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亲自出面力保陈毅元帅。为了保陈毅，周恩来真可说是“舍命保君子”。
周恩来保陈毅真是保到家了。他陪着陈毅多次到外交部、正义路“国际饭店”与人民大会堂等处，亲自主持和出席批判陈毅的大会。
陈毅受到严重冲击以后，心理愤愤不平，他有气无处出，找机会就到西花厅见总理一吐心中的郁闷。他是那时西花厅的常客，有时下午，有时傍晚，或是夜里，只要他知道总理在家办公，往往不请自来，并且经常独来独往，身边不带随员。
一天傍晚，陈老总吃完了饭，一身便服，手里拿着一把折叠纸扇，独自漫步走到西花厅大门口，恰好新换上的哨兵不认识这位首长。大概是从农村来的战士，加之看电影里的坏蛋都戴墨镜，此时看到陈总也戴着墨镜，敞着怀，一副落拓不羁的模样，便把老人家阻拦在大门口。哨兵的电话打到里边值班室，值班的同志接到电话知是陈总，立刻叫哨兵让他进来，说来也凑巧，这个电话恰好被总理听见了。他亲自出去迎接陈毅，还批评大家没有向值勤的哨兵交代清楚。周恩来和陈毅进办公室促膝长谈。
盛夏时节的一天深夜里，西花厅大门口第一道岗哨电话报告说，陈老总要来见总理，我得知陈总要来便主动到院子里去迎接他。当我走到内院门口时，恰好与陈总碰了个照面，见他身穿着汗衫敞着怀，手里柱着拐杖，脸拉得长长的，气鼓鼓的样子。
“张大夫，你看见王府井大街上人家给我画的漫画了吗？”他一见了我，劈脸就问。
“我听说了，但没有去看。”“那些个娃娃，懂个啥子叫革命哟！他们骂我两手沾满了鲜血，是屠杀亚、非、拉人民的刽子手！真是些……”他略一停顿，又拉开嗓门大声喊着往下说：
“漫画上画着我戴着墨镜，手里拄着拐杖，戴着法国帽。岂有此理！我的眼睛不好怕光，脚跟长骨刺不能走路，你是医生是知道的……他们是在丑化我，往我脸上抹黑！”陈总一面说，一面用手里那根拐杖朝地上使劲地戳得“咚，咚，咚”地直响。
“陈总，您不必跟他们生这样的气。您说话声音要小一点，红卫兵就在墙外边。”我提醒陈总道。
1966年7月份的中南海，已被千百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马团团地围住了。他们搭起了棚子、扯起横幅及标语，附近的电线杆上安装了对准中南海里边的高音大喇叭，安营扎寨组成“揪刘火线”。这样严重的噪音污染直接影响到周恩来办公、休息与健康，这叫做“造反有理”、“群众运动”，我们无可奈何。
周恩来同陈毅谈话结束后，我见陈老总肚子里的气好像消了一大半，我送他到西花厅大院门外。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外交部举行“批陈”会议，周恩来提前到达正义路会场现场，他派人先到会场里检查，看是否张挂了“打倒陈毅”之类的大标语。结果，发现会场的门背后与稍微隐蔽的一些地方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标语。周总理听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造反派立即清除这些标语，否则取消今天的会议。造反派口头上答应取下标语，但当会议开始后，他们依旧违背承诺，高呼“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口号，还有人企图揪陈老总，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周恩来发现造反派背信弃义是有预谋的。他立刻宣布结束会议，派人保护陈毅离开了会场。
8月中旬正值盛夏酷暑之时，一天下午3-4点钟，人民会堂大礼堂里正举行“批陈”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外交部、外事系统的院校及外事口各单位的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坐着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人，还有几个造反派头头。
会议开始之前，周恩来同造反派已谈妥：不许张挂“打倒陈毅”之类的大标语，亦不准呼喊同样的或是侮辱人格的口号等几项条款。
站在舞台上接受批判者，起初只有陈毅，后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亦被揪上台陪斗。
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大礼堂一楼的前几排位置，安排了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徒手的战士就座，以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
周恩来刚离开会场一会儿，造反派立即违约，“打倒三反分子陈毅！”、“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等大标语突然一下子从大礼堂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巨大的横幅，坐在一楼的人扯开同样的横幅。
刹那时，台上台下、楼上楼下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口号声及呼喊声喧闹成一片，气氛紧张极了。那些好事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喊“打倒陈毅！”坐在一楼靠前排的造反派开始涌动，解放军战士也只好站起身来臂挎着臂地奋力护卫，不让造反派拥到前面去。最后，造反派终于突破防线，一小伙人冲上主席台就对陈毅搞“喷气式”并动手打陈老总，把陈毅的眼镜打落下来。周恩来得知后十分气恼，多次出面都无济于事。
造反派的这一举动气得周恩来当场发作心绞痛，只得宣布散会，总理到就近的房间休息、服药、吸氧气与作心电图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