整批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辉煌灿烂，镶金牛首玛瑙杯，鎏金舞马衔杯皮囊银壶、舞伎八棱金杯，赤金走龙、忍冬花结银熏球，凤衔绶带五瓣银盒、金步摇等，反映出唐代发达的文化和经济繁荣景象；出土的和同开宝、库思考二世银币、萨珊朝银币、卑路斯银币、布伦女王银币、卜瓦德一世银币、查斯丁二世金币、希拉克略金币等，反映出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盛况。
近年来，在延安市各县发现宋代石窟80多处，填补了石窟研究中的空白。在榆林地区发现并发掘了折家墓地，为研究宋与西夏关系提供了新资料。汉中市和安康市出土一批巴、羌文物，为研究民族关系开拓了新的领域。汉中市发现红军长征时的石刻标语数百条和一大批革命文物，都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珍贵资料。
三
建国以来，博物馆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25个，藏品达百万件以上，人员和陈列面积都成数十倍和百倍的增加。1945年设立陕西省博物馆时，人员仅四五名，藏品几十件，三间旧房作办公室兼陈列室，一个陈列柜也没有。现在的省博物馆，职工近200人，藏品十多万件，陈列面积近5000平方米，陈列着周、秦、汉、隋、唐的历史文物，并有石刻艺术室和碑林两专题陈列。
1950年建起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等旧址，反映出党中央在陕北十三年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1951年在“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上建立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着重反映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和我党在白区与敌人斗争的史实。
1957年在半坡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起了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有遗址大厅和陈列室，再现出6000年前母系氏族社会的概况。1974年发现了秦俑坑。在对俑坑钻探试掘的基础上，于1979年建成了我国最大的一座遗址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该馆包括一个14000多平方米的遗址大厅，两个辅助陈列室和一个铜车马专室，展出着同真人真马大小一样的陶俑及罕见的铜车马和各种珍贵的青铜兵器。1983年，在杨虎城止园公馆新建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集中反映了这位杰出爱国将领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