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的调节、变换和穿插对于保持观众注意力的重大意义，可以从很多实例中体会到。美国戏剧教育家威·路特在他那本作为剧本写作指南的书中论及悬念时曾举过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在一次拳击比赛中，一个年轻运动员被一个彪形大汉一次次打倒，他爬起来，又被打倒，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是毫无获胜的希望，眼看就要被打死。这一情节的毛病，与下面一个情节作一下对比就可看出来了：年轻运动员被打倒了，但他马上跳起来，反把大汉打倒；观众一见势均力敌，立即提起了兴趣，果然，“砰！”年轻人又被打倒，而且这次还受了伤，观众为他捏一把汗；但是他又站起来了，扭住大汉，狠揍一顿，大汉又反击，各有胜负，直到高潮，年轻人已被打得不能动弹，裁判员对他数数，看来已经无法挽回了；但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拳把大汉从赛台上打了下去，于是观众欢呼……
根据这个例证，威·路特指出，不能把悬念之弦向着同一个方向、以同一种方式来绷，因为这样会使观众因重复而厌倦，结果只能是注意的松懈；相反，倘若采用上述第二种方式，全剧的每一个段落都会被观众密切注意。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中国不少传统戏曲剧种都乐意演出的《苏小妹三难新郎》。苏小妹给新婚丈夫秦少游连出三个题目，考试合格方得进入洞房。对于戏剧家来说，这三个题目的难易程度如何搭配呢？第三题应该最难，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一、第二题应该如何排列？可以采用爬坡式，即一题难似一题。然而依据节奏调节的需要，不妨让第二题容易一点。秦少游面临第一道难题，动了脑筋回答出来了，欣喜中还有不少紧张，等待第二题。而第二题却是相当容易，于是他得意了，观众与他一起松了一口气，不再为他担忧了。正是这时，第三题宣读出来，一下子把秦少游推入了难以脱出的困境。由于答第二题之后他曾轻松，于是此时又使观众在有趣的对照中加强了注意。尤其重要的是，一题难似一题的爬坡式，观众当然也未必会松懈注意，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考题本身，比较狭隘；而中间让秦少游松一口气，观众的注意力必会集中到秦少游乃至苏小妹的人物性格，兼及舞台上的气氛变化。这就是说，一经调节，观众的注意力更弘广、更深入、更细致了。
在戏剧中，凡是需要浓笔重彩地加以刻画的地方，最好设法把“点”拉成“线”，延长观众对这种地方的注意时间；而只要懂得调节，就可以使注意力有效地延长。周信芳演出的京剧《天雨花》写到一个势利可笑的知县与八府巡按左维明的周旋，可以作为有效延长注意力的例证。照理，把知县对下踞傲、对上谄媚的态度进行短距离对比，已经可以有效地刺激观众的感知，但戏剧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这一“点”上拉出了一条几度起伏的长“线”。知县不认识左维明，于是一仍惯例，命令来者报出身份，但当来者刚刚提出“左维明”的名字，知县大吃一惊，连称死罪，恭敬跪拜——这已构成节奏的第一度变换；但在此时，知县听到了真的巡按来到的消息，于是立即又把座上客打成阶下囚，重新声色俱厉起来——这是节奏的第二度变换；然而，原先那个被认为冒充左维明的人并非骗子，而确是左维明派出的随从，于是，当真的左维明登堂下视，看见跪绑之人，知县又一次陷入了难堪之境——这是节奏的第三度变换。这些变换，耗费的时间不短，刻画的只是一个焦点，但观众并不感到厌倦，注意力始终非常集中，原因就是这种处理很像上述拳击赛之例，在一来二往的更替中获得了心理调节。
德国思想家席勒指出，戏剧诗人不能单靠刺激来加深观众的印象，“因为我们的感受功能受到的刺激越猛，我们灵魂为了战胜这种印象而发出的反作用也越强”。如果要使观众的心灵持续在某种感受上面，“就必须把这种感受非常聪明地隔一时打断一下，甚至于用截然相反的感受来代替，使这种感受再回来的时候威力更大，并且不断恢复最初印象的活泼性。感觉转换是克服疲劳，抵抗习惯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席勒：《论悲剧艺术》。）席勒的这一论述，是观众心理学的重要原理之一，他所说的“感受”，并非局限于注意力一端，却也包括注意力在内。
三 注意力的分配
从时间的角度研究了观众注意力的持续之后，还需要从空间的角度研究观众注意力的分配。
舞台所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情境、浓缩的世界，所以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要兼顾许多方面。但是，注意力是一种集中和指向，面面俱到的注意就无所谓注意。因此，必须妥善地对注意力进行分配。
注意力分配的中心课题，是如何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目标上。
为了把握观众注意力分配的重心，从剧本创作开始就要减少头绪，万不能“令观场者如人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这一点，几乎已成了世界各国剧作教本的共同定规。头绪减少到何种程度，论家标准不一。李渔曾主张“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做到“文情专一”。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家对于剧情线索的精简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在许多剧作家的创作中，剧情线索并不完全是单一的，却必然有比较单纯的主旨，使观众的注意力找得到脉络。
在舞台演出中，“一台无二戏”，一切干扰注意力集中的因素应努力排除。浅而言之，群众角色不能抢了主角的戏，道具和布景更不能造成注意力的分散；深而言之，即便是再现代的“复调结构”、“无逻辑对比”、“故意的纷乱杂陈”，也不能在同一时间造成观众注意力分配上的困扰。这个道理比较浅显明了，不必多加论述。
观众注意力的分配除了把握重点之外，还有进一步的复杂性。有时观众的注意力似乎全部都贯注在重点区位的主要演员身上，但只要台上某一个角落略显异象，观众还是能注意到。这种旁及，从消极的角度看，台上任何不甚检点的艺术因素都可能分散观众的注意；从积极的角度看，戏剧家若要把观众的注意力挪移开去，即让原先不作为注意重点的内容升格为注意重点，或者让隐伏了一阵的人物和事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都有了过渡和缓冲，不至于猝然突至，使人毫无准备。
观众注意力的这种边缘关顾机能，为注意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也使转移后的注意力增加了有意注意的可能。观众的注意力可以灵敏地觉察到台角上那个现在还寂寂无闻的因素正在萌动着某种活力，准备升格为舞台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注意力很像乐队指挥的注意力。乐队指挥的注意力的分配既重点突出又全面顾及，哪一个演奏员的小疵也逃不过他的听觉。他不仅注意到音量渐大、渐小的乐器，而且还注意着那些暂时停歇着的角落。总之，这是一种极为复杂又极端灵敏的注意状态。
中国戏曲界老艺人喜欢用的“留扣子”、“抖包袱”这两个术语，形象地表明了注意力的隐伏和再分配的关系。一出戏在进入的部分，似乎很不经意地交代了一些人物关系和事态线索，在以后的剧情中不再提起，但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突然出现了那一点因缘，观众至此才知原来貌似不经意的提及，实为留下的“扣子”，埋下的伏笔。
那么，非常轻淡的伏笔会不会根本引不起观众的注意，当“包袱”抖开时观众竟完全忘掉了前面留下的“扣子”呢？不会。只要戏剧家曾经点到过，到时候也就能点得醒，观众分匀出去的那一点不易察觉的注意很快就能风云际会，成为注意的重心。
观众的注意力有时间上的贮存功能。
中国好几个戏曲剧种都演出过的《连升店》有一个喜剧性片断，穷苦举子王明芳赶考投店，店主人是一个势利小人，见他衣衫褴褛，极尽讥讽凌辱之能事。等到王明芳得以高中，店主人摇身一变，阿谀奉承不一而足。王明芳为解被辱之恨，故意重复当初的对话，店主人同话异说，判若两人，使观众不断地发出会心的哄笑。
但在演出过程中，两段戏相隔的时间并不短，这就依凭了观众注意力的贮存功能。戏曲艺术家并没有笨拙到让王明芳责问店家：“你当初不是说我……吗？现在怎么出尔反尔了呢？”他们自信，当初贮存在观众脑海中的东西立即就能轻易地调动起来，构成跨越时间的明显对比。一切有价值的贮存，始终处于审美的敏感地带，一触即发。在未触之时，贮存物处于注意的边缘，而在触发之际，贮存物又迅即流转为注意的中心。
除了对注意边缘和注意中心进行分配外，观众还需同时对一台之上的角色、演员、性格、语言、服饰、化装、布景、音响等等各种因素进行注意的分配。有时观众主要注意着角色辞令，有时主要注意着性格，有时则注意着演员的舞蹈动作，有时全场观众也会对台上某种音响倾注密切的注意。不管主要注意着什么，注意的边缘地带仍然十分宽阔，为注意的转移提供背景空间。
艺术家有时也用更主动、更干脆的办法来调配观众的注意。中国传统戏曲所习用的“搁置”、“轮推”、“背供”等诸法，便是这方面的有趣例证。在众多角色在场的舞台上，戏剧家大胆地把需要此时此地表演的角色轮番地推举出来进行中心表演，暂时把其他角色搁置一边，无言无动，形若泥塑木雕。在运用现代化灯光的舞台上，这种主动调配的注意圈，又可用灯光来轮番照亮，让注意圈外的一切，处于黑暗之中。
采用“搁置”、“轮推”、“背供”等办法是为了防止注意的边缘无端地升格为注意的中心。当然，在没有太大必要进行旁白和独白的情境中，生硬地运用这类办法会伤害正常的审美过程。对观众注意力的调配过于强制，会使观众的审美主动性受到影响。
比戏剧更积极主动地把注意的中心选择出来端给观众的，是电影和电视。电影和电视的艺术家全权支配着观众的视角和视点，观众的自由选择性减少了，分散注意力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再也不必让那些应该处于注意圈之外的演员背转身去、形若木雕了，电影、电视导演们根本不让观众看到他们。对于处于注意中心的人物，电影、电视可以给他们以细部特写，甚至对于在舞台上很难表现的某些重要而细小的道具，电影、电视也有足够的办法使它们成为观众注意的重点。但是，正因为电影、电视的这种特长，也带来了与之有关的种种局限。例如，正因为把观众注意力的选择性都剥夺了，一部枯燥、沉闷的电影比同样枯燥、沉闷的舞台剧更难以忍受。
四 注意力与故事结构
观众注意力的张弛节律和分配方式，是故事结构的基础。故事结构，是艺术家对于观众注意力的一种设计。
故事结构的完整性，是艺术家对观众注意力的许诺和践约。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家锡德尼在他的著名论文《为诗一辩》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由于战争，特洛依王把自己的幼子和大宗财宝送到塞莱斯王那里。几年之后，特洛依王身亡，塞莱斯王为了贪图那大宗财宝，把小孩杀害了。正巧，小孩的母亲发现了自己儿子的尸体，她很快就用计策报了仇。显而易见，锡德尼说的这个故事是欧里庇得斯的一出悲剧的题材。锡德尼说：“我们的一个悲剧作家会从什么地方开手写这出戏呢？就从送小孩开始。于是他乘船过海，进塞莱斯，如此过了不知道多少年，走了不知道多少地方。但是欧里庇得斯从哪里开始呢？就从发现尸体开始。”（锡德尼：《为诗一辩》。）欧里庇得斯所采取的是紧凑的戏剧性结构。欧里庇得斯力图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易激发他们兴趣的片断之上，而在这一故事中，小孩的母亲为儿子复仇的一段显然是最佳段落。漫长的前史，既然不足以吸引观众，那就让它们作为回叙交代出来。
注意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或指向，也规定着戏剧结构的不同方式。心理学认为，注意并不是一种纯粹独立的心理过程，它包含着感知、情感、理解等心理活动，或者说，是这些心理活动的共同特征。因此，当注意以不同的心理活动为重点内容的时候，结构方式也会相应而异。要求戏剧整齐划一地推行某种“最佳”结构方式，完全违背了人们心理活动过程的丰富性。
观众的注意力与故事结构的关系，决定了一切成熟的戏剧、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必须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的叙事能力，是连贯其他艺术能力的基础能力。具有叙事能力，其他能力都能被激活；缺少叙事能力，其他能力都提挈不起来，成为未经串络的散珠碎玉。叙事能力即讲故事的能力，也就是根据对观众注意力的预测而营造情节、结构的能力。离开了这个心理学依据，也就无法真正明白艺术作品中故事、情节、结构的由来。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情节、结构的重要性置于众多艺术因素之前。但是直到今天，中国艺术家最缺少的艺术能力，还是叙事能力。
