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中,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
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
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后回上海,我又整整不停笔的写了一年,当然依旧一点也不留下些什么。真的一点不留下吗?那也未必。举例说,我在《救亡日报》后身的《建国日报》上写过一个标题《两种》的小方框:其一,“战后的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地下钻出来的”,其二,“上海人要房子只须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而这个小方框,很快就传遍了上海,不是到今天也还有人提起它么?只要不单单为了稿费而写,只要写下来的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我相信即使不是长篇大论,即使是两语三言,同样的还是会给反动统治者以一点伤害——最少也会给他们以一点不痛快吧,我凭着这一点自信,就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就要凭着这傻劲一直写,写,还要写下去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香港,这一年,写的并不比去年多,但写下来而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而已,承朋友们替我剪辑起来,又幸亏香港还有可以让我印出来的方便,就这样让它印出来了。
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使我觉得惶恐的,只是一直思想搞不通,包袱除不掉,以致尽管想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而做出来的却只是如此微弱无力而已。
一九四七年除夕
(原载《劫余随笔》,香港海洋书屋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