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夜晚来得早，黑得也早。柔和的台灯光线倾注在办公桌上。赵大峻正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批阅材料。他不时思考、批示着，这些批示自然会变为命令和行动，变成一份份确凿的证据。
关于证据的问题，政委跟特别小组成员弄了个题为《感谢谁》的讲故事会，赵大峻也在场，得给政委面子，就找张凳子坐了下来……
1895年，英国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一名叫哈特菲尔德的皇家卫兵，指控他因在值班警卫时间内睡觉，致使白金汉宫有重要物品被盗，依照军法，当庭判处该卫兵死刑。
临刑的前一天，卫兵向法庭申辩说：我冤枉啊，那天夜里我真的没睡觉。法官问：你说你没睡觉，有证据吗？卫兵想了一下说：我听到那天深夜12点，议会大厦顶上的那面大钟敲了13响……忒荒谬了不是？谁不知道那面大钟走时准确，分毫不差，咋会多敲一响呢？法官认定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辩护律师提出了异议：法官先生，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没有啥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词，应该进行一次补充调查。法官采纳了律师的建议。
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原来那天深夜里，大钟里的一个部件发生故障，午夜12点确实敲了13响，有不少细心的市民都听见了，纷纷前来做证，于是，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哈特菲尔德死于1950年，也就是去年，按照他本人的遗嘱，墓碑上刻道：感谢上帝啊，让大钟多敲了一响，使得长眠于此地的人多活了55年。
《感谢谁》的故事很感人，孔正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感谢谁？故事会上，自然是众说纷纭，孔正停顿了片刻，笑了笑说：“感谢律师，感谢法官抑或上帝？都不是，要感谢的只能是法治，因为，任何主观臆断都有可能叫那位皇家卫兵命丧黄泉。所以黎培理一案，咱们只能凭证据说话，而不是这个——”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赵大峻点头说：“咱有个想法，”喝口热茶说，“根据这段时间的排查，从时间上看，咱认为黎培理的活动可分为两大块，即：46年来华到南京解放，咱们可以将其定性为历史行为；南京解放后，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黎培理的非法活动，就有了本质的区别，这一段可以定为现行行为。”
“咱同意！”孔正对赵大峻的分析表示认同，“这样划分很有必要，因为，咱们不仅要看一个人的过去，而且更要注意一个人的现实行为。”
赵大峻点头：“刚才，政委《感谢谁》的故事对咱很有启发，咱们要揭露黎培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行径，使广大天主教徒擦亮眼睛，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本质，就要有确凿的证据，有了证据，任何狡猾的敌人也逃脱不了人民的掌心。”
孔正最后补充说：“调查黎培理一案，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就要求公安机关工作中，不得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因为，这牵涉到中国天主教270万教徒的教务和利益，关系到咱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影响，而所有这些对于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其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
然而，就在赵大峻他们增强证据意识的时候，一个不讲证据的意外发生了。金陵城里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则关于黎培理问题的报道，由于该报道形成仓促、草率，使其结论的准确性遭到了质疑。
赵大峻很是恼火，要安茹即刻向有关方面查询原因，情况随后反馈回来，原来，是该报记者根据几个天主教徒口述的情况而采写编辑的，的确缺乏证据支持。
赵大峻立即指示安茹：“既然娄子已经出了，就该做好应对准备。”
果不其然，当天下午黎培理带着翻译怒气冲冲地赶到外事科，摆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黎培理瞪起蓝眼珠，怒气冲冲地问：“安科长，请问这件事该如何解释？”把手里的报纸往茶几上一摔。
“黎培理先生，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嘛。”安茹也定了定情绪，郑重地说：“不过，在答复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她彬彬有礼的说。
“说！”黎培理一副盛气凌人的口气。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天主教教义里曾说过：每一个教徒都应该爱护自己的国家，当这个国家受到危难的时候，教徒应该为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甚至做出牺牲。请问黎培理先生，在教义中是不是讲到了这一点？”
“是这样的。”语气有所缓和。
“那么，一个教徒或者一个神甫违背了天主教这条教义，应不应该受到谴责或惩罚？”
“应当。”
“这不就得了，你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四处搜集情报，干涉中国天主教事务，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许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这是全体中国人民所不允许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要保护，但是进行非法活动既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也违背新中国的法律。因此，你以及支持你的人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是不是？”
黎培理眨了眨蓝眼睛，狡辩道：“在目前中国究竟谁代表合法政府？贵党还是你们反对的国民党呢？你刚才说的一点儿不错，根据天主教教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求教友们拥护合法政府……我个人认为国民党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为一个合法政府尽义务，是没有错的。”
安茹想了想，马上反诘道：“黎培理先生，你是出生在欧洲大陆上的，你不会不熟悉法国路易十三被推上断头台的历史，那些反对专制的革命群众建立的共和国，你能说不是合法政府吗？”
“真是个魔鬼。”黎培理没想到安茹这样熟悉欧洲的历史，他用意大利语喃喃念咒道：“主啊，赐予我灵知吧，我见到了魔鬼，我将永远地诅咒她。”然后，用他很不情愿用的华语说：“小姐，这完全是你的臆测和杜撰，你的言辞戏弄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我要控告你！”
安茹心里早有准备：“黎培理先生，假如你还有点儿记忆的话，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先生不是曾亲自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做过大弥撒，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支持吗？而在这之前，即你在1938年圣诞节的贺词中，你不是表示永远站在国民政府这边，诅咒日本国侵略行径吗？45年，日本投降后，先生，你不是又赞扬起民国政府诅咒日本国了吗？你出尔反尔的立场和观点变化的也太快了吧，黎培理先生，你究竟拥护哪个政府呢？难道为侵略者和压迫人民的恶魔讴歌，才是正确的吗？”
面对安茹一连串的反击，黎培理哑口无言，对这个女恶魔他感到束手无策。他暗自思忖：如果共产党把这一切都记在自己的头上，那会得出什么结果呢？于是，他低低地诅咒说：“恶魔，可怕的恶魔！主啊，惩罚这个恶魔吧，把她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吧。”
安茹脸色白皙很好看，微笑着说：“黎培理先生，请不要这样没礼貌地诅咒你的主人嘛，我们向你解释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诚心诚意的，我们是善意的，可你一直标榜所谓的非暴力斗争，在教徒中煽动仇视共产党，仇视新生政权的情绪，武力是暴力，难道煽动仇恨是非暴力吗？这是一种精神暴力，精神暴力比暴力更可怕，所以你宣扬的非暴力不过是借以欺骗教徒的幌子罢了……”
这次较量后，黎培理真正尝到了安茹的厉害，但他的活动表面上似乎有所收敛，实际上是更诡秘更阴险毒辣了。中央社会部专门为此来电指示说：“黎培理等仍然在我境内继续进行活动，应立即设法加强控制。”
经过慎重研究，报请军管会批准，南京局党委决定对天主教堂进行一次普查，全面掌握情况，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达到严格控制的目的。
这天傍晚，安茹来到赵大峻办公室，把一份刚刚整理搜集的材料报给赵大峻。
天主教南京教区有七座对外开放的教堂，分别是：石鼓路天主教堂……这是南京最大的教堂，也是罗马教廷中国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原称：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另外天竺路小教堂，是黎培理私人专用，一般人不得随意入内。
“啥乱七八糟的，听起来咋这么别扭呢？天竺路教堂情况摸清楚了吗？”赵大峻问。
“就那叫法……至今没来登记。”
“不行，都得登记。”赵大峻脸一板，命令道：“他们不来，咱们可以去嘛，这也没啥好谦虚的。”
按照赵大峻的命令，安茹和飚子又一次来到黎培理的公使馆。这时，黎培理刚刚用完早餐，正准备出门。听到门铃声，他先是一愣，随即让仆人打开大门。
安茹一走进客厅没啥多余的话，开门见山说，她是代表人民政府来宣布一项命令的，拿出命令随后高声宣读道：“从即日起，停止你们的一切活动，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与外界接触，也不允许通过其他人及华籍员工与外界联系。如要会见外界人士，须经我局批准同意。”安茹读完收好命令，补充说：“我希望你们严格遵守，否则要依法追究责任。”
黎培理摆出一副不屑神情，故意装傻：“以上规定是否包括与国外的联系？”
“当然。”安茹回应道，随后加重语气说，“同时，我还通知你，天竺路教堂因未向我局履行登记手续，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
黎培理憋不住了，叫了起来：“我是罗马教廷派驻中国的公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合法的代表。”
安茹当即回敬道：“黎培理先生……过去，你曾是代表罗马教廷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可是今天，人民政府已经不承认你的代表资格了。”
黎培理暴跳起来：“对此项命令，我以公使级身份提出强烈抗议。”
安茹也不再温柔了，硬邦邦地说：“黎培理先生，请注意你现在的身份，也请你尊重与你对话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式代表，你现在作为一名侨民，应该遵守旅侨国的一切法令，我想这一点你不会不明白吧？”
黎培理几乎是咆哮道：“我是教廷的合法代表，我要向联合国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安茹声音也提高了八度，严正驳斥道：“你的抗议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无效徒劳的。你应该清楚你在国民政府三年间和在解放后的两年里，自己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你必须遵守法令，否则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这一次，黎培理真正感到了公使宝座被动摇了，命令的下达，无疑是被禁闭了，也标明着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将失去行动的自由。其实，司徒雷登和贝蒂克为什么要走，白萨雅和艾丽丝为什么被判刑驱逐出境，个中的原因黎培理是明白的，他不是一个傻瓜，像他这种有身份的人，公安局怎么会不清楚呢？人民政府自然也不会轻易地放过他，刚才的咆哮和抗议完全是自欺欺人聊以自慰而已，没有丝毫的实际意义。他心烦意乱地走到窗前，紧蹙双眉，久久凝视着安茹他们离去的身影和四周增加的执勤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