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机敏的随侍秘书一眼发现出了纰漏，“手墨”（亲手书写的文字）怎么成了“手黑”？他连忙贴近张作霖身边低语：
“大帅，您写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手墨’写成了‘手黑’。”张作霖一瞧，不由得一愣，怎么把“墨”写成了“黑”啦？如果当众更正，岂不大煞风景？还要留下笑柄。这时全场一片寂静。
只见张作霖眉梢一动，计上心来。故意大声呵斥秘书道：
“我还不晓得这‘墨’字下面有个‘土’？因为这是日本人索取的东西，不能带土，这叫寸土不让！”语音刚落，立即赢得满堂喝彩。
那几个日本浪人这才领悟出意思来。越想越觉得没趣，又不便发作，只好悻悻退场了。
马寅初投江求学
这是一个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真实故事。
在浙江嵊县浦口镇一个叫“马树记”的小酒店里，有一个叫马寅初的17岁男孩子，父亲名叫马棣生，擅长酿酒，因而“马树记”酒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他共有五子两女，马寅初在兄弟中排行第五。
马寅初从小聪明伶俐，父亲有心培养马寅初，期望马寅初将来能光大家业。随着马寅初将来能光大家业。随着马寅初渐渐长大，他开始不满意父亲对他一生的安排。他想读书，想到大城市里去读书！“我不愿意做生意，我要去上海念书。”马寅初向父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给我听着，你好好地学做生意，念书的事你别指望。”父亲用笔点着马寅初，因为生气，手微微地抖着。马寅初豪不示弱，他大声地喊着：“我就要去念书，我就要去念书。”父亲十分恼怒，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随手拎起一根鞭子，没头没脑地向马寅初抽去，嘴里还嘟噜着：“我看你还读不读书，我看你还敢不敢同我顶撞！”马寅初一面用手护着头脸，向门外退去，一面哭喊着：
“打死我也不做生意，我就要念书！”马寅初上午挨了打，越想越委屈，一怄气就藏到了鸡窝里。
马棣生找到一看，气恼地说：“好啊，你倒有理了，故意躲起来捉弄我们，看我不打死你才怪！”说完，一下子把马寅初从鸡窝里拖出来，劈头盖脸又大打了一顿。
秉性倔强的马寅初，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奋力推开父亲，向着镇外的江边跑去。
年轻的马寅初此进日寸胸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到外面念书，还不如死。”等马寅初醒来时，他发现除了家人外，父亲的好友张江声也围在他的身边。原来，张江声刚从上海回来，专门来马家探访，正巧赶上马家一家老小手忙脚乱地抢救刚从江中救起来的马寅初。得知的事情的原委后，他当即向马家表示：
他愿意出资供马寅初上学。
马寅初望着张江声，眼时充满了感激的泪水。马棣生将头扭在一旁，瓮声瓮气地向马寅初讲：“你就认他为干爹吧，还不赶快给于爹磕头！”“干爹！”马寅初哽咽地叫了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1899年初夏，马寅初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大上海读中学。
在上中学的三年中，他每学期考试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他深深懂得：他之所以能读书是以生命换来的，他不能辜负干爹，也不能辜负自己。
以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的马寅初，虽然一生坎坷多难，但无论是在蒋介石的集中营里，还是遭到极左路线的错误批判，他从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徐特立卖田为读书
徐特立幼时家境贫寒，9岁时才人私塾读书。13岁时，徐特立被立继到他伯祖母家，继承祖业。伯祖母家有些田产，生活富裕。但这样的日子仅过了3年，就因伯祖母生重病去世而结束。徐特立不得不中止读书，出外谋生。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一面在乡村当私塾老师，一面学写八股文，便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一年后，他已经会写八股文了，但对自己的八股文好不好，心中没数。为了得到名师指点，他专程跑到长沙，去请教一位闻名乡里的举人陈云峰。陈云峰学问渊博，因看不惯清朝官场黑暗，弃官退隐在家。尽管对徐特立的勤奋好学非常赞赏，但由于对八股文的弊病早就不满，所以陈云峰就没多加评论他的八股文，只是送给他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张之洞《輶语》即读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身受用不尽。”陈云峰再三叮嘱徐特立说：“我是很崇拜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先生的，他主张以旧学为基本，以外来的西学为用。他的《书目答问》是答复学生当前应该读什么书《輶语》是他撰写的立身之道和治学方法及读书程序的书。都是务实之道，学了够用一辈子的！”徐特立在长沙一家旧书店买了陈云峰推荐的《书目答问》，一口气看完。他很赞成陈先生的见解，迫切希望学一些“务实之道”的学问，以便学了“够用一辈子”。只是这么多书，既无处可借，又无那么多钱去买。
徐特立考虑了很久，想到了伯祖母留下的那点田产，认真算了一笔账：要读完《书目答问》所列的图书，至少要花十年时间，一年卖一点田产去买书，分十年卖完田，就差不多可以读完这些书了。徐特立在定下这个宏伟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后，就一边教私塾，一边变卖仅有的一点田产。
徐特立卖田读书到第八个年头时，传来了清政府取消八股文科举，改考经义，加试新学历史、地理的消息。十几万原来苦读八股文以求官的考生，面对新的考试科目，不知所措。徐特立这时已经自学读书8年，他想用这几年苦读的书和所学到的知识，来试试自己学到了什么程度。于是，他参加了在岳州举行的全省会试，在五千多名考生中，考中第19名，名中首校。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徐特立没有参加复试，但他却因此而名声大震，十里八乡纷纷传颂他是一个既懂汉学、又懂西学的“状元”，远近学堂都来聘他去教书。
不久，他又接到宁乡速成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让他到湖南最高学府云集的长沙去读书深造。在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宁乡师范速成学校的训练后，他结束了“以书为师”的个人自学，走完了漫长的自学道路。从此以后，徐特立告别了乡村私熟，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新式学校的教育事业。
只有一位读者的报纸
《顺天时报》在民国初期是销行数量较多的报纸。袁世凯平时专门看它。
1915年，袁世凯笃信，自己登基称帝的日子已经到来。因为最近的《顺天时报》篇篇都是劝袁尽早举行朝贺仪式，然后再择吉举行登极大典，召宴外国使臣的文章。这正好与算命先生给袁世凯批的八字相吻，又正好与袁氏祖茔守坟人韩诚带来的消息相应验。前不久韩诚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的曾祖袁保中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里许；袁氏祖茔附近生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并将一块刻写着“天命攸归”字样泥土斑驳的石块送上，说是最近在祖茔中发现的。
1915年12月13日上午9点，中南海居仁堂设好御案、御座，北京的文官武吏前来朝贺将要登极的袁世凯。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光着头顶，站在座旁，左手扶着御座扶手，右手掌向上，不断地对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的朝贺者点头。
然而，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袁世凯万没料到：日、英、俄突然转变态度，劝告他“中国实行帝制，将立即促起变化”。蔡锷率领护国军占领四川南部；贵州、广西先后宣布独立，陆荣廷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就连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联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外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
一天，袁世凯的女儿让丫头给她买点五香酥蚕豆来吃，无意中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与家里袁世凯每天必阅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找来同日的《顺天时报》来查对，结果发现内容根本不同。于是她拿那份真的《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厉声问：“哪来的？”然后找来大儿子袁克定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搞的。袁世凯气愤至极，用皮鞭子把袁克定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其实，看祖坟的韩诚来报“祖坟夜有红光、生盘龙紫藤树”的消息，也是急于当太子的袁克定一手导演的。
袁世凯在内外交攻下，气恼成病。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不久一命鸣呼。
特制的《顺天时报》，是袁世凯登极做皇帝闹剧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后，常为人们做茶余饭后的笑谈。
毛泽东拜师
赤县中兴，有赖城西真君子。
乾坤扭转，更须神州大栋材。
这一首对联，第一句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联，第二句是夏默安先生对答的联语，说起这两句联语，有一段有趣故事：
夏默安是清代两湖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湖南省劝学所的所长。他不但熟悉诗词曲赋，而且精通经史，著作很多，为两湖学者文人所翘首。
1917年阳春的一天，夏默安正在书房读书，家人来报：“门外有一年轻书生求见。”夏默安头也不抬，冷冷地说：“没空。”第二天上午，夏默安在后园赏花，家人又报：“昨日来的年轻书生又来求见。”他生硬地说：“我正忙着哩！”第三天，那年轻书生又来求见。夏默安见这位书生三顾师门，改变了态度。他开门相见，一声不响，只是在纸上写了一句上联：“绿柳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那青年看了，略一思索，便对道：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默安一听，对得巧妙，且得锋芒。连忙以客相待，说道：“少先生才深学博，年轻有为，不知高姓大名？”那青年谦逊地说：“老先生过奖了，小辈名叫毛泽东，字润芝。久闻夏先生才学非凡，特来拜师求教。晚生几次打扰，有请多多海涵！”“哪里，哪里！老夫不知毛先生光临，多有轻慢，请勿见怪。”一番客气话之后，二人便谈经说史，直至日西。
毛主席的一字师和半字师
1935年10月，毛主席写了《七律？长征》一诗，其中第三、五句原为：“五岭透迤腾细浪，金沙浪拍云崖暖。”两句里都有“浪”字，出现了语句重复。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和主席并不相识，看到主席此诗的原稿后，就建议将“浪拍”改为“水拍”。主席虚心地接受了罗元贞的建议，还称他为“一字师”这首诗发表时，毛主席自注云：“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个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他说，不要一篇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主席准备印发《七律？到韶山》时，向当时在他身边的梅白请教。梅白看了诗稿后说：“别梦依稀器逝川”这一句应改半个字，即把“哭”字改为“咒”字。毛主席欣然接受，称梅白为他“半字之师”。原作最后一句为“始使人民百万年。”梅白又指出有口号之嫌。毛主席又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最后一句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
冯玉祥送礼受礼
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抗战英雄冯玉样将军虽曾官至“副委员长”，却一生清廉、两袖清风，“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将军”、“民主将军”。不仅如此，他生性正直坦率，常常为人所不敢为，讲人所不敢讲，体现出卓然的硬骨头精神。但冯玉祥的这些特点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中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因此，他又被许多人看作是不可理喻的“怪物”。
1922年，正是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发迹的时候。湖南军阀赵恒惕，奉系军阀张作霖均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这年正是他的六十大寿，于是大肆操办起来。尽管当时西北数省连年灾祸，人民啼饥号寒，苦不堪言。
大人物做寿，自然非同小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正是巴结上司，联络情感的好机会。12月9日这天，张灯结彩，装饰一新的曹锟府邸门前，车水马龙，送礼祝寿者络绎不绝。直、鲁、豫巡阅副使兼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自任总招待员。为了给曹锟拜寿，当时的北京政府各部出动了七百多名官员，交通部特地开了两次专列。
看着珠光宝气、价值连城的贺礼堆积如山，曹锟的眼睛都笑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