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的他“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父对此并不太在意，“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他遂能够“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但这位“命世之才”也决非“不学无术”之辈。当时的著名评论家许劭在每月初一发表“月旦评”，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遇到的不是“治世”，那他大抵只能做“奸雄”。早在负责洛阳治安时，他就名震朝野，因为用五色大棒打死了皇帝宠宦蹇硕的叔叔，“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从而使得“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这时的曹操还渴望成为“能臣”，或者说他对时政并没有绝望，但是他的上书总是如“泥牛人海”，他的肃清吏治的努力没能扭转时局，而未遭到杀身之祸大抵都是因为有权重一时的父亲做后台，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他对做“能臣”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他毕生最漂亮的举动大概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掌握了汉政权，“朝天子、佐王室”的他这样就可以“兴义兵、诛暴乱”，于是就有了讨伐董卓，征讨袁术，伏杀吕布，平定乌桓，剿灭刘表，驱除孙权，袭击刘备……“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资本是他不能丢弃的旗号，也注定了他无法称帝。
曹操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他不愿意步袁绍、孙策、刘表等人的后尘。正义的旗号和过硬的军队是他成功的基础，他知道自己的资历、地位和实力比不上很多人，当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他只能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这或者也是他“机警，有权术”的重要表征。终于等到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他的优势逐渐增多，因此当部属建议他登基之时，他的回答意味深长：如果天命真在我身上，那就做个周文王吧！
成事的他开始报复，以往让他不舒服的人都要遭到麻烦。在报杀父之仇的时候，他在敌人的都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都被尸体堵得不能流通，顶撞过他的人也大都没有好下场，对有“伯夷之风”的崔琰以“腹诽心谤”的罪名杀了；对“神童”“义士”孑L融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礼”的罪名杀了；对意气用事的祢衡以流放的方式借刀杀了；对“才思敏捷”、好耍聪明的杨修以“露泄言教，教官诸侯”的罪名杀了……宁可负天下人的他似乎总是让倒霉的人死得不明白。
这其中其实大有道理。崔琰的“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的态度令“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却随意说出“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话，曹操不愿意“变”，于是以暴力抵制“诽谤”；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之死全在于刻薄而攻击时政，对他的诛杀也有匡正风气的意义，因为以“清流”标榜的人是不会认同“不孝”的；祢衡的倒霉全都是咎由自取，他的狂悖无礼是极其遭人讨厌的；而杨修的被杀似乎因为受到曹植的牵连，曹操要以这种方式让世人感到“天威难测”。
这位“奸雄”实是“真豪杰”，他的哭郭嘉、照料背叛并追击自己的陈宫之妻儿等都是真性情的流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没有真的豪情，如何能吟出如此歌咏？他还非常洒脱，当西征马超的时候，很多士兵在战场上争先恐后地看他，他也毫不客气：“曹操和你们一样，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是比你们多点智慧！”
曹操的深沉并不是一本正经，那样会让人觉得不可亲不可近，他的挥洒真是丝毫也不做作。将韬略和率真融合起来，确实难能可贵，也让境界在“灿烂”“星汉”中得到提升。比如丁夫人因为养子的阵亡而离去，让他很是伤感，为此专门到岳父家拜望。丁夫人只顾织布，对他的到来表情淡漠，他爱抚着她的背温柔地说道：
“跟我回家好不好！”以他的地位拥有这番柔情实属不易。据说他临终时，嘱咐让婢妾和艺妓们住铜雀台，让宫女学着编丝织品，不要在祭祀之时浪费……还专门要曹丕照顾最小的弟弟曹干。这时他已经九泉含笑，其格调和品位也被写进了正史。
改革不能不周知社会
王安石的经济眼光与今人接近，主张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稳定国库的总收入。其改革之所以遭遇诸多困难，在于不周知社会，不具备基本的商业经济条件。这位具有超前目光的人很悲哀，改革的高明设计者未必是成功的改革者。
历史上一厢情愿的改革总是以失败收场，比如说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属文动笔如飞”，“议论高奇，能以辩驳济其说”，20岁中进士的他在地方任上兴修水利且改善交通，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开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得到百姓的爱戴。如此才华横溢且务实的他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宋仁宗当政期间，虽然任用过范仲淹、包拯等正直的大臣，但是国家因为没有改革而衰弱。20岁的宋神宗是个有为青年，决心改变国家不景气的情况。周围老臣已暮气沉沉，改革的得力助手难找，当时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很有见解，得到神宗称赞，韩维告诉神宗：“我的见解源于王安石。”宋神宗遂将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使之成为御前顾问。
当接到宋神宗召令时，王安石感到机会来了，刚到京城就进宫谈话。神宗问他要治理国家，如今应该从哪儿着手？王安石从容不迫地说：“起初要改革旧的法度，继而建立新的法制。”当晚就写了详细的改革意见书。神宗认为其意见很合自己的心意，遂对王安石多加提拔。此后，王安石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大张旗鼓地变法图强。此举几乎遭到满朝重臣的反对，神宗为此特批年轻官员协助其工作。“反改革派”或贬或退，能与王安石合作的韩绛、吕惠卿等此后都被称为“小人”。
王安石的经济眼光与今人接近，主张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稳定国库的总收入。他逐渐放开手脚改革，设立了专门机构，主要贯彻的是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在变法过程中，政府鼓励地方开垦荒地，民户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按贫富等级纳免役钱，以往可以免交的官僚地主也被取消特权。此举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政府还核实土地数量，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及人口。按住户抽取保丁，在农闲的时候练兵，有战事的时候编入军队打仗。
由于他的改革“太锐”，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处境也就渐渐不妙了。很多人说他不守祖宗的规矩，而且不怕天变，这让宋神宗感到为难。王安石对此却很坦然：“陛下认真处理政事，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地方的意见，也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只要我们做得合乎道理，又何必怕别人议论呢？至于老祖宗的规矩，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用好的方法加以取代。”宋神宗还是动摇起来。后来，河北地区大旱，断粮的农民到处逃荒，有个官员趁机画了“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盖因王安石变法而起，恳请圣上将王安石撤职查办。曹太后和高太后也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变法，王安石只好上书辞职。
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遭遇诸多困难，在于不周知社会，不具备基本的商业经济条件。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和垄断”。仅仅具有超前眼光的王安石是悲哀的，辞职后的他到江宁府去休养，次年被召回京城做宰相。谁知刚过几个月，天空中划过了“扫帚星”，这种被时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又使神宗慌乱，保守派趁机攻击变法，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再次辞职。
这位大学问家是改革的高明设计者，却不是成功的改革者，他劝勉宋神宗“因循末俗之弊”，措辞切直且极有分寸，而洋详万言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事书》也被梁启超认为是“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有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笔锋锐利而寄意深远，敢于批评当朝的腐败，且直接主张“改易更革”。在得到变法契机之后，使得“心哀此黔首”的感情化作实践的力量，而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正是这种激进改革，触犯了当时很多贵族的利益，又没有得到足够理解，很多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举动没有得到当朝者的积极肯定，其拥护者也遭遇困境。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他感到些许的安慰，那就是承受“靖康耻”的宋徽宗曾经使之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只是那时候金兵已经过河了。
事情往往只有得到广泛支持，才可能迫近预期目的，否则再好的创意也可能因为反对的声音而流于苍白。发生在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过早地触犯权贵，无疑为变法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而在循序渐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为他所忽略的，应该设置好法律和情感的价值标准，法律是强制和防范的，而情感则是抚慰的是倡导的。尤其是在法律权威缺失的封建社会，忽视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在情感的失衡中遭到惨重失败。当然，北宋政府难以成为重视商业的典范，这是失败的历史原因。
能力卓越，力专政
他的与众不同在于谋划能力的卓越，在抓军队战斗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生产，登基之后便暴力专政。尽管促进了皇权巩固，但屠戮范围过大。其杀戮没有阻止政变的发生，其四子正是用类似手段奠定了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