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鸡蛋，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上学的那几年艰难日子里，母亲常常拿了鸡蛋去换回几个零用钱，去贴补我的生活费，帮我从艰难的日子里一步一步的走来……
这几年是我的高中时代，也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却也是我人生的灰暗时代。本来一颗年轻而鲜活的青春心灵，由于贫穷，被我人为地抑制压迫，几乎在这几年里完全崩溃。我知道这几年算上得上是我人生的苦难年代。
在农村的父亲，习惯了过一种无钱照样过得圆圆满满的日子，生活基本都能自给自足。父亲长期以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对于我每个星期十元钱的伙食费就常常犯头疼。每周回一次家。父亲看到我是又喜又忧。喜得是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忧的却是如何凑齐我十元伙食费。在我参加工作后回家与父亲的彻夜长谈里，得知父亲当时常常是这样想的：（父亲点燃一支烟。父亲常常有躺在被窝里抽烟的习惯。）“全凭你妈喂那几个鸡，给你关键时候接济那么一下，要不你念什么书啊，还不是受苦的料子？”
陕北人把当农民叫“受苦”，女人们叫自己的男人不叫名字，而叫自己家的“受苦的”。我常常这样想，如果那几年的苦难，甚至是屈辱，我一旦不能忍受而放弃的话，现在我也是不是该在乡下“受苦”，是不是也像候鸟一样的农民工，在城市的水泥钢筋的林子里飞来飞去地啄食，然后在简易的工棚中忍受一个一个的难熬的长夜里心理与生理上的痛苦。
母亲有一个用纸浆糊的纸篓。（用泥浆与纸浆混合，然后外表糊些书纸、报纸的容器，在陕北用来储存米面的）这个纸篓能盛近80个鸡蛋。母亲没事的时候老爱数鸡蛋。看看什么时候又够十元钱的鸡蛋了，就会高高兴兴地提了竹篮到集市上去卖，然后小心地藏起来，以备急用。
当然，父亲也有有钱的时候。母亲就会在集市上用卖鸡蛋的几个小钱给我买个绒衣、马甲什么的东西给我。母亲常常给父亲念叨说，咱的娃娃没钱穿好的，走不到人前，能添一点是一点。
最令我高兴的事儿是，母亲在一个星期里给我到集市上买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是时髦的圆领线衣，让我高兴了几个星期，因为城里有的学生也穿这样的衣服，我觉得自己很骄傲了。
当然，父亲没钱的时候很多，母亲的鸡也没有听话到叫它什么时间下蛋就什么时间下蛋，叫它下多少蛋就下多少蛋来换取我十元钱生活费的地步。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借。
那是一个农历四月间的星期天，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母亲为我把行李打捆好，衣服洗干净。我把那辆破得不像样子的单车推在当院里打气。父亲在硷畔的粪堆前干活。父亲一声不吭地干活，好像不知道他的催债鬼般的儿子在催着他要钱一样。母亲到底不能沉住气，“你看哪里去给娃娃借钱去，天快黑了，娃娃要走了呀！”父亲把镢头往粪堆前一撂，朝坡道底下走去，我看到他的步伐是那么的小，他在思虑向谁借，怎么说，总之，他一定在思虑这些难处。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再也忍不住地跑回家号啕大哭。我青春期变异的嗓子号啕大哭起来是那么的悲天抢地。之后我跑出去把书包从车子后架上拿下来，我哭着告诉母亲，这书我不念了……
后来在课堂上，在夜晚被窝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父亲借钱时的窘迫，实在无法的情况下，他甚至不惜向与自己过节很深的人去借，然后被可恶的村妇在背后指指划划地嘲笑。
现在每逢周末，我爱带儿子隔三岔五地去二十里外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我想享受她的那种静谧，也想增进儿子与爷爷奶奶的感情，当然母亲也老念叨她的孙子。
母亲现在仍然养着鸡。一方面还给她换零用钱，另一方面，到年底了，给我们兄妹过年用。我明着给母亲放钱的时候，老能招来母亲的斥责，我只能悄悄地放下。母亲说她不用钱，有她的十来只下蛋鸡，也够他们开支的了，还用纸包了一篮子给她的孙子带。每逢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就有些酸楚。为我们走过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