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同志给我写的“代序”中就说，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我写的杂文随笔之类文章的五分之一。去年春，得到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协助，看到了一本一九四一年韬奋同志在香港主编的《大众生活》合订本，发现这份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文章，后来，顾家熙同志又给我找到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章汉夫同志主持的全套《群众》周刊，我又发现了从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这份周刊曾为我辟过两个专栏，也是每期都写，每期都有两至三篇，单单这两个专栏，据顾家熙同志估算，大约有十五万字。为什么要开辟这个专栏，我曾在一篇回忆《华商报》的文章里写过：“《群众》是党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多，销路打不开，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同志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专栏叫《茶亭杂话》，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所以我就用了汪老吉这个笔名。这个专栏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起，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忽然，香港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这些勾当，本来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当时是“寄人篱下”，为了避免麻烦，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我把专栏的名称改为《蜗楼随笔》，另用了任晦之这个笔名，继续写下去，一期也没有间断，直到同年十一月底，我因工作关系而主动搁笔为止。
这些文章写在三十五年之前，可以说都是“陈年冷饭”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恍如隔世。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拿出来呢？说实话，当顾家熙同志不辞辛劳地把这些杂文抄录出来的时候，我的确迟疑了很久。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让它和今天的读者见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正因为它写的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今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发了题为《历史的考验》的一整版文章，这篇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应该一读的文章一开头就说：“……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资料而已。”正因为历史前进了，形势改变了，时间相隔了三十五年，所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所谓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道得不多了。据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不仅读过艾奇逊白皮书的人不多，甚至连毛泽东同志为此而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的文章，似乎也渐渐淡忘了。
可是，我们淡忘了，人家却“永远不会忘记”“多年的盟友”。我写的这些杂文，正好是在这个暗礁的形成时刻，所以读了《历史的考验》之后，我的那些拙文也许可以向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细节”和感性知识。
除此之外，我决定把这些“陈年冷饭”端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读报有感”。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做文章是要有一点感情和气势的——特别是政论、杂感之类。我有一种感觉，近年来有一些报纸上的政论、杂文，包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犯罪行为的评论文章，似乎也太拘谨、太温良了。写那两个专栏的时候，我才四十几岁，火气不小，对那些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看作“潜在的敌人”的“决策集团”中人，以及他们的那批顺从的“盟友”，我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说“自我暴露”也好，“陈年冷饭”也好，编印这本集子，对新闻工作者也许还有一点可供参考、可供批评的用处。
《蜗楼随笔》只包括上述发表在《群众》上的两个专栏，《大众生活》、《华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杂文都不编入。这一类书的部头不宜太大，写“自序”更不宜太长，把要讲的话讲完，就算是自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
（原载《蜗楼随笔》，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