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在其思辨使用中的需要只引至一假设；而纯粹实践理性的需要则引至一悬设；因为在前一情形中，我从结果方面，依原因的系列上升，我愿意升至如何高速，就升至如何高速，我如此上升，不是要去把客观实在性给与于这结果，只为在阔涉于这结果中想彻底地去满足我的探究的理性。在眼前，我看见自然中的秩序，而且，我并不需要依靠思辨去保证这种秩序与设计的客观实在性，只是要去说明它们，我须去预设一神体（上帝）以为它们的原因。因为从一种结果到一特定的原因的推断总是不确定的，而且是可疑的，特别是在推至一个“如此准确而又如此圆满地界定了的，就像我们所须思之于上帝者那样准确的与圆满地界定的”一个原因时，尤其是不确定的与可怀疑的，因此，这种预设所被带至的最高度的确定性也不过就是这一点，即：对我们人类而言，它是最合理的意见。
另一方面，纯粹实践理性的需要则是基于这一义务，即“使某种东西（圆善）作为我的意志的对象，这样，便可用我的一切力量去促进它”这一义务；在此情形下，我必须假设圆善的可能，也必须假设“对于它的可能为必要”的那些条件，此即上帝，自由，以及灵魂不灭；因为我不能以我的思辨理性来证明这些，虽然我也同样不能以我的思辨理性来拒绝他们。这一义务是基于即“此某种东西完全独立不依于这些假设，而其自身又是必然地确定的”这样的某种东西上，此节是说，这一义务是基于道德法则上；至此为止，这一义务它要想在一最圆满的样式中约束我，使我对法则无条件的服从，它也不需要有如此的进一步的支持，即通过关于“事物内部的构造，世界秩序的秘密的最后目的，或指挥这世界的那统治者”的知解的意见（想法）而来的进一步的支持。但是这道德法则的主观结果，就是说，那“服从于这法则”，而且“通过这种法则而被致成为必然的”那心灵意向，意即“去促进这实践地可能的圆善”的那心灵意向，它至少预设“这圆善是可能的”，因为去追求一个“在根底上是空洞的，而且无对象与之相应”这种概念的对象，这必是实践地不可能的，现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三个悬设，只是有关于圆善物理的或形上的条件；总而言之，就是只有关于那些“处于事物本性中”的条件；但是，其有关于圆善物理的或形而上学的条件，不是为一随意的思辨目的而有关于它们，只是为一纯粹的理性意志的实践，也必然的目的的原因，此一理性的意志在此情形中，并不是有关于选择一不可摇动的理性之命令，只是服从一不可摇动的理性之命令，此理性命令的基础是客观的，而且它并不是基于爱好上；因为我们决无理由为“我们只是在主观的根据上所愿望的东西”的原因而认定“达至这所愿望的东西的工具（手段）是可能的”，或认定“这所愿望的东西之对象是真实的”。因此，这一需要是一个绝对必然的需要，而它所预设的不只被证成为一个可允许的假设，而且在一实践的观点中被证成为一个悬设；而由于承认纯粹道德法则，当作一个命令不可摇动地约束每一个人，因此有正义的人便可以说我意愿：（一）须有一上帝，（二）我在此世界中的存在也须是在物理原因之外的一个存在，而且是在一纯粹的知性世界中的一个存在，最后，（三）我的延续（久历）须是无底止的（无书的）；我坚固地持守此意愿，将不让此信仰脱离了我；因为只在此情形中，我的兴趣（专业），才不可避免地决定我的判断，而不须顾及那些诡辩，不管我是如何地不能够以其他更为巧妙的诡辩，来答复那些诡辩或去反抗那些诡辩。
在“使用一个如此不寻常的概念，就像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信仰的概念那样不寻常”中，要想没有误解，就增加多一点解说。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理性的信仰，在这里真要被宣称为其自身就是一个如此的命令，即“我们必须认定圆善的概念中需要被设定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也将可见以下之情形，即：“去认定这种可能”这是不能被命令的，而且也有实践的心灵意向需要去承认：“认定这种可能”为可被命令；但思辩理性却必须用不着被请求却须承认“去认定这种可能”，因为没有人能够肯定说：“世界中理性的存有，必应在服从于道德法则中同时值得有幸福，而且也比例地得有这幸福”，这在其自身便是不可能的。在关于圆善的第一成分中，即关于那“有关于道德性”的成分中，道德法则只给与一命令，而去怀疑这个成分必等于怀疑道德法则本身。但是，就那个对象（即圆善）的第二成分，即“圆满地比例于那价值性”的幸福这一成分说，则实无需一命令以去承认其可能，因为知解理性并没有说一点什么东西来反对它；但是这样式（或路数），即“我们于其中去思议自然的法则与自由的法则的相谐和”的那样式，其中有某种东西，关于此某种东西，我们可有一“选择”（一抉择的自愿，一自主的决定），因为知解理性关于此某种东西不能以必然确定性决定什么事，而就此点而言，则可有一道德的兴趣（事业）以扭转这形势。
我上面已说：在世界纯然的自然行程里，幸福与道德价值间的准确相应是不能被期望的，而且必须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因此，圆善的可能性从这一方面说不能被承认，除基于一道德的“世界创造者”设定上。我有意地把“这个判断之限制——限制于我们理性的主观条件”的限制保留待后，为的是此诚信的样式须更准确地被界定，在此步未作到以前，不要去使用这限制。事实如此，即：这所涉及的不可能只是主观的，就是说，依照这样不同的（异质的）法则而发生的两组事件间的一种联系，在一纯然的自然行程之路数里为可思议，这对于它（理性）是不可能的；然而就自然中那“适合于一目的”的其他东西说，理性却并不能证明，即并不能通过充分的客观理由而展示：这“适合于一目的”的其他东西不是依普遍的自然法则而可能的。
但是，现在，另一种裁决原则开始起作用，以扭转“这种思辨理性的不确定性”中的局势。“去促进圆善”这个命令是在一客观基础上被建立起；而一般地说的“圆善之可能性”也同样建立在一客观基础上。但是，理性不能客观地裁决：我们要依什么路数去思议这个可能性，是否只通过普遍的自然法则，而用不着那“指挥自然”的一个明智的创造者即可思议它；抑或是只有依据这样一个创造者的假设可思议之。理性的主观条件参加进来了，这理性的主观条件，对于理性而言，是“思议自然王国与道德王国间的准确谐和”之惟一理论地（知解地）可能的道路；而同时，它也是惟一“对于道德性有传导力”的一个道路。因为这圆善的促进，它的可能性之设定，是客观地必然的，而同时又因为我们所依以“去思议这圆善为可能”的那样式或路数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自主的裁决），而在此选择（自主的裁决）中，纯粹实践理性的一种自由的兴趣，（事业）是对于一明智的世界创造者之认定作裁决的，因为是如此云云，所以那是很清楚的，即：“在这里决定我们的判断”的原则，虽然当作一种需要看，它是主观的，然而同时由于它是“促进那是客观地（实践地）必然的东西”之手段，因而它也即是道德观点中的“一个诚信标准”的基础，就是说，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种信仰。那么，这信仰不是被命令的，但由于“去认定那个存在并去使那个存在，为我们理性进一步的使用的基础”是我们的判断之一自愿的决定，是对于道德的目的有传导力的，并进而与理性的知解的需要相谐和，因此这信仰认其为从心灵的道德意向而涌现出者；纵使在好性情的人身上，它也可以时常摇动而不稳，但它却从不被化归于无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