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吾猝然去世,已经快两年了,但他的名字在我记忆中闪过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事实。
人世间的事,有许多是很难解释的。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我认识过、共事过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乃至上千,随着岁月的流逝,多数人还记得,也有不少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了;或明或暗地和我较量过的人,大致还记得,而不少和我合作过、乃至感情上很融洽的人,倒反而渐渐淡忘了。奇怪的是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不算太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情会涌上心来。
我认识他很晚,尽管三十年代中期,我就是他的读者。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在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当时他住在西摩路,大概我也只去过两三次,抗战刚胜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却真可以说一见如故。我读过他的《这不过是春天》和《咀华集》;他看过和评论过我所有的习作和戏作,其中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化生活》上的那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评〈上海屋檐下〉》,对我的那篇不太成熟的试作既有过誉的肯定,又有搔到痒处的批评。由于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所以当他谈到《心防》和《法西斯细菌》的时候,我就说:“我写剧本是半路出家,您写评论则是科班出身。”这样,初次见面就发生了“争论”,他说:“你写了十几个剧本还说是‘试作’,那么我写评论更是‘试论’了。”我反问:“那么你的本行是什么?”他说他的专业是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接着很认真地问我:“那么你的专业呢?”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本行是新闻记者,写剧本是我的副业。”显然,这种“争论”彼此之间都有一点自谦的意思,所以几个回合之后他就作了结论:“我们还是同行,都可以说是杂家。”于是我说:“我承认,在这么一个时代,杂一点也不坏,但你的杂比我高明得多了。”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如此坦率,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几位知交也都是我的师友,例如在上海和他合编《文艺复兴》的郑振铎,以及那时还在重庆的马宗融等等。当我提到在黑暗的时期还是笑口常开的乐观主义者“马大哥”的时候,他有点意外地问我:“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正在惦念着这位马大哥。”我说:“他是天官府郭老家的常客,又是‘中国艺术剧社’的热心的支持者,他是赵慧深介绍给我的。”这样,从赵慧深谈到了《雷雨》中的繁漪,又谈到了我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会在大学讲台上唱昆曲的赵景深。这样一谈,初交就成了老友,我忽然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赠李健吾》诗:“当年沪上承初访,执手如故互不拘。”四十年后还是如在目前的那次初见,就是这种“互不拘”的情景。
读健吾的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也好,《梁允达》、《云彩霞》也好,谁都会感觉到,剧作者是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那样的天真、坦率,有时竞天真到使我觉得他有点不合时宜。就在下一年,我在顾仲彝家里遇到他,在座的还有吴仞之,当时国民党开始发动了内战,上海人已经把抗战胜利叫做“惨胜”,国民党的“威望”在上海也已经一落千丈,可是,当吴仞之对国民党大员的“劫收”表示愤慨时,健吾忽然说:“我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是血缘的国民党。”仞之和仲彝都哑然无语。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么,也完全不是,在四十年代他写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词严义正的。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尊重知识,他钦佩有真知灼见的人。
我问他:要了解西方文学应读些什么,他毫不思索地说:“最好是细读亚里斯多德和狄德罗。”我后来读了一些,但我的毛病是粗,只是浏览而没有“细”读。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钟书。”我认识钱钟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提到这件事,还记起一段插话,那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钟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钟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忙于打杂,和他来往不多,连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上面所说的那次座谈会上才见面。回忆起来,从一九五五年到“文革”的十年中,我和他见面不过四五次,而每次相遇又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也不过相互知道太平无事就是了,因为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交了“华盖”运,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健吾一直在为找担忧,怕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不必多说了。可是,像他这样一位不求闻达,埋头做学问的人,居然也下放到河南息县去劳动改造!
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
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
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不久,大概在一九八○年,我偶然在《陕西戏剧》上看到他的新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单看题目就知道是一出喜剧,更使我高兴的是长期的折腾没有挫折他的勇气,他还是那样乐观,他还是那样勤恳!
健吾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讲一句套话,这种损失是难于弥补的。每次在报刊上读到空对空的文艺评论,就禁不住想起他,我们真需要能写出刘西渭的《咀华集》那样的文艺评论家。
正像一个演员死在舞台上一样,他是在每天写作的书桌上放下笔,而溘然长逝的。工作了五十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他也该安息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
此书未出,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