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日，在鱼肚白的晨曦中，一个新世纪向世人宣告它的到来。
那天清晨，上海的许多市民早早守候在窗台前，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下了新世纪第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壮丽情景。
这一举动本身，也许没有太多的含义，也许又包含着太多的意义。
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年代，中国是在革命、动荡中度过的。直到临近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由于一位伟人的决断，国家才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基调，才真正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潮之中，整个社会环境也更民主、更宽松、更多元化。所以，当一个世纪已经成为过去，一个新世纪在人们面前舒展开来的时候，不少过来人确实百感交集。他们无法想象新世纪结束时中国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实在是太遥远的事情。他们只能期望：新世纪能开个好局，少一点折腾，多一份和谐，让中国的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起来，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能过上更稳定更富裕的小康生活。
而对公共关系界诸多人士来说，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公共关系毕竟是个舶来品，从萌芽到成长只有短短10多年的光阴，且几度风雨，几番起落，很长一段时间内横遭人们的误解和指责。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也使公共关系行业在业务运作上举步维艰，使中国的公关人在自身发展上遭遇种种瓶颈，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在中国做公关确实很不容易。
但更多的有志者则认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因为不容易，才更具有挑战性。如果大家都能干，那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本书的许多主人公，也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冲进这一事业领域的。
而当新世纪渐渐拉开帷幕时，人们不无惊喜地发现，公共关系的运作环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引起业内人士关注的，也许当数北京申奥活动对公共关系的倚重。北京奥申委是1999年下半年开始组建的，但正式的对外宣传活动则是跨入新世纪后才紧锣密鼓地展开的。这届奥申委充分吸取了上一届申办失利的经验教训，在公共关系运作上精心安排，舍得投入。奥申委的负责人还为此专门拜访了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请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道豫会长等协会领导帮助筹划。同时，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奥申委都聘请了专业的公共关系公司，请他们提供申办思路和运作模式，并协助处理对外宣传和推广方面的事务。尽管能被北京奥申委青睐的都是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型公共关系机构，但内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意味深长——这是中国政府层面第一次公开且大规模地启用公共关系公司。中国官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雄辩地扫除了以往人们对公共关系行业的误解。这不能不给国内的公共关系从业人士心中带来一丝暖意，一缕曙光。
地处东海之隅的上海，自然不是申奥活动的风眼所在。但上海也不甘心被边缘化，也开始了自己的申办活动——向国际博览局申请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2000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国务委员吴仪出任主任委员，并很快就召开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有关申办工作进行了讨论。只不过，当时很多人还不是太清楚这“世界博览会”的来龙去脉和意义所在，所以，上海“申博”的舆论关注度远远比不上北京“申奥”。但结合这一年年初上海市政府有关会议上提出的把会展产业列为三大支柱产业来重点扶持的经济发展规划，公共关系界一些有心人士还是嗅出了内中的商机：会展本身就与公共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说上海申博成功与否，仅凭上海市政府拟大力发展会展产业这一点，就预示着公共关系行业的诸多机会。
更引人关注的是，随着年前美国《财富》杂志’99全球论坛的成功举办，再加上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后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普遍期待，上海出现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众多外资企业纷纷涌入这一片热土，国内一些知名企业也开始把总部（或营销总部）迁往上海。反过来，这也使一些先前已进入上海或本身就在上海的企业感到了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从而不得不在企业形象和品牌推介上真正下一番工夫。
当时，上海的专业公共关系公司确实还不多。打开上海电信编印的黄页电话号码本，大大小小的公共关系公司还占不了一页。据悉，对于是否要花钱在黄页上刊登电话号码，有些公关公司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们以往的业务都是靠原有的关系资源带来的。但不少公司都发现，步入2000年，打电话来咨询委托业务的企业渐渐多了起来。来电话的，主要是一些刚刚进入上海市场的外资企业，还有一些则是准备把战略重点迁移到上海来的外省市知名企业。由电话的初步接洽，到互发传真、当面沟通直至参与竞标，有的公共关系公司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咨询电话都能给公共关系公司带来新的客户。但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公关业务量的骤增，也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了自身对公共关系的需求。这一切都表明：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公共关系市场已经开始成熟，曙光在前，前景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