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家，看到门前园子里，细雨中的倭豆（蚕豆）苗在春风中摇曳，显得分外楚楚动人。我忽然就有了个创意：今天晚上来一道新的菜。于是我弯下腰，细心地把每一枝倭豆苗最上面的一片叶摘了下来。这叶子刚刚从卷曲中舒展开来，极是柔嫩，还带着点点雨水，好似非常娇羞的样子。我把采下的豆叶冲洗了一下，下到放了油的锅里。一切就跟炒青菜一样，只是我知道这东西有点涩，就在里面稍微加了点白糖。
吃饭了，我不说明这是什么，家里人吃了后，都说味道还可以，但回味有点苦涩。只有外孙动了一筷后，就再也不肯吃了。看来，材质本不好，白糖也起不了大作用，想让人说它好吃，是不可能的了。
女儿问是什么菜，我说，是倭豆苗。她说，只听说过豌豆苗可以当菜吃，没见过吃倭豆苗的。我说，的确没人吃它，就是我，也有五十年没吃它了。今天吃它，只是因为怀旧。
我第一次吃它，距今确有半个世纪了。
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缺吃少穿的日子里，当时城镇居民的口粮虽也并不十分少，成人每个月也有二十五六斤到三十多斤，但就是人人觉得吃不饱。现在的老人们回忆起来，都说主要是因为别的食品少，而且做菜没有油水。为了填补肚子的亏空，人们就想各种办法，寻找充饥的代用品。起初是杂粮，杂粮后是“瓜菜代”，瓜菜之后，是米糠、豆渣，再后来，就向野地进军。山上有红刺根、葛藤根，地里有野菜、野草。别人家这样做，我家也一样。
不认识哪些野草有毒，我和哥哥就按前几年曾经为学校割过的兔草来做标准，就是说，我们拿回家来的野草，一定是曾经给兔子吃过的。毒不死兔子的草，一定也不会毒死人。当时听人家说一种叫“白头酿”的野草很好吃，我们也去挑来吃过，嫩嫩的，滑滑的，没什么异味。但这种草并不多，我们兄弟俩又割了点“小鸡草”的嫩叶，虽然比不上白头酿，但也还可以。等到这种草也没有了，就采来了一种椭圆形叶上有细毛的草，也是兔子愿意吃的。把它炒了吃，虽然味道也是淡淡的，但是因为它有毛，所以咽下去时，喉咙就有点痒。不过，痒就痒吧，能进肚子就是好事。
这些草都找不到了，只剩下了河塘边的革命草。兔子是不吃革命草的，但是，听说有人试验成功了，把革命草的根磨成粉，可以做汤果吃。人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去挖了革命草的根来，磨成了粉，没做汤果，而是煮成羹，一吃，苦的！谁都不想吃了，而且多喝了一口的人还拉肚子了。
那天，我们兄弟俩提着篮子外出，举头四顾，再也找不到可吃的野草了。忽见一个高坎上的一小片倭豆，在初春的寒风中哆嗦着。百般无奈之下，我们俩就采了一小篮倭豆叶回家，心想倭豆可以吃，它的叶子总不至于把人毒死吧，所以大人也放心地把它炒了来。一尝，虽有点涩，但是半饱的肚子还是对它表示欢迎。于是，一种新的“代食品”就这样诞生了。
听完我的回忆，女儿说，看来今天我们吃的算是“忆苦饭”了。她这一说，我忍不住笑了。
女儿问我笑什么，我说，我以前倒是真的吃过忆苦饭呢。她让我详细说说，我说，不说了，有些事年轻人不一定能明白。可是外孙也逼我说，我就说了。
那是四十年前。那时，农业生产已经好了许多，人们基本不饿肚子了。为了让下一代认识到新社会的好，我们所在的生产大队搞了一次忆苦思甜教育活动，烧了一大锅“忆苦饭”，让男女老少都来吃。这“忆苦饭”里没有粮食，只把一大锅大头菜加水，加些给猪吃的米糠，放点盐，当然没放油，烧熟后让每个人盛一碗来吃。我是硬把一碗吃下去了，它确实比十年前我吃倭豆叶更难下咽。有的小孩就不肯吃了，哭着要回家去吃白米饭。这时，有位老农民说：“这还不肯吃呀？我小时候，民国二十九年，哪有大头菜，连树皮都吃不上呢，死了多少人啊！”
我没经历过民国二十九年，但我相信这些满脸沧桑的老人说的话。只是，这些小孩们还无法理解。
外孙问我民国二十九年是哪一年，我说，离现在有七十二年了。他就说：“我知道了，七十年前饿死人，五十年前吃野草豆叶，四十年前有饭吃，现在，大人们怕吃太多了，还要减肥，是不是说明生活越来越好了？”我点了点头，想不到小小的他，概括的还很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