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我的父亲邓文钊》即将出版，算起来文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文钊在香港经商，那时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爱国民主人士。他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团结抗日。由于他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实干家，所以抗战前夕他多次为八路军筹集款项，在香港购买医疗用品及制作冬季棉衣棉被等事迹，他自己从来绝口不提。我认识文钊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一九四一年春在香港，当时正值国内外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汪精卫叛国，日寇策动汪蒋合流，联合反共。而国民党则利用新闻封锁和邮检，使得香港和国外千万侨胞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被查封，我奉恩来同志之命来到香港筹建一个对外宣传的报纸，便和正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等商量，认为在香港办一份公开的报刊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通过这张报纸让海外千万侨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解放区的真相。
但按港英政府的规定，在香港出版报纸，不仅要交纳两千港元的押金，而且还要有一位在香港有声望的人士作为“督印人”，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邓文钊先生。《华商报》这报名是廖承志同志决定的，因为在香港用“救亡”、“救国”等报名都不适当。香港是商业城市，而文钊的确从事过商业。当时在香港，国民党、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都有潜在势力，所以承担这份报纸的督印人要冒相当风险。四月间，我和范长江向邓文钊先生提出由他做督印人（董事长）时，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筹集一些资金，并颇有慷慨解囊之意。我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来有困难再请你帮忙。香港是个花花世界，要办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不容易。
《华商报》创刊初期，销路不到两千份。对此邓文钊先生曾委婉地对我们提出意见，要我们研究一下香港的所有大小报刊，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入乡随俗，但在香港这地方办《新华日报》式的报纸是没有人看的。关于这一段往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华商报》出版不久，同年十二月八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占领香港，当时移居香港的文化人士有数百人之多，因此组织这些人离开香港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为“秘密大营救”的工作，文钊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
抗日胜利后，我先到上海，后在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办公室工作，四六年冬，恩来同志要我经香港去新加坡，通过陈嘉庚先生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情况，并为《华商报》复刊筹措经费。在香港我和文钊有过两次长谈。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我到达新加坡，那一天正是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日子，因此我给自己便增加了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内战真相的任务，并为《华商报》筹到了三万余元的叻币。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冬，我回到了香港，接到中央指示，要我留在香港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作准备接管上海和恢复出版《华商报》的工作。这样，在香港，我和文钊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华商报》复刊后，他仍担任董事长，他对全国解放充满信心，我介绍他认识了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方方、林平，并请他多了解广东的政治经济情况，为广东解放做准备。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离开香港到北京，准备接管上海，文钊则留在香港。
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上海、北京工作，广东解放后，他回到了广州，五十年代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而广东又有地方主义的内耗，对文钊来说，他过去没有政治斗争和行政工作经验，所以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这以后，大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五六年我送一个出国艺术团到香港，在广州又有一次和他短暂的晤谈机会，我知道他处境的困难，但他仍是非常乐观，毫不介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我则在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时，就成了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对象，因此文钊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我是在一九七五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才知道的。这样一个为党、为人民、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竟被迫害致死，教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这部《我的父亲邓文钊》去诬存真，展示传主追求光明、不断进步、忠诚为党的一生。更愿人们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努力坚持下去，使十年浩劫那样的灾难永不复现，使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事情永远绝迹。
一九九四年
原载《我的父亲邓文钊》，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