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百失节。
——古语
陈亮（1143—1194年）是南宋中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今浙江金华人，世称龙川先生。
陈亮出生时，陈氏家族已“散落为民，谱不可系”。他的曾祖父陈知元曾是个小小武官，在钦宗靖康元年，金兵攻破汴京，陈知元奋起抗敌，战死在固子门外。曾祖父为国捐躯的精神无疑对陈亮具有莫大的感染力，陈亮从小便“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独好霸王大略，兵机利害”。当他还只有十八九岁时，就在饱读经史的基础上，考究了曹操、诸葛亮、吕蒙、周瑜等十九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业绩及其治国用兵之道的得失，撰写了二十篇评论，汇编成《酌古论》一书。此书酌古察今，内容精深，“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因此，《酌古论》一问世，就为世人所看重，颇有影响。
当时婺州郡守周葵读了《酌古论》，十分惊奇，赞叹陈亮为：“他日国士也！”于是，“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从这时起，陈亮就有机会积极宣传他抗金救国的主张，并显示出他那超迈的才气和拯救民族社稷的壮志。隆兴二年（1164年）周葵罢官，陈亮也随之离开京城返乡。此后两三年中，家难接踵。先是父亲被诬下狱，接着祖父母、母亲相继谢世。陈亮应试礼部，又因所作策论不合朝官之意而落第。然而陈亮依然奋发进取，“索于东归，杜门求志”，继续探求抗金统一南北的大计。当时正值满朝文武齐声赞附屈膝投降的“隆兴和议”是“使天下忻然幸得苏息”之际，君臣偏安江南一隅的言谈、情绪甚嚣尘上。陈亮却逆流而上，于乾道五年（1169年）毅然挺身而出向宋孝宗上了《中兴五论》，针锋相对地阐明了抗金中兴、洗雪国耻的正义主张，并提出了以荆襄为根本，“节浮费”、“斥虚文”、“严政条”、“惩奸吏”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具体的救国方案。《中兴五论》文字开豁轩昂，显示出陈亮过人的爱国胆识和卓越文才，深得当时爱国志士赏识。然而，一个布衣参与议政，加之朝政昏庸，众多大臣苟且偷安，陈亮的上书“奏入，不报”，再无下文。
陈亮并不因此气馁。退回故里之后，他一面讲学，一面潜心研读历史，同时又认真考察了社会现实状况，这就使他越发看到了妥协投降的莫大危害。怀着一腔爱国热忱，陈亮于1178年再次到临安接连三次上书孝宗皇帝，力排众议，反复申述誓清中原、北伐抗金的爱国主张。这时的陈亮思想更趋成熟，目光更为敏锐；三篇奏文雄词振振，气势轩昂，可谓“健论纵横，气盖一世”。其中尤其是《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以历史上苟安江东而导致社稷倾覆的教训向孝宗皇帝大声疾呼：“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并痛斥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以“钱塘为乐园”，“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使“南方之红女积尺寸之功于机杼，岁以输虏人”，弄得民疲财竭。力劝孝宗万万不能“安于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国于度外”。整篇奏议酌古论今，气似雷霆，笔墨淋漓，以致孝宗这样昏聩的君主也不能不“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钟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然而，好事常常坏在佞人身上。当时有个朝臣叫曾觌，长于权术。他窥得孝宗意图，便急急赶去拜访陈亮以示媚意。陈亮素来鄙视这种小人，不愿见他，跳墙避走。曾觌因此怀恨在心，寻机搬弄口舌。加之主和派大臣们憎恨陈亮的奏议与他们的主张唱了反调，结果御批被压，过了十天还没有下文。尽管在冷酷现实面前处处碰壁，陈亮仍以那饱蘸着一腔热血的利笔接连写了上孝宗第二书、第三书。
可惜，孝宗在位二十七年，碌碌无为，尤其是后期沉湎于声色，贪图一时“太平”，对国事朝政的处置，常常为佞臣所左右。他面对陈亮一篇篇义正词严、力主抗战、尖锐批评朝廷卖国政策的雄文，虽也为之震动，但终究不能认真加以采纳，只是准备给陈亮一官半职了事。然而孝宗看错人了，陈亮岂是贪图利禄之辈？当陈亮得知孝宗欲给他封官加爵时，他愤然而不屑一顾地感慨道：“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
陈亮上书不成，愤然渡江还乡。然而等待着他的是更为坎坷的遭遇。
由于抗金志愿未遂，心中郁愤似焚，陈亮回归故里后，曾一度“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显然，陈亮这种落拓不羁的态度和慷慨激烈的抗金言论为朝廷主和派与理学先生所不容。有人将他的言行告到刑部。刑部侍郎何澹以陈亮的言行不规黜斥其退出太学，陈亮不服，何澹恼羞成怒，竟将陈下了刑部大狱，并将他鞭笞得体无完肤。孝宗闻知此事，总算说了句公道话：“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才得以免于刑狱。
没过多久，陈家家僮杀了人，而被害者又恰恰是“尝辱亮父次尹”。因此其家属便怀疑凶手乃陈亮所指使而告于官。陈亮又被诬下了大理狱。幸得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并因辛弃疾、罗点等人敬重陈亮的才华而尽力营救，“复得不死”。无多几时，乡人会宴，宴后，与陈亮同桌乡人回家暴死，陈亮又不明不白地被指控“置药杀人”而入了大狱。牢狱之灾像魔鬼一样死死盯住陈亮，1190年，他又因吕兴、何念四殴死吕天济事件，以“无须之祸”被投入大牢。
陈亮自从上书孝宗不成，回乡十年间，屡遭刑狱，全属诬陷，他的一个挚友——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在《龙川文集序》一文中曾十分清楚地写道：朝臣们“低讪交起，竟用空言罗织成罪，再入大理狱，几死，又何酷也！”可见陈亮多次身陷囹圄，实是权臣奸佞妒恨他坚定的抗金意志和言行所致。
陈亮并未因此而心灰意冷，“其心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其气节，虽屡遭刑狱而百折不回”。天大的劫难也动摇不了他那如磐的抗金宏愿。就在这横祸缠身的十年间，他却怀着“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左右当时舆论的唯心主义理学展开了有力的论战。南宋理学的盛行已成为主和派投降的理论支柱。陈亮为阐述、传播抗金思想，围绕“王道”与“霸道”、“天理”与“人欲”及“仁义”与“功利”等重大问题与朱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写下的著名的《又甲辰秋书》等一系列声讨理学的檄文，以其虎虎生气、锋芒毕露的崇论宏议在当时迷雾弥漫的学术界独树一帜，创立了与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派。陈亮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连他的论敌朱熹也惊愕不已：“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
陈亮不仅著文立说，勇敢地阐明自己抗金北伐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于1188年春，亲赴长江沿岸的京口（镇江）、建业（南京）一带察看军事地形，调查发现“书册不足凭”，“古今之论未为尽”，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词作《念奴娇·登多景楼》。直抒了自己欲中流击水、纵马横戈直取中原的壮志。同时他又挥毫千言写下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奏文针对主降派的“江南不易保”、“长江不易守”的谬论，斩钉截铁地指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尖锐地批判了投降派“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的恐敌症。忠心耿耿地向孝宗谏道：“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虏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
这篇奏文同样“横骛绝出，健论纵横，气盖一世”。但这一次孝宗却连一丝震动也没有了，因为他早已意志消沉，一心想做太上皇，正准备内禅，让位给儿子赵惇。陈亮火一般的爱国热忱再次遭到冷遇。那些主降的朝臣们便又乘机中伤他为“狂怪”。陈亮献出一腔报国热血，竟再三受到打击和迫害，然他“不折不回，饶有铜肝铁胆”。这一年冬天，陈亮冒着风雪严寒专程从东阳赶往江西，与辛弃疾在“鹅湖”会晤，共商抗金北伐大计。两位爱国志士同游鹅湖，同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别后，又互唱互和，以激越慷慨的爱国豪情，写下了立意高远、震撼人心的五首同调同韵的《贺新郎》词作。“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就是辛弃疾对陈亮至死不渝的抗金志向和力补苍天（收复中原）的爱国豪情的真诚赞誉和激励。
怀着抗金救国的远大抱负，年已五十一岁的陈亮于绍熙四年（1193年）参加了礼部进士考试，想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政治地位，实现毕生追求的理想。他在答光宗皇帝策问时，句句警策，令人奋发。光宗“得亮策，乃大喜”，“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状元及第，陈亮当然异常激动，他以为从此可为抗金复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平生统一南北收复中原的宏愿。他一方面激发光宗抗金中兴的志气，写了《廷对应制》诗：“皇朝锐意急英贤，虏据中原七十年。际遇风云凡事别，积功日月壮心愆。”另一方面以更为饱满的爱国热忱表达自己至老不衰、矢志不渝的抗金心愿：“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然而陈亮一生奔波，路途坎坷，屡遭打击，心身受到严重的摧残，终于因为“精泽内耗，形体外离”。不幸于赴任途中一病不起，于绍熙五年（1194年）初卒。壮志未酬，赍志以殁！
矢志不移的陈亮到底没能看到“王师北定中原日”。这不仅是陈亮，也是南宋一代爱国志士的深深遗恨！
陈亮梦寐以求的宏大理想，终未实现，但他不愧是“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他在《自赞》一文中，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并非自负，确是其为人作文的准则。他的气质、品格光彩照人；著作四十卷，有慷慨奋发、壮志凌云的奏书，有议论生动、哲理深刻的论文，也有硬语盘空的豪迈词作。篇篇章章文如其人，正气凛然，自张一帜。这使他不仅在哲学思想史上而且在文学史上都卓然成家，名彪千古。
有志之士，一定要坚守使命，决不能做那种毁节求荣、苟且贪生之事。那些崇尚使命、砥砺情操的圣贤之言，不仅是个人修身和人格精神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历史长河中，陈亮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激励后人要牢记报效国家的神圣使命，要用一生的不屈奋斗去实现，哪怕千难万险，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承担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