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替徐铉“雪冤”一案中，被贬商州，为此还写了《三黜赋》，内中有句云：“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这几句话好懂，意思就是虽然连续遭遇贬黜，但我还是要走正道。“正直”与“仁义”，是他一生所要坚持的内核。凭着这一篇东西，他成为“贬谪文化”的中坚。中国历来不乏因贬谪而知名的文人，此前，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故实广为人知。此后，范仲淹连续三次被贬，第一次，有送行的人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尤光！”故史称范仲淹“三黜三光”。王禹偁在真宗朝曾有变法主张，可以称得上是范仲淹“庆历变法”的先声。
被贬黜，一是官职下降，一是俸禄降低。因此，按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会认为这类人“吃亏”。但正是这类“吃亏”，有了道德预设：被贬黜的官员，都是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道义担当，敢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仗义执言的人物。士风以为被贬光荣，被贬者也认为被贬光荣，于是，凡“以道事君”而不是“为稻粱谋”而“事君”的，有荣誉感的士大夫，就有了不怕贬谪而坚守圣贤立场的故实。有意味的是：朝廷与君王也容许大臣们以被贬而自豪。在这类奇妙的“默契”中，推演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贬谪”文化现象。
王禹偁在为太祖皇后“仗义执言”被贬后，好友苏易简中进士第一的那一榜，有何进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这些人都很钦佩王禹偁，于是由苏易简带头，联名给太宗上奏，请求给王禹偁送行。太宗答应。到了那一天，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将贬官送到西短亭，诸生在官桥之下向王禹偁拜别。王禹偁很感动，写诗给苏易简留念。但送行者还是有些害怕，不大敢过于亲密。只有一个叫窦元宾的书生拉着王禹偁的手流泪说：“天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安排吗？”王禹偁记住了他，后来有诗给他，内中两句道：“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
白体诗《畲田词》
王禹偁是宋初著名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宋初有三家主要诗派：“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王禹偁在“白体”阵营中成就最高。他有一首《畲田词》，颇为时论所赞赏：“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这诗写的是部落族人刀耕火种的景象，很像古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风景，看似对“尧舜”有“不敬”，事实却是传统政治哲学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对“尧舜”的最高褒奖。其大义就是：无为而治。君王朝廷国家政府不对士庶指手画脚，士庶在自发秩序环境下，在充分自主的自由选择中，安居，乐业。现代充分市场条件，从根本上推演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安居乐业”是《击壤歌》也是《畲田词》的主题，更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落实于民间的至美风景。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居乐业”。
他的词也写得好，可惜传世的只有一首《点绛唇》。词曰：“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这词好在哪里？实在不是“赏析”类文字可以说清。读下去，反复读，吟诵，就会慢慢发现词的美。王禹偁仅凭这一首词，足可以进入宋词大家行列。
他的诗晚年开始学习杜甫，曾经偶尔写诗，与杜甫暗合，就记录此事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本来想做白乐天白居易的后进学生，但也敢于期许我的前身也许是杜甫杜子美先生。
他散文成就也是宋初翘楚。他的政论散文《待漏院记》有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这在“君相博弈”的政治大环境中，将“相权”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他是最早认识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物之一。
馊主意
王禹偁做左司谏时，曾经给朝廷出过一个建议：
“请自今群官诣宰相及枢密院使，并须朝罢于都堂请见，不得于本厅延接宾客，以防请托。”请从现在开始，大小官员要见宰相或枢密使，都要在退朝以后，到都堂去求见，宰相和枢密使，不能在东府或西府之本部大厅接见宾客。——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搞私人请托。
司谏，是言官，主要负责考察朝廷缺失，一旦发现，就要直言论奏；如果事情较大，还要敢于当廷谏诤。王禹偁在朝堂日日观察得失，发现有人不尴不尬走后门，办私事，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试图杜绝私人走门路、通关节，立意也是为公。但这却是一个馊主意。
此事涉及太宗朝的“广开言路”政策，也与一个叫王沔的人有关。
王沔是一个颇有机心的人物。
当初，他曾经与张齐贤一同执掌枢密（略相当于国防部或参谋联席会议）工作。等到张齐贤外放，出守山西代州时，王沔有机会升职为枢密副使，并参知政事。五代以来，文官兼任枢密武职很常见。枢密院称“西府”、政事堂称“东府”，二者同在一个大院，人称“二府”。“二府”之间是都堂，应为二府合议或接见宾客之地，是总的办公地点。陈恕当时主管央企盐铁工作，也来到东府。但陈恕生性“苛察”，王沔在中书政事堂做过一些不漂亮的事，很担心同僚有人跟陈恕说旧事，于是很不自在。
这时候，左司谏王禹偁上书，提出那个建议。
王沔觉得这个主意正好可以分离政事堂人跟陈恕等人说他的往事，就上书力挺王禹偁，认为此事可行。
太宗一时昏聩，觉得既然能施行，也好。就令御史台宣布这一决定，施行之。
这不是个小事。
王禹偁的这个主意等于鼓励皇上猜防大臣，离间君臣关系。按儒学意见，这不是“诚之道”。
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太宗朝虽然还在开国之初，“人才粗疏”，但就中也有明白人。反对王禹偁这个意见的明白人是左正言谢泌。
“左正言”，在唐代就叫“左拾遗”（杜甫就曾做过“左拾遗”），与王禹偁的“左司谏”都属于谏官，地位略低于“左司谏”，负责观察并提出各类批评性或建议性意见，也称言官。
谢泌是太宗朝推动言论自由的重要人物。
在王禹偁提案之前，太宗一直提倡士庶上言，但到了端拱初年，读书人见到上书言事往往可以封官获赏，于是言事者越来越多。之中所言事，良莠不齐。于是太宗下诏给阁门，也即接受士庶上言的办公室，只接受那些不怀有“侥望”之心的上言。所谓“侥望”，也即“倖心”，意思指试图借助上言而得利的心思。这样一来，面对种种上言，阁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这位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啊？如此一来，从阁门这里接受上言时，事先就有了盘问。阁门官员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诘问。这样，一方面是从阁门开始，就按下了很多上言；另一方面，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类问诘，更不想得到“侥望”的讥评，干脆放弃了上言。史称“由是言路少壅”，从此士庶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壅塞，不够流畅。
显然，对于广开言路而言，这不是吉相。
谢泌于是“抗疏”，直言诏令之非。他针对太宗的诏书批评说：
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国内政事也还没有太平。这时候，即使是狂夫之言，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择选。假如像现在这样，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就会遭遇壅蔽。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就可以了。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这样，所有上言人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说出来，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遭遇如此犀利批评，没脾气，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谢泌又遇到左司谏王禹偁所谓“杜绝请托”的谏言，忍不住又上了一本，批评王禹偁，也连带着批评宋太宗。他说：
伏睹明诏，不许两府接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苟非接见群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为虑。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请谒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求之门，岂无它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谢泌看到了关于不许两府接见宾客的诏书，窃以为这是猜疑大臣有私情的诏书。天下那么大，陛下那么忙，所以才将个人的聪明才智寄托于辅臣。如果不是接见群官，怎么知道朝廷以外的事情！古人有言道：“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是国运衰末，强臣专权，那个时候，怀疑大臣还说得过去；现在陛下已经收拾天下，总揽了四方豪杰，朝廷并无巧言令色之徒，地方并无姑息放纵之将，礼乐征伐各种重大命令都从天子发出，为何要怀疑执政大臣，做这种衰乱之世的事儿呢？假使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既然用的乃是合适之人，放权给他，又干吗要怀疑他呢？就算杜绝公堂私人请托之事，难道两府大臣就没有自己更隐秘的私室了吗？杜绝相府请求这个门径，真想请托的人，难道找不到其他门径去请托吗？这个诏令可不是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令诸大臣舒展四体报答陛下之道啊！左司谏王禹偁对国家大体太糊涂，昏头妄语，以此遮蔽了陛下的聪明，概属于狂躁之言，不可推行使用啊！
史称“帝览奏嘉叹，即命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皇上看罢谢泌的奏章很是嘉赏赞叹，当即命令追还前面一份诏书，并将谢泌所上的奏章交送史馆存档。
谢泌，是东晋太傅谢安的二十七世孙，有文采，著述多种。多次给太宗、真宗进言，他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采纳。作为言官，谢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整理混乱，就提出要按照唐代“经史子集”分作四库的做法管理大宋的藏书。太宗觉得有理，就按他意见做，并让他出任四库“集库”的主管。
当时升殿奏事的人，得到皇上认可后，就带着奏章到有关部门去“传达”，这个过程难免有“巧妄”之举，也即投机取巧，妄言夸大的举动。谢泌就上言，要求从今往后，凡有上言，属于政事的，要送中书，属于军机的，要送枢密院，属于经济的，要送三司，都要经过复核，而后执行。这样，就避免了执行“准奏”时的人为走样。谢泌的这个意见，被采纳后，成为大宋“定制”。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谢泌，是赵炅很喜欢的一个大臣。
有一次，谢泌在史馆负责安排落榜的举子，当时落榜者不少，有些谣言在流播，以至于有些举子“怀甓以伺其出”，“甓”就是砖瓦，落榜的举子们不服气，以为谢泌不公，怀里揣了“板砖”准备给他一下子。谢泌听说后，从其他小路踅进史馆，躲起来，多日不出门。
太宗听说后，大笑，对左右说：
“谢泌职责是考试审校，哪里敢营私舞弊！这是落榜小人不自己掂量分量，反过来埋怨主考官。但这事也不得不防。”
于是问左右：“做什么官，前后的引导、警卫比较雄伟，以至于城里人都得回避一下？”
左右奏道：“只有台省知杂，比较威风，很多警卫，闲杂难于靠近。”
台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也包括御史台，知杂，是御史副职，负责纠弹百官，大约得罪人较多，故出入府院，保卫工作做得比较认真。
太宗听后，就任命谢泌做了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以此来避免遭遇“板砖”之祸。
谢泌生性朴素简易，对道家方式有个性化理解。据说他临终时，沐浴更衣，穿了道家服装，焚香端坐而死。
谢泌多次议论时政得失，所论一般都能切合时弊，多次令太宗收回已经发出的诏书。太宗为此很高兴，更多次嘉奖他的忠诚。有一次，在便殿公干，太宗当面表扬了他。谢泌回答说：
“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竭诚。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乱！”
大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专权，当时也是出任左拾遗的言官孟昭图求见不得，就给唐僖宗上书，直言田令孜之罪，被田令孜按下奏章不报，同时还假传圣旨贬孟昭图外放，路上又派刺客将孟昭图冤沉水底。
谢泌就是这样抓住一个个机会，规劝太宗赵炅做好事别做坏事。
史称太宗听了谢泌这一番话“动容久之”，很长时间情绪激动难平，他太需要这样直言上书的忠臣了！
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虚怀纳谏的君王。这方面，他比乃兄赵匡胤做得还要出色，甚至比宋仁宗也要出色。他是真诚喜欢直言的性情中人。宋仁宗虽然也鼓励直言，但真的面对直言，他也往往气得鼓鼓的，不过是碍于经筵教导（少年时代受过的儒学教育）、祖宗家法、成人理性，“忍”着不发作而已。忍着忍着，忍到后宫，还是忍不住要背后发牢骚。太宗不必。太宗听到直言，如果感觉有道理，马上接纳，会很自然地改正错误；如果感觉没有理，他就沉默，即使被臣下误解，他也不做解释。这方面的坦荡与气度，超过了赵匡胤，也超过了宋仁宗。赵匡胤有时还会为大臣的直言气恼，要不就抓过铁斧子把人家的门牙敲掉，要不就拿一支墨笔在人家脸上画花脸。
太宗赵炅，确有异禀。
王禹偁要求“杜绝请托”，却导致“言路壅塞”的公言上疏，是文人从政的一个教训。假如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仅仅凭借情绪化冲动，在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动作中，很有可能走向了“政治错误”。政治，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形式，它的内部展开，很复杂。自以为“正义在胸”，但没有足够的世事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并不能保证言说的正义。
大言柳开
宋初文人，还有个柳开。
他比王禹偁略长几岁，是一个言说中笃信孔孟之道的人物。他自诩：“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论点，后来有很多评说，大意是认为这是视文学为道统的附庸，因而不可取。但事实上这是个难度很大的工程，不是不可取，而是做不到。柳开如此自我期许，除了一点比喻的意义之外，实为大言。后人之“道”，追踪孔孟尚不能及，径直说自己的“道”就是孔孟之“道”，言过其实。至于说柳开我之“文”就是孔孟彼之“文”，那距离更大，他无能达致这个圣贤高度，因为他不是圣贤。
柳开充其量属于“狂狷”者。
柳开有粗野狂妄的作风，他的名字都带着自命不凡的意味。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所以名“肩愈”，是比肩韩愈的意思；又字“绍元”，是接续柳宗元的意思。后来对韩柳有了意见，又改名“开”，字“仲涂”，号“补亡先生”，意思是由他来开出大道，补缀前贤之不足。
他在太祖开宝六年（973）中进士，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司寇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知常州、润州，做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年间，做监军，因用兵问题，与主帅有冲突，被贬。后又复官。真宗时代，加如京使，知代州、忻州，咸平四年（1001）卒，年五十四岁。
柳开算是唐宋古文运动在宋代的先驱人物，算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在倡导质朴文风，反对浮靡文风方面，他成就斐然，令唐末五代以来的文章风气有所变化。
但他自己文章写得一般，没有多大影响力，还没有他的轶事影响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