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钢
中原南阳是个很有灵气的地方，这句话一则缘于南阳有个全国叫响“作家县”，二则缘于当代著名作家二月河在这片黄土地上相继完成了他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和《乾隆皇帝》“落霞三部曲”。南阳有个社旗县，古亦称赊店或社旗镇。“社旗”二字听起来很威武，有几分霸气，若再添上一个“镇”字，则更有几分苍凉和古朴。这个名字不错。
我没有去过南阳，更没有机会去社旗。对社旗及赊店的一知半解全来自于郑长春行云流水般的一篇散文《赊店走笔》。长春是南阳社旗人，生于斯，长于斯，后来背井离乡到古城西安，先求学，后打工，如今是以“边缘人”的模样混迹在这座古都的人群中，长春常对我说赊店的一隅、一斑，话未说完眼神已迷离了。
长春笔下的社旗的确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还有酒，山叫伏牛山，横亘在南阳盆地，水分唐水、赵水和潘水，在赊店的身上环了几环！酒颇有名——赊店老酒，就凭这名字已足够醉倒几拨文人墨客了！
和长春交往颇有几分缘。1998年夏末，我从山东出差回西安，刚下车关闭已久的传呼就响开了，长春在电话那头说，宋辞这么牛B地，呼了你快两月了才回电话！我向他解释了原委，电话两头都笑了！初次谈话虽不长却很投机，我留完他的联系方法，还想再说点什么，那边已收线了。
缘于诗学，后来我们交往渐多，他常带给我零敲碎打的文章与其切磋。有时谈话晚了，我们就在我的陋室里熬锅稀饭，炒俩鸡蛋吃夜宵，吃完饭他就合衣而卧在我的沙发上“委屈”一宿，第二天大早又分头去上班，时间一长，我们彼此就有了一种同为“天涯人”的感觉。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小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些苦，求学路上都磕磕碰碰横冲直撞，直到今天都“背叛”了那块曾养育了我们的黄土地，稻草一般漂泊在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靠码文字生活，凭着一腔热血和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感动着世界。
长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青年文学作家，他始终给人一种抑郁感，时而有些腼腆，时而又有些消极，他不注重个人的修饰，甚至根本不会生活，有好几次我都当面指出让他回家赶快换衬衣，当时他有些脸红，但第二天见面依然如故，有时候我倒常常怀疑像他这样的性情中人，是怎样面对面地去和那些企业老总们谈广告、谈策划、谈经营之类的，然而事实上他每月的广告任务都是顺利完成，甚至超额。我又想，其实也很简单，他手里有笔，笔下有生动不息的文字，文字间又洋溢着严密的思维和不凡的气势，难怪他总是信心百倍，不卑不亢地与企业界、商界、文学界人士畅谈无束，昂首挺胸走进高楼大厦，或骑一辆破车沿着西安的大街小巷逛悠！
长春是位高产作家，这你不得不承认。在西安乃至全国林林总总的报刊中不经意间你总会碰见这个年轻的名字，而且他的视角很广，广角镜头般，他的诗是针砭时弊、抨击丑恶的口语诗，通俗易懂，借物喻人，言简意赅；他的散文感情味很浓，生活气息很重，有一种穿越苦难的沧桑感，这恐怕与他的人生阅历和生活中所承受的思想压力有很大关系；他的小说和杂文集辛辣、风趣、幽默、直白于一体，给人一种“冷眼看世界”的感觉。有人说，他的“社会嗅觉”很敏锐，这话在他的许多社会纪实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长春主持了一个“医疗保健”版面，有时稿子不齐，他就加班加点自己“整”，这一“整”倒“整”出了不少话题，他的稿子常被众多报刊的同类版面“转载”，日积月累下来稿费没得多少，却无师自通有了点“赤脚医生”的架势。有朋友就揶揄说：“别和长春靠得太近乎，他会看‘病’哩！”此话传进长春耳朵，他倒也沾沾自喜，说待将来老了，衣食不能自理了，就回老家申请开间诊所，做个郎中，“而且是在社旗县城，赊店老酒铺的杏黄旗旁！”我故意逗他说，长春只是笑而不语。
与长春在一起的日子里，有时会颇感吃力。他的表达很丰富，一会儿西安的“秦腔”，一会儿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会儿又是地道的“豫”言，有时还会冷不丁冒出几句四川话或粤语来！“你咋不住地换‘频道’哩？”“不换咧！不换咧！”说话间已听不出是哪方口音了！
2000年圣诞夜后一个下午，长春携一女子来我处，女子顺眉顺眼，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俩天南地北地扯谈，没插一句话。末了，我偷着说长春兄福气不小！长春脸微微一红：“小兰是我的患难之交……”说话间，女子已走出好远。我给了长春一拳，这份永恒的祝福送给你们！长春笑了！
不久，长春的第一部个人作品集《家丑》要结集成册，朋友们众说纷纭、评论不一。长春说：“我这下成了不孝之子了！把‘家’里的‘丑事’全张扬出来了。”
（作者为《华商报》资深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