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网联公关顾问公司副总裁兼上海公司总经理
中学毕业时，怎么会想到去报考国际关系学院的？
当时比较特殊。因为国际关系学院是提前录取，学校要推荐。他们说要求以外语见长。我那时在学校里英语算是比较好的。我们那届6个班300名学生中大概排在前五名。另外，他们希望选男孩子，选一些政治表现比较好的。由于我高中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他们就觉得我要求进步，外语也不错，不妨去试一下。结果推荐了就考上了。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那个年代，农村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的父母对教育体制也不是特别清楚。他们就是觉得你受了教育，最起码能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父母原先就看准了两个方向：一个去学法律，以后做一个律师；另一个去考海运学院，将来当海员。因为他们有个朋友是海员。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员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比很多人都高。而从我自己来说，真正喜欢做的工作是当导演。现在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比较有童心的人，说我一笑就像个小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比较回归人的本性的地方，就是比较纯真，比较好奇，比较有梦想。我觉得，社会可能会给人带来一些经历，一些人生的领悟，但是社会也迫使人放弃了一些本性的东西，而艺术有可能超脱一些。
在国际关系学院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毕业以后干什么？
没有。当时没有任何感觉。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就是你虽然学这个东西，将来却未必做这个东西。你学了以后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尤其是我们这种学外语的，理论上说可以做编辑、做记者、做翻译，或者去当老师、搞贸易、做外交官等。但外语也不是一个能保证一辈子饭碗的东西。所以，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将来干什么。现在我倒过来想，觉得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应该是让人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锻炼一些基本能力。现在信息比较发达，教育手段比较多样化，应该是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就是你可以立足你的专业，但同时你也应该有一个别的爱好，或者辅修其他专业。这对将来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另外，我觉得教育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大家学会怎么样去享受生活。人的一辈子也不能只是工作，也还要有一些生活的乐趣。像绘画、音乐、舞蹈等，你学完之后，乐在其中，能陶冶性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大学教育只是你一辈子受教育当中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是你用相对集中的时间系统地去学习，然后跟一群差不多同样的人一起生活，一起交流，一起发展。至于说你学了之后会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你从事这个行业能不能做出成绩，这要让社会来慢慢教你。
所以，我走上公关这条路是比较偶然的。如果当时不是郭惠民老师推荐我去了中国国际公关协会，也许我就去做别的工作了。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在万博宣伟公司干了一年就离开了？这与当时IT行业的不景气有没有关系？
也可以说有一些关系，但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万博宣伟北京公司主要做IT的客户，当然也有一些消费类的客户。我们有一个团队是服务于IT客户的。后来，这个团队剩下的人不多了。当时IT行业的低迷，对整个公司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但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觉得从那个时候的商业环境来讲，国际公关公司在本土化方面做得并不是特别强。它有它的长处，包括它本身的品牌基础，它的知识体系，还有比较高端的人才储备，等等。它不足的地方是机制相对僵化，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也小。
那几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包括人的心态，发展得实在太快了。而一些国际公关公司所选择的还是相对比较稳也比较慢的一种发展模式。这可能和它所赖以发展起来的产业环境有关。这些国际公关公司原先在国外的环境中发展也是比较快的。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把一些核心的东西积淀起来，认为这是必须坚持的理念、价值观和操作模式，包括跟客户的一种共识等。但在中国市场上，由于本土化做得不够好，就会让年轻人感觉有一点受束缚。而对以人为本的公关公司来说，束缚了人的发展，也就是束缚了公司的发展。其实，对于什么才是适合本土的公关行业操作模式，当时大家都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总经理、总监一级人士的判断。但当时在北京的国际公关公司里，做到总监以上级别的大多数是台湾人和香港人。这些港台人士对内地的本土文化了解一点，但他们毕竟不是在这个环境成长起来的，所以还是有一些隔膜。这大概是导致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相对来说，那个时候一批本土公关公司的发展势头就比较猛，在尝试着给客户提供整合的服务，用人机制也比较活。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海天网联公司。
你到上海以后，一开始就那么几个人，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2002年年初到上海的时候，北京一些本土公关公司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发展得都不是太好。比如蓝色光标，那时候马犁还没有来，蓝标上海公司面临着变动，很多人要走。我就从他们中间找了两个人——这应该不算挖人吧，因为当时他们正好要走。一个做客户的，一个做媒介的。这两个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第二个就是认识了王虎和张洪亮。他们推荐我们去做上海大众，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方法。这给我最开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那时正好赶上汽车行业爆发式的发展。我们和上海大众合作了大概两年半时间，在人力和物力的储备上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北京那边开始实行指标考核。当时Mark（周元晖）跟我说要做一个三年规划，包括营业指标、赢利指标、人员配备、客户结构，还有新业务开发的方向，等等。2006年制定的营业指标是2500万，员工人数控制在35人；2007年制定的营业指标是3500万，员工人数40人左右；2008年制定的营业指标是4200万，员工人数达到60人。那个时候我敢做这种规划，因为有很大的市场容量。但是现在如果再让我去做的话，我可能就相对保守一些。我的感觉是：公司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一些，但是效率会相对低一些，公司转型会慢一些。你自己的成功，概括起来的话，有哪几点可以谈谈的？
我觉得，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我留在北京的话，我觉得不会发展得这么快，顶多可能做一个部门的领导。而上海这边虽然是白手起家，但从头到尾就是在负责一个公司。而你不坐到这个位子上，考虑问题也就不会那么全面。其次，我本人是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人，对公关这个行业有热情，不会满足于现状，总想让公司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还有就是和自己做人的风格有关，就是做事情比较公正，基本上是按着比较规范和专业的方法去做。
至于性格方面，我觉得一是不肯服输，二是比较乐观，看问题更愿意看到积极的一面，所以没有被压力打垮。这可能和年轻有关系，觉得既然做了就应该做到最好。
在上海这么多年，对上海公共关系行业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来上海这几年，正好看到了整个上海公关业的发展，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上海的公关市场经过5—10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可以与北京抗衡的市场。虽然业务模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市场容量上，可以与北京相抗衡。尤其是随着长三角整体经济的发展，消费力的提升，已经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行业，包括消费品、奢侈品、动漫等。这就给公关业提供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但上海公关行业的发展，也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需要有领袖气质的人士出现。无论是在企业内部、公关公司，甚至包括公关理论和教育界，都需要有领袖气质的人士出现，能够比较好地引领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第二，上海还需要培养和造就更多资深的公关人才。这方面，上海现在与北京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第三，有特色的公关公司还需要再多一些。这个特色不一定是规模，而是在某个领域，比如奢侈品公关、金融公关、文化传播等方面，能出现几个有特色的公司。当然，关键还是要规范和健康地发展。速度快不一定是好事情，公关公司数量多也不一定是好事情，还是应该相对稳健一点。
从展望来看，上海需要资源的更好整合，有更强的行业组织去为行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培训，加强行业内的交流。另外，我觉得上海要把一些重大的公关事件策划好。通过一些重点的事件来突出这个行业的影响力，包括一些公关公司的影响力。其实有些事情上海几乎每年都在做，但大家往往没有注意到公关在背后所起的作用。
最后一个话题，谈谈你的生活情趣和爱好。
我是学英国语言文学的，所以我对文学一直是挺爱好的。虽然现在读名著的时间不多了，但有时还会做点翻译，写点东西，比如游记之类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和文学有关的东西。生活中，我对探索新的东西比较有兴趣，比如说买了车之后，我就经常一个人开车去一些比较陌生的地方，而且相对比较远。我开车去过黄山、庐山、青岛等地。而且，一般出去的话，我都不提前做什么详细计划，往往是想走了拔腿就走。除此之外，零零散散的还有一些其他爱好，比如喜欢一些比较高雅的艺术，像歌剧、话剧等。原来觉得还应该学一点和音乐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弹弹琴之类的，但是没有耐心去学，哈哈。
朋友们说我开车很凶猛，其实我就是开车比较快，但还是很守规矩的。也有人说开宝马的开车都很快。这个你不信还不行。因为选择什么品牌，挺能体现一个人的个性。凡是比较喜欢开车的，希望享受驾驶乐趣的，操控感比较强的人，大概都会倾向于去买宝马。不管怎么说，我买这个车好几年了，跑了那么多地方，还真没出过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