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大变革风雷的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年)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着名先驱者，也是首开近代诗歌进步潮流的杰出诗人。他主张改革腐败的政治，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文学方面，他首先开创了以诗文创作批判封建腐朽统治，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大变革风雷的来临。他的许多诗篇，形象地描绘了封建衰世景象，抨击清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黑暗，也批评了土林风气。在《己亥杂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人热烈呼唤大变革的风雷，希望借助它冲破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死气沉沉局面，让人才脱笼而出，改革社会。第二，他开创了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追求新的理想社会的风气。在《夜坐》诗里，诗人以幻想、象征手法，抒发他在那死寂环境中的孤独、忧郁和追求理想的自豪感。《秋心三首》(其三)咏叹诗人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幻灭、彷徨，以至重新燃起希望，结尾写道：“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夜空深处那一颗美丽的秋星，正是诗人心灵深处对理想的美好憧憬。第三，他开创了关切祖国命运，警惕和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疾呼抗英的风气。他在《己亥杂诗》中揭露贪官污吏包庇、勾结洋商进行鸦片走私的卖国和腐败行径，对于英国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愤慨。当林则徐南去广东禁烟时，诗人作诗鼓励林则徐坚决打击吸食、贩卖鸦片烟者，限制洋商并加强武备，以防英国的侵略，开近代爱国反侵略文学的先声。第四，他开创了革新诗歌和古文，呼吁文学“大变”的风气。龚自珍的诗歌，构思奇特，想象大胆，气势充沛，感情奔放，语言瑰丽多姿，融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形式多样，而常不拘格律，运用自如。他的《己亥杂诗》由315首七言绝句构成一部大型组诗，抒写平生经历和志向情愫。他的《西郊落花歌》用一连串比喻描状落花奇瑰伟丽的形貌和精神气势：“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飘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这是诗人以充满浪漫精神的诗心奇想，对传统审美对象独特的感知和开掘，可谓前无古人。思想的新鲜和深刻，艺术的大胆独创，使龚诗别开生面，不同于唐宋诗，开创近代诗歌的新风貌。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以林则徐禁烟烈火和三元里抗英吼声为标志，中国人民揭开了近代反侵略斗争的新篇章。血泪和怒涛冲击着诗坛，形成一股规模浩大的爱国诗潮。仅阿英先生所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一书就收了100多位诗人写鸦片战争的诗。这还不是全部。由于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他的诗无法反映这场战争的过程及战后中国的变化，而与他齐名的魏源、张维屏、林则徐，以及张际亮、姚燮、贝青乔、林昌彝、朱琦等许多诗人，则在他们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中对鸦片战争作了及时、充分的反映。同古代爱国诗歌相比，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首先，歌颂了中国人民，包括爱国将土可歌可泣的抗英斗争，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反侵略武装斗争。这是前代诗歌中所未有过的。魏源(1794～1857年)写了40多首七言律诗，构成了一部鸦片战争诗史。他的《寰海》(其十)歌颂了三元里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谴责清政府官吏纵虎归山的卖国行径。张继屏(1780～1859年)的长篇叙事诗《三元里》
更生动具体地展示了人民抗英的雄壮场面。朱琦(1803～1861年)写了《关将军挽歌》等诗，讴歌虎门守将关天培等人浴血战死的壮烈事迹，人物形象十分鲜明。这时期的许多同类诗歌，组成了一部抗敌英雄谱。
其次，沉痛记述沿海百姓惨遭蹂躏的苦难，控诉侵略者的罪行。诗人姚燮(1805～1864年)写了许多新乐府诗，记录战乱中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悲惨境遇，揭露英军侵占镇海、宁波等地，任意捕人服役、勒索赎金、残杀无辜的罪行。黄燮清（1805～1864年)在《乍川纪事》中写英军炮击乍浦镇，一片火海，掠尽金银，留下一片血腥，朝廷却派大臣向敌人赠礼求和来“祭奠”死难者。诗人痛愤之情，溢于言表。还有一位署名“越伊优亚生”的作者，在《镇城惨劫》诗中，描写侵略军攻入镇江，全城火焰烛天，百姓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妇女不甘受辱，纷纷上吊自尽；无数幼儿被抛人井中；死尸遍地，南风吹来，泛起阵阵腥臭。全诗字字血泪，满含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古代爱国诗歌，大多与忠君思想纠结，感念君恩，关切君王与社稷。鸦片战争时期诗歌更多地表现了与人民的联系。诗人们为人民的苦难痛哭，也代人民发出控诉！
第三，控诉侵略者的同时，大量诗歌愤怒地揭露和抨击统治者昏聩畏葸，谴责投降派卖国的无耻行径。这是绝大多数诗人此期诗作的共同主题。贝青乔(1810～1863年)的《咄咄吟》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部大型组诗，由120首七绝组成，每诗咏一事，诗后附有一注。组诗真实地记录鸦片战争最后阶段即从“东征”开始到失败的全过程，而重点则是全面暴露清王朝投降派的无耻和清军的腐朽，从而揭示了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
第四，表达了反侵略的坚定意志，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林则徐和魏源的诗可以作为代表。林则徐(1785～1850年)不仅是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被革职遣戍伊犁，抗英意志始终不衰。他在遣戍途中所写的一首酬答诗，不仅感念国事，忧愤深广，而且提出了防止侵略者“蚕食”的问题，表现出远大目光和爱国赤忱。魏源在《都中吟)内更提出：“船炮何不师夷技？”“江海何不严烟禁？”“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乃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敏锐的诗人深深思索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求救国良策，在爱国思想中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是近代化的呼声。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标志着中华爱国主义诗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诗歌的开端，成为近百年反帝反封建诗歌的第一个高潮。
“诗界革命”和“新体诗”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就开始试作“新学之诗”。这种诗的特点是“持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的“纲伦惨以喀司德，法会盛于也力门”(《金陵听说法》)之类，硬塞入几个新名词，实在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在总结这种失败的做法之后，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逃亡海外时写的《夏威夷游记》中，才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此后，梁启超又进一步致力于“诗界革命”的鼓吹。当时，我目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都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合乎社会进步的潮流，自然得到了社会的响应和赞许。其中，黄遵宪(1848～1905年)在诗界革命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上成就最为突出，成为一面旗帜。他的《入境庐诗草》咏怀时事，表现反帝爱国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力求做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入”。例如，他在《冯将军歌》中热烈歌颂抗法爱国将领冯子材的英雄业绩；在《度辽将军歌》里辛辣地讽刺败军将领吴大激狂妄自大而又懦弱无能；《番客篇》从热闹的婚礼写起，引出五位侨胞的身世，表现华侨在南洋谋生的辛劳，以及他们对祖国和家乡的眷恋之情，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新加坡、伦敦、日本、美国等地所写的旅游诗，将自己的游踪所及，一一录于笔下，使异国风光，尽人眼底，令人耳目一新。《锡兰岛卧佛》、《登巴黎铁塔》、《苏彝士河》
等诗篇，更是做到情景交融，耐人寻味。《今别离》4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及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寓意含蓄，描写生动传神，实践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以“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他的诗歌题材广阔，气魄雄大，语言力求通俗明朗，形式上比较自由，风格多样，实践了他的“我手写我口”、重视独创、反对模拟的进步主张，他能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吸收前代诗人的创作经验，并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自具面目。他还大胆采用以文为诗的写法，“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又从民歌中吸取丰富营养。他的五古、七古、七律以及民歌体诗都取得显着的成就。
除黄遵宪外，新体诗的重要作者还有康有为(1858～1907年)、谭嗣同(1865～1898年)、梁启超(1873～1929年)等人。谭嗣同的诗和康、梁的早期诗歌，有不少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抒发爱国思想之作。
更多的诗，表达自己的理想抱负，忧时愤世、变革图强的决心和对腐败政治的抨击。康有为的诗想象奇特，文辞瑰丽，风格雄浑，气度恢廓。如《出都门留别诸公》：“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光绪十五年(1889年)，诗人第一次向皇帝上书，为顽固派所阻，不得上达，愤而离京，作此诗留别亲友。读此诗，可见他出入风、骚，融汇李、杜，以宏伟气魄驭瑰奇想象，写胸中壮思的风貌。谭嗣同的诗《崆峒》、《夜成》、《出潼关渡河》等，感情激昂，调子高亢，笔墨遒劲，意境雄奇，有一股风华正茂的豪气喷而出。如《潼关》：“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人潼关不解平。”借黄河和群山的意象，表达出冲决封建罗网、跨越一切艰难险阻奋勇前进的壮志。梁启超的诗如《读陆放翁集》、《自励》、《志未酬》等，感情丰富，直抒胸臆，明自流畅。试读《太平洋遇雨》：“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人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诗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远游美洲，在太平洋中思索古今，展望未来，表达出胸中包藏时代风雷的壮志。情怀高远，境界开阔。
此外，被梁启超称为“诗界革命的巨子”的丘逢中(1864～1912年)，是台湾着名诗人，曾在台湾组织义军抗日，事败后内渡，在广东各地教书。今存诗皆为内渡后所作，主要抒发他愤慨国土被割和缅怀故乡的深沉感情。试读《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一次“诗界革命”具有内在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主张思想内容和意境追求时代精神，抛弃古老的传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时代的诗歌；一方面它又主张在形式和风格上固守民族传统，造成了一批“最瓶装新酒”式的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它一方面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开通了“五四”新诗运动的先河；另一方面，它又固守着“理想宜新，形式宜旧”的模式。作为一个诗歌的革新运动，到了“五四”新诗运动兴起之际，它就显得保守了。但它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古典诗歌时代的终结，一个更加彻底的诗歌革命时代的必然到来。
辛亥革命前后的诗歌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一场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进步诗歌潮流随着这一革命运动的兴起，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期的诗人几乎全是革命者和同情革命的人。他们自觉地把诗歌当作革命斗争的工具，为民族民主革命慷慨高歌。代表人物是女革命家秋瑾和南社诗人。
秋瑾(1875～1907年)年，字王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她是近代史上着名的革命家、女诗人。
1904年离家东渡日本，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年底回国，创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并策划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事泄被捕，从容就义。她的诗歌内容多为悲叹祖国灾难深重，抒发为革命不惜赴汤蹈火的豪情壮志。她最喜歌咏刀剑，把刀剑作为战斗的象征，作为流血奋斗、不怕牺牲的寄托。她常以不假雕饰的笔墨抒写激越奔放之情，风格雄健警动。例如《对酒》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她还写了一些通俗化的诗歌，如《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勉女权歌》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南社”为中心，出现了大批的革命诗人。南社是辛亥革命前着名的文学团体，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1874～1933年)、高旭(1877～1933年)和柳亚子(1887～1958年)，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在苏州正式成立，社员最多时竟达1100多人。到1923年解散时为止，共出版《南社丛刻》20集。可以说，它是我国近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文学团体。着名诗人除陈、高、柳外，还有宁调元(1883～1913年)、苏曼殊(1884～1918年)等。在辛亥革命以前，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清王朝的仇恨，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山河破碎的悲愤；也有不少号召人们投入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创建民国的昂扬豪迈的篇章。像周实的“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柳亚子的“何时北伐陈师旅，拨尽阴霾见太阳”等，都是振奋人心的诗句。南社诗人还表现出为革命不怕牺牲、甘洒热血换取民族自由的崇高精神，如宁调元的“愿播热血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陈去病的“誓死肯从穷发国，舍身齐上断头台”等。辛亥革命之后，南社诗人则转变为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谴责袁世凯等复辟帝制的丑剧，风格趋于低沉。
与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诗歌潮流并行，传统诗坛上出现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宋诗运动。程恩泽是其先驱，重要作家有祁山藻、何绍基、郑珍和曾国藩等人。他们大多是学有根基的汉学家或兼攻宋学者，其基本创作倾向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拟古，也很注意吸收宋人学唐的那种另觅蹊径的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
其中以何、郑的成就最高。何绍基(1799～1873年)的山水诗侧重表现自己从山水中感悟到的独特境象、情趣和理致。名篇《飞云岩》句句似写飞云，实写如云之岩，而以人比拟云、石，又以云、石拟人间百态，奇想破空，妙喻连发。他的近体诗则清新自然，又有奇趣，如《山雨》：“短笠团团避树技，初凉天气野行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