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前，我在桂林的时候，苏联《国际文学》的编辑梯航诺夫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怎样翻译了〈母亲〉》的文章。当时很忙，同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就搁下了。今年是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再度接到《时代》杂志的要求，还是同样的一个题目。
实在说，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时的情景已经很模糊了，今天还能想得起的，只是翻译过程中这篇伟大的作品所给我的感动。当母亲发觉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参加了危险的秘密组织，当时的恐惧与忧煎，偷偷地听到一些“真理的言语”的喜悦，两次探狱的那些激动的感情，终于勇敢地喊出了“真理是血的海也不能消灭的”这一句口号而拾起了那面红旗的悲剧的场面，都是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记忆鲜明的事情。
讲到翻译这部作品的动机，应该回溯到一九二五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分，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隆隆的发电机旁边，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的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归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大部分朋友从实际斗争“退却”到上海，新文化在这时候再度开花，我便不自量力地从事于这本《母亲》的翻译了，我用的两种日本译本，间或参考英译。当时蒋光慈兄住在我楼下，译完了每一章之后，他再仔细地给我从原文校对了一遍。
《母亲》在中国出版之后所受的欢迎，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上下分册的本子，一年之内就印了两版，这两版题名《母亲》，译者“沈端先”。但是不久之后，外埠的邮寄被禁止了，书店的发行人很聪明，说禁止的理由是封面上画了鲜红的血迹，当时“红色”是招忌的，他们改印了一次淡绿色封面的三版，但是运命也似乎并不比红色封面的良好。一九三一年，这本书列入了禁书目录，通令全国禁止发行，听说也曾有许多学生因为看这本禁书而遭遇了不幸。此后绝版了三年，北方曾经有一种偷印的翻版，热心的读者曾把那种粗杂的翻印本带来给我，认为这是侵害著作权而要我追诉。可是一则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追诉别人的自由；二则觉得让这廉价的本子流传一下也好，就置之不问了。一九三五年再度改名出版，书名改成了一个《母》字，译者改成了“孙光瑞”，这本书才能侥幸地再在几个大都市里面发行。当时禁止发行的方法很奇妙，除出禁止指令的某些著作之外，又常常将某个作者的作品不分性质地完全禁绝，以往三年的发禁，据说译者“沈端先”这个名字也是“不无关系”的。
抗战前后，我换了现用的这个笔名，但是那本《母》上依旧沿用着“孙光瑞”这个译者的名字，我不想改正它，让它这样也可以作为一个被污损被作践的纪念吧。
这本书在抗战中又印过两版，在桂林，在重庆我都在书坊中看见，有个时候卖到一千元以上的高价，但是据书坊中人说，这书的销路一直是良好的。
我私自庆幸这样一种不足为训的重译本能够多少的把这本名著的影响和感动带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每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反射地感到惶恐，我不知道在过去十五年间，有多少青年单单为了爱读这本书而遭遇了比沙皇更残暴的反动分子的迫害。抗战胜利之后的这本书的运命如何？我今天还不能想象，但是有一句话我可以傲言，要从这十五年间的中国青年人心里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鼓舞了我们中国人，它已经成为禁不绝、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血肉中、心灵中的构成部分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原载《时代》，一九四六年第六卷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