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草原上的鼠类特别喜食牲畜爱吃的优良牧草，如羊草、针茅、冰草和冷蒿等。据测定，一只布氏田鼠每日吃干草14。5克，全年可消耗牧草约5。3公斤；栖居在甘南草原上的高原鼠兔日食鲜草77。3克，一只成年鼠兔在牧草生长季节的4个月里，可吃掉牧草9。5公斤。有人计算，20只旱獭一年就可以吃掉一只羊的饲草，青海全省每年因旱獭而损失的牧草就相当于500多万只羊的全年饲草用量。在害鼠多的年份里，给畜牧业造成的损失则更大。如锡林郭勒草原上的额合宝力格牧场，1975年由于布氏田鼠大繁殖，牧草被大量啃食，牲畜严重缺草，当年牲畜头数下降了22。3％。长爪沙鼠除了啃食牧草的茎叶外，秋季还大量采食植物种子贮藏过冬。在饲料基地里，由于它的危害，牧草产量可下降5%～10％，严重时可达20％以上。
害鼠不仅采食牧草，而且为了逃避天敌，它们还广挖洞穴。大量的鲜土被推出地面，形成大小不等的土丘，从而破坏了草原。一只沙土鼠可破坏草原3。6平方米，一只鸣声鼠可破坏草原9。6平方米，一只布氏田鼠破坏的草原面积可多达10。8平方米。干旱草原上的黄鼠也可使草原千疮百孔，广大牧民将此现象简单地概括为：“老鼠打洞，地下挖空，土壤沙化，寸草不生”。
中国各族人民对于消灭草原害鼠有着丰富的经验，主要是掌握害鼠的活动规律，抓住有利时机，投毒灭杀。灭鼠最有利的时机是害鼠食物最缺乏的“青黄不接”季节或害鼠大量贮粮的时候。一般可分为春季灭鼠和秋季灭鼠，前者主要是消灭当年的害鼠，后者则是为了消灭下一年的害鼠。
不同的害鼠可采用不同的药物和方法灭除，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如用毒饵法杀灭布氏田鼠、长爪沙鼠和达乌尔黄鼠，在春秋两季效果最好；而杀灭高原鼠兔只有在冬季和初春效果才最好。用喷洒法杀灭地下害鼠如鼢鼠、鼹鼠等，只有在牧草返青以后或牧草枯黄之前进行，效果最好。旱獭不喜食饵料，可用枪击或鼠夹、套子等器械来捕杀。
利用鼠类的天敌灭鼠也是一种既经济又科学的方法。所谓天敌，就是以鼠类为食的小禽兽，如鼬类（黄鼬、艾鼬、伶鼬、虎鼬等）、鼬獾、豹猫、家猫等以及猛禽，如周鸟、鹰、枭等都常捕食鼠类。据报道，一头枭（猫头鹰）在一个夏季可以捕杀1000只田鼠；一只白鼬一年可捕食2500～3500只鼠。它们的嗅觉和听觉非常灵敏，很远便能嗅到老鼠的气味，并能准确判断洞内是否有鼠，有的竟可以钻进洞口把整窝老鼠吃光。
根据天敌的生活习性，积极创造有利于鼠类天敌的生存条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草原鼠害的大量发生。如在草原上每隔500米埋一根木杆，供猛禽落脚，则基本上可以控制该地区的鼠害发生。
草原上的昆虫种类也很多，其中害虫占绝大多数，主要有蝗虫、草原毛虫、草地螟以及地老虎、蝼蛄等。
在蝗害严重的草原上，虫口密度可达200头/平方米左右，牧草损失一般达30%～50％，甚至有的地方牧草几乎被吃光，土壤裸露。因此，新中国成立前人们把蝗虫与洪水、干旱相提并论，称为“蝗灾”。史书中有关“赤地千里”、“寸草不留”等词句，就是对蝗虫危害的记载。
草原毛虫和草地螟等对牧草的危害也很大。如青藏高原上，多发生在以蒿草为优势的高寒草甸和以蒿草、针茅为优势的草原化草甸上。大量发生时，每平方米约有草原毛虫300～500条，它们多摄取优良牧草的幼嫩枝、叶、芽等，使植物的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而被遗弃的杂类草却迅速生长和发育，使生产力下降50％以上。1979年乌兰察布盟草地螟大量发生，面积达1000多万亩，虫口密度接近历史最高程度。凡牲畜喜食的优良牧草，均为害虫所喜食，它们往往能把当年生长的青绿牧草一扫而光，残留的茎叶被牲畜采食后，也容易引起中毒。
潜伏在地下的害虫如地老虎，蝼蛄、金针虫、蛴螬等，专门啃食牧草的根系，致使幼苗成片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几乎每年都在草原上用飞机灭虫，使虫害基本上得到了控制。防治草原害虫，过去主要是喷洒六六六粉，但其含有不分解的氯，对人、畜均有慢性中毒的弊病。以后改用6％敌百虫粉剂或液剂防治草原毛虫，收到了良好效果。10％的除虫精乳剂每亩10毫升，亦可杀死草原毛虫90％以上。
害虫的天敌也很多，如鹀鸟以蝗虫为食；泥蜂用尾刺入蝗体后足基节窝，能致死蝗虫；食虫虻则能捕食幼蝻（蝗虫卵孵化出来的幼虫）；花斑芜菁及黑豆芜菁等喜取食蝗卵。寄生蜂、寄生蝇、细菌、真菌以及一些肉食昆虫、鸟类等也能消灭一部分化蛹期的毛虫，其中寄生蝇的寄生率可达44。6％。由此可见，天敌灭虫的本领比化学农药更胜一筹。
除了鼠、虫害以外，草原上还有成千上万种用肉眼看不见的“敌人”——病菌，它们在不声不响地危害着牧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草原上优良的禾本科牧草受麦角病菌感染的已有26属，39种之多。如新疆伊犁草原上的优良禾本科牧草——虉草，在1。1克牧草种子的样本中，就有麦角327个，重达0。7克，占样本总重量的63。6％；灯芯赖草的种子除有麦角外，还严重地感染有网腥黑穗病。
牧草病害除了直接影响牧草的生长发育导致减产外，有些牧草的病菌还含有有毒物质，会使牲畜中毒甚至死亡。
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草原病害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仍然要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根据病害发生的规律，掌握病害动态，及时进行预测预报；加强病害检疫和抗病育种工作；采取合理的耕作培育措施。一旦发生病害，应立即采用各种农用抗菌素，如放线菌素、春雷毒素和内疗素等生物制剂加以防治。
任重道远的使命
林业作为一个生产系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环节，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子系统。加速发展林业，不断改善环境，创造出一个合理的高功能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则十分紧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森林的需要和依赖愈来愈迫切，森林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森林资源少，其国民经济所需的木材和林产品，可以依靠进口来满足。但是从森林能改善环境条件这一点来说，就无法靠进口来满足，想买一个优美的环境是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才能改造自己的环境条件。
人类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如何利用森林，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一般的说，世界林业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大体都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盲目破坏和浪费森林资源阶段。主要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过渡到农牧业开发时期，广大土地被森林覆盖，为了开辟农田、牧场，于是毁林开荒。二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大规模破坏森林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大量采伐木材，不考虑破坏森林的后果。三是保护和节约利用森林资源阶段。人们认识到破坏森林的严重后果，并逐步走上自觉保护森林和以木材综合利用为主的道路。四是集约经营，综合利用，以营林为基础，全面发挥森林多种效益的阶段。我国林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四个阶段的情况兼而有之。但总的来说，我们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
我国是一个大国，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又有适合发展林业的自然条件，完全可以在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并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发达国家经营林业的历史比我国长，他们用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逐步达到现在的水平。我国只搞了30多年，起步较晚，我们正处于大发展阶段，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加速林业的发展。
上面举的事例，说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已成为全球范围的大问题。我国森林资源少，分布不均，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点遗产，但同时许多省区森林资源的消耗量日益加大，消耗量大于生长量，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管理水平低；二是破坏森林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森林火灾和森林病虫害的发生面积还相当大。
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破坏森林，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才感到有“切肤之痛”。现在的关键在于提高认识，摆正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位置。在制定地区的农业规划时，应对农业资源的特点、潜力、适应性，农林牧的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做到合理规划，以便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由于林业具有生产周期长，收益慢，破坏易恢复难的特点，因此，当前普遍存在着重采伐轻造林，或者重造林轻抚育的问题。特别是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为人们所认识。必须加强宣传党的林业方针和政策，宣传森林的多种效益。并要大力加强林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那么，绿化祖国，使大地园林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但对地球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
我们能够从地球深处不断地攫取财富和资源，但我们攫取的力量、改造的能力能与这颗伟大的行星抗衡吗？我们真的已经把握了地球命脉的搏动了吗？与沉默少言的地球相比，人类仍是脆弱无知的。我们不能无视唐山大地震、阿拉善大沙暴、替姆搏拉火山爆发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人类如今是有了本事了。遥想亘古，我们的远祖藏在山洞里，躲避着洪水猛兽的袭击，守着一堆炭火瑟瑟发抖时，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无奈。而如今，当我们这一代人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从炸碎的深山中掏出宝藏，从千米地下抽取石油；把火箭射向苍穹，在大气层中爆出蘑菇云时，我们显得多么有智慧，多么有力量。人类本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本不过是地球的产物，但如今，人类竟成了征服大自然和地球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