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帝国，曾禁止人们游泳，并把游泳者抓起来活活烧死。现在也有个别国家禁止妇女游泳。而在我国古代也不乏男女混合游泳的记载。
斗蟋蟀
蟋蟀又名促织、虫王孙、蛩，北方俗称“蛐蛐儿”。其鸣声唧唧，雄的好斗。有关记载，远至先秦，近至民国，屡见于好事者笔墨。《诗经》中即有“蟋蟀在堂”之句。
把养斗蟋蟀当成一种娱乐，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开始。那时候，一到秋天，宫廷妃妾把蟋蟀放到小金笼中，置于枕畔，夜间欣赏其声。上行下效，民间亦多有如此做的。南宋有个宰相叫贾似道，凶横暴戾，祸国殃民。他用黄金、象牙琢刻成蟋蟀笼，收集许多蟋蟀，置于西子湖傍别墅之中观斗，所谓“万金之资，付之一啄”。明朝宣德年间，皇帝公然下旨，向民间索取蟋蚌。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小说《促织》，讽刺的即为此事。适应这种需要，有关蟋蟀的种类识别、斗法的各种各样的专着，也纷纷出笼。公元1931年李石孙纂辑的《蟋蟀谱》共12卷，描述的蟋蟀种类多达117种，对其饲养、论形、斗法、治病等都有较详细的阐述。
斗蟋蟀，如果像养鸟、钓鱼、种花一样作为群众的业余爱好，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以此为赌博的手段，以小小蟋蟀而导致悲剧，则历史的经验，不能不值得借鉴。
斗鸭、斗鹌鹑
禽雀相斗，是一种传统游戏，人们熟悉的是斗鸡，鲜为人知的还有一门斗鸭之战，唐韩诗有：“池畔花深斗鸭栏，桥边雨洗藏鸦柳。”
温顺而犀钝的鸭子亦能振羽相斗，决非无中生有。西汉初期，鲁恭王刘馀除了好斗鸡、斗鹅、斗雁外，还醉心于斗鸭，他为了供养这些动物，每年糜费谷物竟达二千石。《三国志》的陆游传中记载，当时的吴国君王孙策就对斗鸭很感兴趣，打算建造一座精巧别致斗鸭栏，大将陆逊立即阻止道：“君侯宜勤览经典，用此何为？”在同书中还说曹操的儿子曹丕更是斗鸭人迷，他不顾礼仪，竟派使者来吴国索求斗鸭，臣子都劝孙权勿与，可孙权工于心计，仍如数给之，盼望对方斗鸭而荒政，可乘机攻破之。西晋太康年间举秀才的蔡洪，是一位玩斗鸭的行家。他写了一篇《斗凫赋》，认为羽类相斗之戏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斗鸭了。
六朝人的斗鸭之风影响了隋唐。隋代，丹青手们在画中描绘了斗鸭的生动场面。当时的士大夫藏有不少这类斗鸭图。到了唐朝，唐帝王宗室如唐太宗之子齐王祜等都是斗鸭迷。正史也有关于唐太宗第五子齐五李“喜养斗鸭”的叙述。唐着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亦作有《斗鸭赋》一篇。自唐代起，“斗鸭”事开始人诗。“江山春来早可观，巧将春物妒馀寒。水苔共绕留乌石。花鸟争开斗鸭栏”。这是最早提及斗鸭的诗，作者是初唐诗人张说。
唐诗：“采茶寻远涧，斗鸭向春池。”有人以为斗鸭一般是放在池水中进行的，宋词：“绿水桥边斗鸭栏”，“斗鸭栏秆独倚”，又似乎说斗鸭也像斗鸡一样地围圈在平地上开战。至于到底怎样斗法，史书没作详尽的介绍，只记载了不少有趣的斗鸭轶闻，《南史·王僧达传》云：有名的文学家王僧达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女婿，又被文帝看中当了太子舍人的要官。可因为喜欢去街头看平民斗鸭，疏忽了政事，被有司撤了职。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名胜古迹还因斗鸭遗风而得名，如《岳阳风土记》云：“临湘鸭栏矶，建昌侯孙虑斗鸭之所，与白螺山相望。”
明清以后，史料中已很少再有这方面的记载。
斗鹌鹁，是北方民间非常盛行的一种斗动物的游戏。《清稗类钞》载：
唐玄宗时，西凉人进献鹌鹁，能随金鼓节奏争斗，宫中养以为戏。清朝的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说：“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角胜。”斗鹌鹁又叫“咬鹌鹑”，通常是春节以后的乐事。为什么会咬呢？这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鹌鹑饿了，它们必定争食，为了争食，它们才会打起来。斗鹌鹑一定是在早晨举行的，因为早上它们肚子饿了。一旦哪只鹌鹑斗败了，那么它再不敢与任何一只鹌鹑斗了。
古代禽戏
禽戏，又称“弄虫蚊”或“弄百禽”。早在唐代就有专业艺人，训练蛙、猴、鼠、鸟、龟、鱼、蚁、绳虎等虫蚁，表演的项目有鼠雀认字、猴呈百戏、乌龟叠塔、二鱼斗、蝇虎列陈、蚁舞和蛤蟆作法等等。
唐穆宗年间，长安有一位姓韩的艺人驯养蜘蛛200有余，置一盒中。当乐师演奏《凉州曲》时，这些蜘蛛竟能纵横成行，随乐曲而作“胡旋舞”。
南宋高宗赵构在宫中亲见一出《七室之戏》。一个大水桶内蓄养着龟、鳅、鱼、鳖、蟹等7只水族，艺人击锣呼其名，即有驯物上浮应招，并戴面具上下戏舞，如是周而复始，赵构为之称奇。
元人陶宗仪曾在临安见《乌龟叠塔》，7龟依次大小，能叠成一塔状。
为此，陶宗仪笔述于《辍耕录》二书，称为民间一奇。
到宋元时，驯蛙表演十分精彩。据《辍耕录》载：“蓄蛤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蛤蟆作法。”可见青蛙训练得极为成功。至清代，还有人依青蛙的大小，嗓音的高低宽窄，训练出一个青蛙合唱乐队，艺人按乐谱曲调以细枚轻敲青蛙的头部作指挥，众蛙即放开歌喉。“宫商词典，悉然可辩”；抑扬顿挫，分毫不差。可谓别具一格了。
明朝的微型马戏风行一时，蜂、蝶、蚁、蝼皆入特技演员行列，节目有《呼唤蝼蚁》等。民间艺人献技于市，应天府城(今南京)街头巷尾经常能见到微型马戏表演。
清代最脍炙人口的是《蚂蚁排阵》。艺人铺一山川图于地，放出红蚁、黄蚁。两队蚂蚁按图所示各行其道，马不相扰，蔚为壮观。
五禽戏
有人认为，17至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最先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这一名言。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名医华佗，就深刻地阐明运动的重要性。华佗对他的弟子吴普说：“人体应该经常劳动和锻炼，但不能过度。运动助消化、使血脉流通、不生疾病。好像户枢由于经常转动而不腐朽一样。”华佗把自己的理论用于实践，创造了一种模仿虎、鹿、熊、猿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进行锻炼的“五禽戏”。他说，通过做“五禽戏”，使身体出汗，汗出多了，身体自然就会轻松，食欲也就随之增加。这样，疾病就会消除。吴普按照华佗的方法去做，果然效果很好，到90多岁时，还耳聪目明，牙齿坚硬。
五禽戏与现代体操的差别是有无气功，五禽戏是一种结合气功的肢体运动，而今天的体操则没有气功。经验证明，结合气功锻炼能有较显着的收效。
六禽戏
华佗“五禽戏”尽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刘安的“六禽戏”。刘安生于汉文帝时代，自幼勤奋好学，文武兼备，很受汉文帝的器重，他一生着作颇多，其中有《淮南子·精神训》一书，“六禽戏”的文字就记录在这本书上。“六禽戏”的各式动作为：熊经——练身功，鸟伸——练腰功，凫(即野鸭)浴一练腰功，(即猿)蠼——练臂功，鸱(即猫头鹰)视——练眼功，虎顾——练手功。通常是将“熊经鸟伸”两式连称，均可作古代导引的代名词。后来华佗认为鸟伸与凫浴的作功相似，故删略一式，便为“五禽戏”。
遗憾的是，华佗的“五禽戏”文图原稿早巳亡佚，后明代道家所作《赤风髓》，加以整理归类，亦不能完全符合华佗倡导的“五禽戏”。在《淮南子·精神训》中的记述，也仅仅是罗列术名和提要。有幸的是，据考古学家精心考释，出土的西汉文物中已有44幅导引图，若能在残片中再拼凑4幅，就很有可能是“六禽戏”由八式连缀而成的六套八段功分解图。
古代樗蒲
“樗蒲”，也作“挎蒲”或“捕蒲”，是一种盛行于东晋南朝的博戏，它是在汉代博戏基础上吸取了胡戏的一些规则而形成的。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载：“古樗蒲者，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为黑，二犊三白为犊，全白为白，四者贵采也；开、塞、塔、秃、撅、枭，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则否。”这是有关樗蒲规则的较为完整的记载。简单地说，樗必备有“子”、“马”和“五木”等基本器具；用于摆设阵形，用人牵马于阵形中；用五木掷采，共十采，其中卢、雉、犊、白为贵采，尤以卢采为上，余为杂采，掷中贵采者，可得连掷、打马、过关。
由于樗蒲程序复杂，规模较大，只有在专营的赌场中方可进行。经营樗薄者，称为“公子家”，也叫“囊家”，凡来樗蒲的双方，须先按规则立下字据和赌注于囊中，在“囊家”的监督下开赌，因又谓“囊家”为“录事”。
这在当时的确称得上“文明”、“高雅”的赌博了。樗蒲把赌博和游戏结合起来，正迎合了门阀士族的生活情趣，门阀子弟以至官府、皇帝都深好此物而乐此不疲，以至在南北朝盛行一时。
斗草漫话
斗草亦称斗百草。顾名思义，便是以各种花草相比斗来决定胜负。据说在夏代，初民们便已有每年五月初五到郊外采药的习俗。传为夏代历书的《夏小正》上说：“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后来，五月初五形成了节日——端午节，采药便成为端午节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在采药过程中，看谁采得多，谁的植物知识丰富，斗草游戏也就产生了。不过，这一游戏最初不叫斗草，而叫成“蹋百草”，南朝梁宗檩《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戏之。”斗草一词始见于唐韩愕《岁华纪丽》曰：“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曰，“抚尘覆斗草，尽日乐嘻嘻。”据有关史料记载。斗草在唐代是很普遍的，上自王公大臣、文人墨客，下至黎民百姓、男女老幼无不乐于此道。入宋以后，斗草风习益盛，时间也不再只限于端午。元、明、清三代亦如此。
古代斗草主要有两种斗法。一种可称为“文斗”，众人采到花草后聚在一起，一人报出自己的花草名，其他人各以手中的花草来对答，当一个人报出的花草名其他人都对答不上时，这个人就赢了。《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对这种斗法有详细的描写。另一种可戏称之为“武斗”。两人持花草相对，每人两手各持一草或花茎的一端，并使双方的草茎相勾搭，然后用力一拉，谁的草茎被拉断为输，不断者为赢。在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中，有一幅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形象地反映了“武斗”这一种斗草游戏。
斗草是古代人一项喜闻乐见的有益而又有趣的游戏，通过它可辨识花草植物之名，增长植物知识。
踢毽子
踢毽子，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它历史悠久，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已经出现，据文史家考证，汉代画像砖上就有踢毽者的形象。唐宋时，踢毽子更加风行。技巧也更高超。北魏时，有12岁小儿能连续反踢500次。唐朝有个20岁的惠光，在天街进柱上踢毽子，也可连踢500次。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载：“今月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五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子名色，亦鞠之遗事也。”
作为一种民间体育活动，踢毽子有比其他体育活动更多的优越性，它不择场地，不分男女，不需花钱买玩具，因而流传很广。在我国，塞外承德有“踢毽之乡”的美称，几乎家家有毽，人人会踢。南国广东也有所谓毽子会之类的游艺活动。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说：当年广州，每逢元宵节，“昼则踢毽五仙观，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井人，踢小毽者豪贵子。”据说河南少林寺的和尚，还曾把踢毽子作为一项练武的辅助功。
解放后，北京有个杂技演员谭俊川，78岁时，一口气能踢6000多个，有32种变化动作。他还能用膝头踢、脚底踢、正踢反踢、前踢后踢，又能用头顶和鼻尖动作编成一套套花样，毽飞人舞，矫健多姿。天津的周占元，能把4个毽子踢到头顶的4个小碟子里去，还兼做花样动作。
跳绳
跳绳是一种有益的古老游戏。
跳绳，古称“跳白素”，在我国民间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早在南北朝时期，跳绳已作为“祛病延年”的娱乐活动而盛行。每逢农历正月十六，在黄河流域的农村中，都要进行儿童跳绳比赛，胜者有奖，绊绳者要受罚。明末清初，跳绳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北京一带有元宵节跳绳的风俗，而且跳绳的速度快如白光。
秋千
秋千也作革秋革迁。据《古今艺术图》记载：“革秋革迁，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走奈者。”山戎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荡秋千，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游戏。山戎族人最早是在栗子树上借钩子攀枝爬行荡漾，由此而产生秋千。当时拴秋千的绳索为结实耐用，多用兽皮制作，故秋千古为革秋革迁，用“革”旁。
秋千在我国中原地区流传较早，传说齐桓公伐山戎，看到秋千便把这种游戏带了回来。南朝时宗懔着《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革秋革迁”这一段说，春天把长绳拴在高大的树木上，士女穿上鲜艳的衣服坐在上面，而后轻轻推拉，使它荡漾在空中，这种游戏就叫打秋千。到唐时宫中每年寒食时节竞架革秋革迁，嫔妃宫娥戏笑为乐，唐玄宗呼为“半仙戏”。
在《山东志书》中有很多关于秋千的记载：“新城县：清明前一日墓祭，至日……出郊革秋革迁蹴鞠。”“堂邑县：清明士女戏革秋革迁名摆疥。”“新河县：
清明日。男女皆插柳枝各祭先垄。是月家置革秋革迁为戏，谓之释闺闷。”《济南府。府志》载：“季春三月……清明插柳……妇女宁归作革秋革迁戏，士女盛饰结伴游春。”可见清明前后荡秋千成为古代妇女传统的蝣戏。古人认为荡秋千可以“摆疥”，即祛除疾病；还可以“释闺闷”，使深闺妇女能够得到消遣的机会。
在古人的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妇女荡秋千的描写，宋欧阳修《浣溪纱》“绿杨楼外出革秋革迁”和南唐词人冯延巳《上行杯》中，“柳外革秋革迁出画墙”皆是咏秋千的名句。从下面两首诗中，更又窥见秋千活动影响之深广：“满街杨柳绿似烟，划出清明三月天，好似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革秋革迁。”“笙歌萧鼓沸春涛，耳回难禁应接劳。院落革秋革迁谁氏女，彩绳掷起过墙高。”
由此可见，秋千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游戏，寒食清明时节最为风行，虽然几千年在形式上没有大变化，但它传入中原后，便世世相袭，融进了中华文化之中。
关于秋千的起源还有一说，说是源于汉武帝时宫中祝寿之辞，本为千秋，取千秋万寿之义，后倒读为秋千，又转为革秋革迁，此说附会的成分恐多，附录备考。
钓鱼诗话
有人说：“湖边一站病邪除，养心养性胜药补。”更有诗云：“吃鱼没有钓鱼乐，乐在其中无法说。身体健康百日钓，老叟此时最快乐”
作为一个诗的国度，我国历史诗人歌咏钓鱼的诗，自然为数不少。“七尺青竿一丈丝，菰蒋叶里逐风吹。几回举手抛芳饵，惊起沙滩水鸭儿。”这首唐人绝句，描绘了在岸边钓鱼，甩线吓飞水鸟的情景，饱含诗情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