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费思量的还有位叫吉·雷登·司恰特——简称司徒雷登的人。那只东方雄狮的怒吼声，传遍了整个世界，也传到了西康路33号美国大使馆宁静的院落里。尽管那两扇铁灰色大铁门始终紧闭着，但振聋发聩的回荡声还是从空气中，从窗户的缝隙里钻了进来。
正南面宽敞的落地窗最大限度地接受着阳光的恩赐，蛋清色的纱帘泛着晃眼的光辉，在这间乳白色为基调的大客厅里，居中摆放着一架黑色斯图特拉牌三角钢琴，一双布满青筋而修长的手指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时缓时疾，那琴声在行的人一听便知是贝多芬的《祈祷曲》。被支起的乌黑铮亮的琴盖上，倒映着一副苍老颓然的面孔：两只凹陷的眼睛微闭微张，有棱角的薄嘴唇向下耷拉，脸上皮肤白皙而松弛，只有那只希腊式鼻子上还有点儿生机。老司徒为啥要弹奏这首格调低沉的曲子，他又在为谁祈祷？恐怕都是问题，也许笃信耶稣的他本身就有这种习惯性动作，是别人多虑了。再细细品味，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显露无疑。
老司徒在解放军攻进南京城的那天做了一些什么，没人知道，他晚上却睡着了，睡得很香，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下一步该做什么，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意料外的事情。第二天早晨，老司徒从卧室开门声中警醒过来，只见几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走了进来。老司徒大吃一惊，大声呵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战士们愣头愣脑地退了出去，其中一位还气呼呼地嘴里嘀咕着什么。老司徒火了，跳下床，冲到门口，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这时，这群战士转过身来，其中一位挎着驳壳枪的干部模样的军人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好奇地四处瞧瞧，没有加害于人的意思，微笑着又问老司徒懂不懂中国话，老司徒说他懂，军人又重复了刚才的目的。由于老司徒态度不友好，所以他就领着战士离开了。
对解放军擅自进入使馆宅邸，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美国之音渲染性地报道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消息。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起草了一封给南京方面的加急电报，批评“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不好”，“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老人家批评加指示，在宁将军们没一个敢耽搁，很快就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原来这是三野第35军104师312团的一个不懂规矩的小排长干的，确实无意。无意是无意，可革命刚有点儿眉目，而且金陵古城里有那么些历史革命遗迹，你不去瞻仰，却崇洋迷外，对美帝国主义的小洋楼感到好奇，脑瓜儿变化也忒快了不是？仅这一条，小排长就得卷起铺盖回家种地去。
老人家批评是对的，因为维也纳外交公约早就明文规定，大使馆区域内属于国家级禁区闲人免入，即便废了人家的外交官待遇，你一个当排长的领着一帮带着家伙的士兵探头探脑地不请自到，还进到人家的卧室里，即使不算啥侵犯动作，至少也是对老司徒脸面的不尊重，再怎么地，也得打声招呼不是？幸好小排长受组织教育多年，做事儿还有那么一丁点儿分寸，要是碰上个天不怕地也不怕的愣头青，冒冒失失地再和老司徒干上一场，那吃不了真得兜着了。
这事儿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怎么办？南京局的赵大峻逃脱不了干系。刘伯承在电话里骂道：“再有意外，你自个儿跳长江去！”那时，赵大峻刚到南京满打满算还没一天，丝毫不敢怠慢，他按照刘主任“做好保护”的指示，一个电话从公安总队调来一个排战士，专门执行使馆官邸24小时武装警卫任务，凡出入人员一律盘查见底，赵大峻觉得还不到位，叫来五分局的谢局长，追加了一道命令，令他即刻抽派警力便衣执勤，严控官邸四周一切可疑情况，任务执行时间直到美国使馆全部撤出为止。公秘结合的警卫样式，是赵大峻保护大人物聪明的灵机一动，屡试不爽，成为模式，各友邻市局竟也前来取经纷纷效仿。
其实，这种创意根本不关老司徒的事儿，老司徒态度很不友好，也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换了谁都这样。老司徒身上代表白宫的利益不假，可骨子里毕竟还有理不清割不断的中国结。他在华生活工作了55年，风风雨雨剥蚀了他美好的青春，留下了满头银发和难以忘怀的记忆。他没想到，两次命运的转折，居然都和南京有关。
谁都知道司徒是个美国人，但他却出生在杭州，因为他父亲是最早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之一。11岁那年，司徒回到美国，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4年，28岁他风华正茂，受南长老会派遣，重返杭州传教。4年后，美国南北两个长老会决定在南京合办一所神学院，取名金陵神学院，欲以欧美同等，最高之神学教育，培植中国青年，成为优秀人才。以此为宗旨，校董事会开始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教师。司徒很快受到了邀请，起初司徒只想专心传教，不想成为教育家，但不知谁做了思想工作，司徒一改初衷，竟欣然应聘了，他带着妻儿从杭州迁到了南京，教授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是司徒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司徒有语言天赋，会多种国家语言，但他坚持用汉语教学，课堂上满口浙江式普通话，很有点儿老蒋的味道，只是嗓音略显沙哑一些。事实上，他还会说地道的南京官话，那位莽撞的小排长不知深浅地问司徒懂不懂中国话，差点儿把司徒噎得背过气去。其实，南京话作为官话有些年头了，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里有一组手稿，是三百年前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的共同作品。手稿中编写的汉语，是利玛窦按照明代官话的语音，用他设计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记录下来的。这组手稿的重要贡献在于，明确记载了明末官话的真实发音，证实了明代官话就是典型的南京话，直至清末民初，就连美国哈佛大学所教的汉语也同样是南京话。那时，普通话还不知在哪儿攥着哩，小排长会不会自然得打个问号了。
司徒先生酷爱中国古代文化，学习中国历史，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给人的印象，他西装革履，其实他平时布衣长衫很平民化，出门都是步行，很少乘马车黄包车。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司徒异常兴奋，南京的学子们更是热血沸腾，纷纷剪掉大辫子响应。仍旧效忠清廷的江南提督张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杀戮无辜，凡剪掉辫子者一经发现，立斩不怠。在腥风血雨下，司徒和一些外籍教师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每天早晨在仪凤门开门放行的时候，轮流护送学生进出城，直到江浙革命军赶走张勋为止。过了不久，司徒接受美联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特约记者。老司徒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每天撰写电讯，报道中国时局的发展变化。1912年清明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
老司徒的声望日益高涨。1919年初，老美基督教会决定在北京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但因各派争执不下而陷入僵局，当时普遍认为，必须由一位与各方都没有牵连的局外人出任校长才能打开局面，这才将司徒作为合适人选举荐出来。司徒到达北平后，坐着一辆黄包车，顶着三九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走马上任。司徒不负众望，倡导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没过多少年，燕京大学就壮大为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著名高等学府。
政委孔正是燕京大学26级学生，理所当然是老司徒的学生。在孔正的印象里，老司徒是位非常谦和的人，说话风趣幽默，学问渊博，师生们对他都怀有敬意。孔正还说，虽然平时和司徒很难见上一面，但司徒温文尔雅的风采让他终生难忘，他若是专心致志地搞教育，不去当啥大使，绝不会落得骂名一片。孔正被派到南京来，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校长老司徒，按习惯学生个人拜见老校长名正言顺，有一天孔正几乎就要出门了，可是想了想还是收回了脚步，由于各自的身份不同，双方的背景又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下，你一个中共高级干部不去看望一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独自在那儿念啥师生情，别人不跟你算立场态度这笔政治账，只唾你一口“小资情调”，就能把你给淹死喽。赵大峻很理解孔正的心情，劝他以后有机会再说。有没有机会说不准，赵大峻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
老司徒在北平燕京大学做了27年的校长，待重返南京时，已由教育工作者变成了政治风云人物。
说起老司徒当大使的经历，还真是综合性产物哩。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迫使美国佬对日本国宣战，小鬼子气得咬牙切齿没处下手，只能加害在华的美国人，司徒作为名人自然也在鬼子迫害计划之内，这年年底，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司徒被莫须有的罪名让小鬼子宪兵队逮捕了，在大牢里呆了3年零8个月，直到45年鬼子宣布投降后的8月17日，才重获自由。一个月以后，司徒在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老人家欣然地告诉司徒，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司徒笑着说他知道。几天以后，老人家和周副主席邀请司徒先生共进晚餐。那时，老司徒显然不知道还有个不大却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门外守着了，他就是老人家的贴身警卫后来被皇城根儿誉为酒鬼局长的赵大峻，此时这小子的神经绷得就跟琴弦似的，几乎一拨弄就要断裂。不要嫌别人小看了你，你赵大峻在老司徒跟前还是嫩了点儿，恐怕连个编外小老弟也搭不上边儿。
赵大峻不够格儿老蒋够，抗战结束了，司徒总得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委员长不是？结果第二次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在老蒋夫妇的撮合下，司徒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将军，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起初，马歇尔选择的是魏德迈，但周恩来登门造访马歇尔时，表示希望一位没有政治偏见、理解中国和平统一的人来担任大使，认为魏德迈和蒋介石过于密切，是激化国共矛盾的罪魁祸首，大力推荐司徒，马歇尔经仔细推敲，决定启用司徒这张牌。46年的7月，司徒被白宫任命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顶替去年底因赫尔利辞职留下的空缺。司徒先生从此卷入了复杂而深刻的中国政治漩涡，履新之前，他望着前来送行并已辞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不置可否地戏谑道：“您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返回北平当大学校长，可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老司徒接手大使职务已70高龄，对于白宫的任命，他开出两个条件：任务结束以后仍回燕京大学；允许中国籍秘书随其赴美。然而，此时的司徒先生，手指正无力地在琴键上滑动，不知这首《祈祷曲》已经弹奏了多少遍，也许他在为不能实现自己的宿愿和剩余的人生道路而祈祷。
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冷落感，四周都是冰凉凉的，即使现在是酷热的夏天，最让他惧怕的是孤独，几个月来，金陵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汽车的使馆牌照被收缴了，近百辆汽车只能使用一辆，滞留人员只好整日闭门不出，有的无所事事，睡大头觉，有的清理行李，准备打道回府。
这些日子，老司徒安步当车，跑遍整个南京城，去寻找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儿，可是没有，大街上全都是兴奋而陌生的面孔，就连往日进出自便的那些民国政府机关大楼也变得栩栩如生了，仿佛在告诉他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感到无所适从，望着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一种时空轮回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他不想再出门了，就在这所房子里呆着，时常望着各校师生送给自己的纪念品出神。民国教育部的“一等褒奖状”已经落满了灰尘，那是46年元旦为表彰他在燕大服务有功，老蒋亲自颁发给他的，他瑟瑟地从墙上去下来，抹去上面的灰尘，放进箱子，也许现在只有这张薄纸片才能给他最后一丝慰藉。这天上午，他独自一人弹奏了两个多小时钢琴，那种悲叹与沮丧，那种说不出口的凄凉与孤寂，都饱含在低沉委婉扣人心弦的琴声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