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源与上古歌谣
早在文字出现以前，文学就诞生了，这便是上古的歌谣。如梁代沈约所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原始人类的精神活动是诗性的，原始时代充盈着人类的童真，诗的歌唱。
诗——文学的第一个产儿。起源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活动，也是原始人生活的主要内容。
劳动创造了人及人类社会，也创造了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灵巧的手和发达的大脑、语言、认识和感受能力。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或重复而无变化，或变化而有规律，于是就产生了节奏。《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说明“邪许”是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唱一和，借以协调动作、减轻劳动强度的一种呼声，这就是最早的诗。
随着人类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人们在这些呼声的间歇添上有意义的词语，表现出生产劳动和生存活动的内容。例如，《吴越春秋》一上记载的一首相传是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描述了砍竹、接竹制造狩猎工具到用弹弓追捕猎物的整个过程。无意义的劳动呼声被有意义的实词代替了，但语言朴拙，节奏简劲，仍然呈现出原始歌谣的特有风貌，足以证明劳动是诗的主要源泉。
作为诗歌原始形态的上古歌谣，是视觉与听觉的综合艺术，呈现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日载民，二日玄鸟，三日遂草木，四日奋五谷，五日敬天常，六日达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总禽兽之极。”人们拿着牛尾，一边跳一边唱，使诗乐舞三者合一。上古歌谣的语言节奏是非常简洁朴素的，常常是在有节奏的劳动呼声中构成，歌词一般只有几个字，又由于原始劳动操作相当简单，往往由一来一往一反一复两个动作合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原始歌谣大多数是二拍节奏，从文字记载上看，多是二言句式，一韵到底。原始歌谣是集体意志的产物，最初只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加工。
上古歌谣还具有鲜明的实用功能和功利目的。
首先，它作为诗乐舞统一体，将内在感情、外在行为节奏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因此有着减少疲劳、恢复体力、提高效率的实用功能。同时，它还具有再度体验生产活动的快感，增进生产技能和审美情感的功效。那些在宗教祭坛上娱神的歌唱，也曲折地表达着人类征服自然走出蛮荒的理想和愿望。此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强化记忆、流传历史的价值。
鲁迅说：“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
(《汉文学史纲要》)靠着诗的音律与节奏的铿锵和谐流传历史，记忆历史，是早期诗歌的重要职能。
诗与史在早期是一致的，这也是原始诗歌史诗居多的原因。中国汉民族史诗不像少数民族及西方民族史诗那样鸿篇巨制，而是以短小精悍的简单韵语，对民族历史作浓缩的概括。
《诗经》的思想内容
中国的远古诗歌，流传下来的很少。从为数不多的作品来看，在艺术上只是萌芽阶段，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从《诗经》产生时期开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它收集的是我国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叶)的诗歌作品，代表了西周、东周的春秋时代五百年间华夏民族的最初诗歌创作。
《诗经》原来的名字叫做《诗》、“诗三百”
或“三百篇”。到了汉代，它被尊为经典，这才有了《诗经》的名称。《诗经》共收诗歌311篇，其中6篇只剩下了篇名，所以实际上只有305篇。《诗经》产生的时代，音乐已经很发达，《诗经》里的诗都是可以入乐的。《诗经》里的诗按照音乐曲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地方乐调。
有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庸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160篇，绝大部分是民间作品。
“雅”是周朝王畿内的音乐。王畿是朝廷直接管辖的地区。“雅”的曲调一般比较典雅庄重，所以朝廷往往用来宴享各国诸侯。“雅”又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是贵族作品；小雅80篇(其中6篇只剩下篇目)，除了贵族、下层官吏的作品外，还有民众作品。“颂”的本义是“容”，就是容貌、表情、动作的意思，是载歌载舞的音乐。“颂”的曲调比较雍容肃穆，多是祭祀宗庙用的乐歌。“颂”又分周颂、鲁颂、商颂，一共40篇。总之，“风”、“雅”、“颂”原都是音乐曲调名称，后来音乐失传，只剩下歌词，便以它们作为诗类的名称。
《诗经》的“国风”中保存了不少民歌。这些民歌原来都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创作，在写作过程中，虽可能经过润色，但仍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是《诗经》中的珍品。这些民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劳动和生活，表达了他们的感受、爱憎和愿望，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
“国风”中有一些劳动时咏唱的歌谣。如《周南·苯闻》第一章云：“采采苤音，薄言采之。采采茉阉，薄言有之。”这是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时候所唱的歌。全首3章12句，只更换了六个动词，就写出了采集所得由少而多的进展。诗歌的旋律简单，语言质朴，却能使读者感受到劳动的欢乐气氛。《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之后，青年男女呼群邀伴踏歌而去的情景，表现出劳动后的舒畅愉快。不过，“国风”中更多的是反映劳动人民悲惨境况的诗篇。《豳风·七月》叙述了农夫全家人一年到头的劳动生活。男人为主人耕种，女人为主人编织，还要为主人打猎、盖房子、藏冰、造酒，从春到冬，一刻不闲。但他们却靠野菜充饥，穿破衣烂衫；他们的女儿更是提心吊胆，随时都有被王孙公子践踏蹂躏的危险。这首诗宛如一幅画卷，生动地展现了3000年前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现实。
“国风”中还有一些作品揭露了沉重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邶风·式微》写人民为官府干活，直到天黑，还在夜露里、泥水中受罪，不得回家。在《唐风·鸨羽》中，劳动者愤怒地呼喊：“王事靡临，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官府的差事没完没了，违误农时，父母无人赡养，不晓得何年何日才得安居！怎能不呼叫苍天，放声悲号呢！)频繁的战事也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有不少作品就描写人民对战争的嗟怨和愤恨。例如《魏风·陟岵》描写征人望乡。他登上光秃秃的山顶眺望，好像听到母亲的呻吟和嘱咐。《邶风·击鼓》写远戍的士兵忧虑着埋骨荒野，不得归家。
外有征人，家有思妇。“国风”中有不少思妇怀念征人的诗。《王风·君子于役》写丈夫久役不归，妻子苦苦思念。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她看到鸡儿进窝，太阳落坡，牛羊下山，就惦念丈夫在外忍饥受寒，忧郁地喃喃自语。思妇怀人的诗歌深刻感人地表现了战争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创痛。
不过，对于抵御外侮的正义战争，人民却是心甘情愿地承担起重大牺牲。《秦风·无衣》唱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怎么说没有衣裳？斗篷咱们共同披在身上。大王要出兵打仗，快把戈矛修好擦亮，我们一道杀敌上战场！)诗歌音节短促，情绪高昂，表现出秦国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相互友爱、同仇敌忾、慷慨从军的精神面貌。
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愤怒的抗争。这方面的作品当以《魏风》中的《伐檀》和《硕鼠》为代表。《伐檀》描写一群在河边伐木的劳动者向剥削者发出义正辞严的责问：你们不种不收，为什么稻谷满仓？你们不狩不猎，为什么野味挂满庭院？诗中还反复咏唱“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你们这些大人先生啊，真是不白白吃饭的啊！)对剥削者予以辛辣的讽刺。(硕鼠)把剥削者比作贪馋的大老鼠加以痛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中还抒发了人民对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乐土”和“乐园”的向往之情。
“国风”中的民歌还有不少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婚姻爱情生活。它们大多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其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的两情相悦；也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的相思；有“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秦风·晨风》)的怨怅；也有“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的兴奋；更有“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暾日”(《王风·大车》)的忠贞誓言。这些诗篇咏唱了下层人民爱情生活中的离合悲欢，基调是质朴、健康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是人们熟悉的爱情诗句(《周南·关睢》)。这首诗描写一个男子在河边遇到正在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极为爱慕，思求不已，以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并想象迎娶姑娘成亲后的美好生活。
“国风”中有不少反映妇女在婚姻上痛苦遭遇的诗，更值得重视。《卫风·氓》、《邶风·谷风》便是两首有代表性的弃妇诗。《氓》的女主人公大胆追求美好爱情，没想到被狠心的男子抛弃。她既悔恨自己的幼稚和轻信，又愤怒指斥男子的背信弃义，毅然决定一刀两断。《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弃逐时还恋恋不舍，痴心地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这两首诗描写妇女的婚姻悲剧和不幸命运都十分悲怨感人。
“国风”也有一些出自贵族之手的诗篇，如《邶风·北门》写下层小官吏抱怨苦乐不均；《秦风·权舆》写没落贵族悲叹过去住高房大屋，如今衣食维艰。《庸风·载驰》是春秋时的许国穆公夫人的作品，她是卫戴公的亲妹妹。诗中写她为挽救祖国(卫国)的危亡，冲破许国大夫的重重阻拦而奔走求援，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激情、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刚毅果敢的性格。许穆夫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爱国女诗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她的创作时间比曾被柏拉图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古希腊女诗人萨孚要早二三十年。
“雅”、“颂”这两部分诗歌的思想性，总的说来不及“国风”，但也从不同角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状况，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其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周民族史诗，即保存在《大雅·牲民》、《公刘》、《绵》、《皇矣》、《大明》5篇，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周民族的萌生、发展以至最后灭商建国的全过程。前三篇写后稷、公刘、古公直父这三位民族英雄的事迹，还赋予一定的灵异神奇色彩；后二篇主要叙述文王、武王的功绩。这5首诗，是研究周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第二类是贵族讽谕诗。如“大雅”中的《桑柔》、《荡》、《抑》，“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等，或严肃地批评国政，指责当政者倒行逆施；或斥责社会不平现象，暴露社会危机。尽管这些诗人是从维护周朝统治的立场出发，但他们对昏君佞臣的责难，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第三类是农事诗。“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都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及丰收飨神情况。例如《周颂·载芟》开头几句：“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铲草皮，刨树根，把那肥沃的土地耕得散松松；上千对的人一齐锄草，在低湿土地和田埂上忙个不停。)作者用简短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真实生动、富于诗意地反映了殷周到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风貌，展现出一幅幅七彩斑斓的艺术画卷。其艺术特征、技巧和成就，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作者们善于通过事件的简要叙述或抓住人物活动的典型场景来塑造人物。在《卫风·氓》中，通过女主人公叙述她同“氓”从相识、结婚到离异的经过，突出几个典型场景，塑造出两个性格鲜明而且有发展变化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女主人公，她善良、勤劳，热烈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幸福美满。作品‘生动而有层次地展示出她大胆痴情，天真幼稚，轻陷情网，后来悔恨交加，总结教训，与“氓”决绝，刚烈不屈。另一个是“氓”，他在求婚时装出老实忠厚，结婚之初“信誓旦旦”，以后逐渐露出其凶狠的本相。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他虚伪、狡狯、卑鄙、自私、粗暴、无义等多方面的性格。《诗经》还善于借助简单的外貌描写和细致的心理刻画来塑造人物。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人物动态描写都逼真传神。《廓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也都生动地描绘出诗中主人公所爱对象的外貌、衣着特征。《卫风·硕人》描写庄姜的美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以形象贴切的比喻作静态刻画，庄姜柔嫩的手指，润洁的肌肤，圆白的颈脖，齐整的皓齿，方正的前额以及弯而长的秀眉都已跃然纸上。接着的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更生动地摹状出庄姜巧笑顾盼的魅人神态。
这是中国诗歌中最早描绘人物肖像的传神妙笔。而《卫风·伯兮》侧重通过展现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内心活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第三章“其雨其雨，呆呆日出。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四句，刻画她的期盼、孤寂、失望仍然坚贞不移的复杂心理，真切感人，其形象简直呼之欲出。《诗经》中更多的诗篇，则是通过朴实无华的抒情议论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如(庸风，载驰)，通篇是许穆夫人直抒胸臆，倾吐对故国的哀伤和要返回故国的决心，展现出她那真擎热烈、沉郁悲壮而又缠绵悱恻的爱国情怀。
《诗经》的抒情诗不但有丰富的意象，而且在有些作品中，已经能够借助于意象的组合，初步创造出；隋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最典型的是《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全诗三章，这是第一章。诗人把男女相恋的艰难追求放在河水阻隔的意象之中描写，再衬托以秋天凄凉的情景氛围，创造出一个迷离扑朔、凄清感伤的艺术境界。在那秋水伊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画面里，蕴含着难以言传、咀嚼不尽的中国文化情蕴，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特的意境原型，古往今来，不知拨动过多少读者的心弦，激发过多少诗人画家的艺术灵感！
《诗经》中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意境创造的成功，是由于作者们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赋、比、兴。
“赋”，因为它直接说出诗的本事，揭示诗的内容，对写景、叙事、抒情都很适用。如“国风”中《静女》、《褰裳》、《狡童》、《将仲子》等短小恋歌都用“赋”写成，显得明快生动。“国风”中篇幅较长的《七月》、《东山》等叙事性强的作品，也用“赋”写成。“雅”、“颂”里的长篇和中篇诗多，所以普遍采用赋的手法。但具体来看，用得有差异、有变化：有的是铺叙开来似散文叙述一件事；有的则是基本上铺开来写，但在篇章中夹有重调；有的通篇是以重调来写的。雅颂诗多数通篇用“赋”的手法，也有兼用“比兴”的。例如《小雅·无羊》，是通篇用赋写成的一首优美、生动的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