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店村落不大，它的东南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西面和北面耸立着一座座石灰岩小山，正好处于平原和山区相接的地带。小山包括鸡骨山、龙骨山等，海拔都比较低，但它们的形成年代非常古老，分布有距今4亿多年的奥陶纪石灰岩层。周口店西面，龙骨山以东，有一条从北面山谷中汇流而出的坝儿河，小河弯弯向南流，汇入琉璃河中。坝儿河有季节河的特征，夏季雨水充足时水量很大，激流常常把巨大的砾石冲到很远的地方。这个地区石灰岩分布较广，厚度也大，石灰岩被酸性的水腐蚀，很容易形成裂隙、洞穴，这为远古哺乳动物化石的形成和堆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大大小小的洞穴地势不高，其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蜿蜒流淌的坝儿河，十分适宜远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周口店附近山中除了石灰岩，还有丰富的煤层和大理石、花岗岩等。在很久以前，世代生长于此的周口店村民就认识到了这处宝藏，开始开采矿石。到了宋代，就有人在此开设石灰窑，烧制石灰。至今，烧制石灰、采煤以及开采建筑石材一直是周口店附近居民的主要行业。常年的开采，虽然发现了一些龙骨，并大多被卖往药铺，对这些化石出土地造成了破坏，但是村民以采石为目的，常将裂隙两侧的石灰岩尽数采尽，却将含有化石的堆积物视为无用之物而留存下来，因此直至安特生等人在此开展工作之前，这些宝贵的堆积物大部分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层
师丹斯基在当地农民引导下到达的化石地点就是在这样一个被放弃的采石场内，在日后的发掘中，发现并采集了猪、肿骨鹿、犀牛、鬣狗、熊等的遗骨化石，安特生还在堆积中发现一些有刃的脉石英碎片，推测是远古人类曾经使用过的工具，然而发掘结束时，并没有发现人类遗骨化石。师丹斯基也于1924年返回奥地利，着手研究从周口店运去的化石标本。安特生再一次陷入困惑之中，远古的北京人距离他有多远？他已无暇思索了。
1926年10月间，瑞典皇太子将访问中国，这位后来的瑞典国王学识渊博，又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收藏家，对考古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安特生在中国进行的考古调查，包括周口店的化石发掘工作，亦是由皇太子提供的赞助。他要求安特生在北京与他会面，协助安排一些参观活动。安特生很想凭借这一契机，扩大周口店发掘的规模，寻找他梦牵已久的远古北京人。
就在这时，师丹斯基在他的工作室中整理化石标本时，竟然从中找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其实早在1921年周口店发掘时，师丹斯基已经发现了一颗很像人类的牙齿化石的东西，但由于这颗牙齿磨损严重，很难准确判断，加之事关重大，他只得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化石，并在后来出版的报告中只字未提！而这颗新发现的牙齿化石磨损很轻，保存比较好，鉴定起来要容易多了。但师丹斯基仍然心存疑问，确定这是一颗人类牙齿化石后，又在后面打上了一个问号。即使如此，远在北京的安特生还是兴奋不已，他积极筹措经费，争取更多机构的支持，同时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步达生的加盟也让他信心大增。步达生赞成中亚是人类发祥地的学说，认为中亚是寻找人类祖先最有希望的地方。他原打算到中亚，特别是新疆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并且已经得到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师丹斯基的发现，使他迅速忘却了中亚，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北京，集中到周口店。这里既然存在远古人类的牙齿化石，为什么不能发现更多的远古人类遗骸化石呢？从师丹斯基的发现这一刻起，周口店最终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无数重大的发现就要在他们手下诞生了，神秘的北京人化石经历千呼万唤，终于从远古的洞穴中慢慢走出，距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近了。
寻觅远古北京人的踪迹
虽然距离北京人化石只有一步之遥，但考古工作者毕竟不同于寻常的探宝人。探宝人以掘取宝藏为唯一目的，而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得到宝藏，还要收集许多与宝藏相关的信息资料，以进行科学研究。因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进行得周密而细致。
步达生在迅速转移工作重点以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来。他四处奔波，先是向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汇报，请求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建立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然后又同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协商，讨论进行发掘的具体步骤。翁文灏（1889~1971年）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去比利时留学，他对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正是在步达生和他的努力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同意为周口店发掘提供经费。二人欣喜之余，开始了发掘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签署双方认可的发掘协议、派汽车去周口店探路，以便为日后发掘提供各类物资。这一切进行得都相当顺利，协议也很快签署，协议中规定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和第四纪堆积物，经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由安特生负责，步达生主持工作，一切采集到的古生物标本可以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进行研究，但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一切化石标本不得运出中国。作为中方的代表，翁文灏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诚属难能可贵！今天人们从当时遗留下来的信件看，最初双方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在权属方面争议更甚，但最后形成的协议中，对化石的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正是翁文灏不懈努力的结果。协议达成以后，双方协商成立了周口店工作队，队员有李捷、步林、刘德霖、谢仁甫4人。其中，步林是瑞典古生物学家，李捷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是周口店工地的负责人。刘德霖和谢仁甫则担任野外发掘的技术助理和室内化石修复工作。
1927年3月，周口店的野外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李捷带领一名工人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测量绘图工作，为正式发掘工作提供依据。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辛苦工作，绘图任务完成，李捷返回北京汇报，留下两名工人看守工地。
1927年4月14日，在步达生的统一安排下，刘德霖、谢仁甫乘火车去周口店工地。次日，李捷和步林乘汽车前往。4月16日，周口店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在工地上，人们虽然都怀着热望，满怀激情地工作着，但场面依然十分冷清。在远离北京百里之外的周口店遗址，这些人的刨刨挖挖，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多少关注，甚至周口店的村民也不感兴趣。耐住寂寞的这些人不辞辛苦，他们住在一所名叫“刘珍店”的小骆驼店里，小店只有九间土顶土墙的小房子，就在坝儿河右岸，距离北京人遗址近在咫尺，伙食条件很差。由于交通闭塞，这里购买日常所需也有困难，有时不得不从北京城里运送所需的物资。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发掘工作仍然没有间断，这些考古学家的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龙骨山上，在安特生的记录里被称为“第五十三地点”，李捷和步林进行发掘时改称“第一号洞”，后来德日进和杨钟健在1929年发表的报告里称它为“周口店第一地点”，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个地点的堆积不但情况复杂，而且堆积层相当厚。工作之初，步达生曾估计野外工作至多需要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他草拟了一个工作计划，翁文灏略略补充后交给步林。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乱才被迫停止。到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工作又得以继续进行。由此可见，周口店这块远古人类的圣地上，埋藏着多么丰富的宝藏。
1927年的工作共进行了6个月，收获颇丰。不仅采集到各种远古动物化石500余箱，而且又找到一颗完美无缺的人牙化石，再一次证明师丹斯基所发现牙齿化石的可靠性。贾兰坡、黄慰文合著的《周口店发掘记》中摘录了一封步达生写给在瑞典的安特生的一封信：“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步林是一位优秀而热心的工作者，他在地方上不安宁的环境下，不顾战乱，坚持考察工作。10月10日翁博士考虑到地方打仗，曾从大连发来急电，督促我把步林和李捷叫回来。但是我在这里详细地打听之后，觉得还不必这样做。于是我写信给步林，讲明当前的局势，告诉他说不管是他还是李捷，我希望他们都不可去冒什么风险。不过因为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所以对于什么时候撤回北京，完全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出判断。”“他们那里有60人，所以每天开销颇大。我因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缠身，未能亲身下去。谢仁甫亦因地方打仗不能去到周口店。10月19日晚，当我于6点30分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步林在那里。他身穿野外服装，风尘仆仆，但脸上却挂着幸福的笑容。他不顾战乱而完成了这个季度的野外工作，在10月16日发现了那颗牙齿。真是交了好运，终于从堆积物里挖到这颗人牙。我太兴奋、太惬心了！”从信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发现远古人类的牙齿化石时的喜悦之情，也可以看到，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环境很不安定，这给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困难。
冬去春来，1928年的春天又一次降临周口店，发掘工作仍旧在4月份开始。就在这一年，李捷离开了周口店，刘德霖则参加了一个中亚考察团。工地上除步林外，又补充了两位中国人，一位是杨钟健，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曾去德国学习古脊椎动物学，师从施洛塞尔教授，1928年春学成回国。还有一位是裴文中，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大学生，年龄仅有24岁，开始时负责管理账目，后来也加入了发掘。他在发掘方面表现出的天赋和认真态度，深受步林赏识。工作开展不久，战火波及到周口店地区，为确保安全工作队撤离，一直待到8月份，留守工地的工人到北京报告说事态基本平息了，才重返工地。但这样一来，原定的发掘计划被打乱，为完成既定目标，步林和裴文中坚持工作到11月底，大雪封山后才回到北京。这一年的工作虽然被打乱，但收获却比以往都要好，竟然发现了两件远古人类的下颌骨化石，其中一件上面还有三颗完整的臼齿。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不仅为早在牙齿化石发现时已经提出的“中国猿人北京种”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而且它使安特生、步达生等人看到了一线曙光，收获愈来愈丰富，人类遗骨化石发现也逐渐增加，谁敢肯定下面的地层没有更完整、更好的远古人类遗骨化石呢？！言谈及此，当时的人们都非常兴奋，无不渴望尽快发掘，以发现更多的化石宝藏。这个冬天于是显得格外漫长，光秃秃的田野和一望无际的白色雪原使得人们心烦意乱，但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就在周口店遗址的雪野之上，远古的北京人，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再次对他的后世子孙微笑了。自然，这微笑无声无息，远没有肆虐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那样喧闹不已，但他的微笑那样的慈祥柔和、意味深长，以至于8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想起北京人头骨化石重现的情景时，仍然禁不住掩卷沉思，倏忽激动难抑，热泪盈眶。
下颌骨化石的出土，使远古北京人的化石材料大大丰富了，但仅依靠下颌骨复原远古北京人头像几乎是不可能的，远古北京人仍然与人们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何况周口店遗址随着工作的开展，发现其堆积之厚，包含物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想半途而废，步达生在国外积极活动，为发掘经费奔波。1929年4月，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如期开工了。在这一年，步林终于抵抗不住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诱惑，辞掉了周口店的职务，而去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杨钟健博士又最终决定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去山西等地调查新生代地质，也在开工不久后离开了周口店。就这样，经翁文灏和步达生协商，决定把周口店工地全权交给裴文中负责，那时裴文中刚满25岁。
1929年还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我国古人类研究史册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成立，由步达生担任名誉主任。这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对当时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开中国研究古人类学的先河，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它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了以古人类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解放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各项旧石器时代考古活动都与它密切相关。在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顺利进行，再没有发生人才方面的困难，发掘所得的化石资料亦无需再运往国外，在研究室即可进行细致的研究。就在1929年，裴文中继续进行发掘工作时，德日进和杨钟健以新生代研究室为依托，对1927年以来系统发掘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12月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八卷第三期上发表了题为《周口店洞穴层》的学术论文，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详细介绍了周口店遗址发掘时各方面的情况，并将北京人遗址包含有化石的堆积物进行了分层，共分为10层，根据出土的动物化石确定堆积物的时代属于更新世，这为后来的周口店遗址研究乃至整个华北的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时的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工地上却正感到空前的失落。他在后来发表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这样写道：“步达生、德日进和杨钟健指示完毕走后，山中顿觉岑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山中工作，遇到第五层，非常坚硬，我们怎样崩炸都不见效，因之觉得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实际上，这个称为“鸡肋”的堆积层是碳酸钙渗入胶结的结果，而并非是堆积层底部，如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就是在难熬的孤独之中，坚硬难啃的第五层终于清理掉，下面暴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新的堆积物！裴文中大喜过望，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中，他不曾料到，震惊世界的发现就要在他手下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